我的高考丨罗卫东：十四岁的高考

我出生于1963年农历6月19日，当年闰四月，换算成公历是8月8日。当时，国家已经采取了“四大自由”的政策，农村度过了三年困难时期，百废俱兴，农业生产也恢复了正常。虽然农村的生活仍然贫困和艰苦，但确实已经改善了很多，至少我没有像父母亲和姐姐们那样饿过肚子。1968年，5岁那年，父母亲就让长我10岁的大姐带着我开始在村里上小学，1974年9月，11岁，到离开村子十里多远的公社所在地上初中，从此开始了住校的学习生活，直到1978年1月，三年多时间里，我都在淳安县长岭人民公社五七中学读书，学制是初高中各两年。

现在的孩子恐怕不知道何为“五七中学”，1966年5月7日，毛泽东在给林彪的一封信中提出了关于中国社会各行各业建设指导思想的指示，工农商学兵，各行各业都要在抓好本质工作、完成自身任务的同时兼任其他功能，比如，军队要抓训练、抓备战，但也要抓学习、搞生产；其他行业以此类推。在这个指示中，关于学校，是这样写的：“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根据毛泽东的最高指示，全国各地开始对各级各类学校的办学进行改革，调整教学安排、推行新的学制，重新设置课程，编写教材。这些以五七指示为指导来建设的中学，就是五七中学。我就读的长岭五七中学，是淳安县长岭人民公社唯一一所初高中学制的中学，当时学校采取的是半工半读，课堂学习加社会实践的教学模式，每周六天，三日在教室里学知识，其他三日在广阔天地里从事生产实践（周六上午劳动，下午班级政治学习和各种总结宣传事务），也就是一半时间读书，一半时间干农活。学校有自己的试验田、养猪场、作物栽培室，公社农技站是我们的对口实习单位。三年多的时间里，除了学习语文、数学、物理、化学、政治这些理论课程，还学习了农机、化肥、农药、植保、卫生、针灸、中草药等实践类课程，从种田养猪到砍柴烧炭，从育苗制种到修理农机农具，从采药制药到把脉扎针，五花八门的农村实践技能都学了个遍。不仅如此，当时公社和学校的很多建设工程，也少不了把我们这些学生组织起来参与。我们全校同学曾经花了差不多一个学期肩挑背扛从山脚的溪坑中把大量沙石运送到山顶，为即将来此地插队落户的杭州知青建造房屋；也曾经在天寒地冻的严冬，与社员一起开山放炮，造水库、挖水渠，大办农田水利；曾经在深秋的季节去深山老林采集中草药，以解决学校办学经费困难；我们用自己瘦小的血肉之躯，清理砖窑、填埋沟壑，建造了学校的运动场，又运用刚学到的地理知识，使用借来的水平测量仪，披襟斩棘走遍山头，绘制了拟建设的盘山公路工程图纸；还穿行在崎岖不平的山道上，将大量的硫磺矿石从采集洞运往炼化场。

总之，农村五七中学是照着新一代农民的骨干分子的要求来培养我们这些学生的。前几届毕业的高中生回到自己的村子里，也确实成为精英，成分好的、有关系的不是当了会计、经济保管员就是赤脚医生、民办教师，表现特别优秀的甚至培养成为大队书记和生产队长，根正苗红体检合格的，则应征入伍成为光荣的解放军战士。那些没有政治资源但头脑不错，有点志向又不甘于在广阔天地里日晒雨淋的，就选择拜师学手艺，木匠、箍桶匠、油漆匠、裁缝、篾匠、泥水匠等手艺，一般三年学徒满师再做一年伙计后，即可自立门户。记得母亲也曾经认真为我的未来做了谋划，因为家里成分低，高中毕业后要在生产队里混，估计前景不会很好，就决定让我跟着远近闻名的油漆匠二舅当学徒。我自小喜欢写写画画，学油漆匠也好发挥我这方面的兴趣和特长，母亲的这个谋划也很合我心意。

1977年，国家开始尝试恢复高考制度，我当时正读高二的第一学期，大概是成绩在班里相对较好的原因，当年十一月份就被抽调去参加第一次高考，初试也通过了，但复试时名落孙山。原因是作文考砸了，复试的作文题目是“路”，我按照当时政治论述文的常规作法，写了满篇的大话和套话，想必让阅卷的老师不以为然，自然是得不了好分数的。记得复试阶段，全县语文得最高分的是一位高龄知青考生，他从自身的曲折经历阐释了人生之路该如何走的问题，夹叙夹议，情理交融，这样的作文在当时最受判卷老师青睐。首次高考落选，内心有一点失落，但是也没有太在意。

不久，上面决定在全县各中学选拔成绩优秀的高中生到三所重点高中，进行为期一学期的集中培训，我也有幸入选。1978年2月起，在高中的最后一个学期进入唐村中学读书，并参加当年的高考。我自己的命运改变可以说源自这次集训。在唐村中学，我遇到了很多好老师，班主任章熙铮老师慧眼识才又爱才如命，对学生恩威兼施、宽严并重，在学习上对我们要求极为严格，但在生活上又无微不至地关心。他甚至把自己寝室的钥匙交给我们几个学生，为的是让我们自由阅看他个人订的《人民文学》、《小说月报》等杂志，他的饭菜票都放在写字台上，我们可以自取，自然，我们都自觉不去动用他的伙食费，但老师的仁爱和慷慨深深地感动和激励着我们。他是我人生的第一个伯乐，是我一辈子都要感谢和学习的良师。教语文的曹国刚老师对我的作文很赏识，常把来作范文在课堂上朗诵，极大地激发了我的信心和兴趣；教历史的方格成老师是名校毕业的摘帽右派分子，学识广博、思想深邃、表达生动，讲课引人入胜，极受同学们欢迎；教地理的王宏梅老师年逾古稀，虽有浓重的义乌口音，但教风严谨、梳理和讲授知识点一丝不苟。后来我们才知道，这些改变我们命运的好老师也都是不久前才从其他地方选拔抽调而来专门辅导我们的。

尽管自己并不特别感觉到高考的重要性，但父亲的期望还是让我感到巨大的压力。家境不好、学习任务重，营养和休息都不能充分保证，结果是得了相当严重的神经衰弱。高考头一天晚上，我彻夜未眠，脑袋就像是一团浆糊，完全不听使唤，次日上午，考试第一门科目，是我最擅长的语文，却没有考出应有的水平，下午考地理，更是全线崩溃，经纬不分，东西南北都搞混了。全部科目考完，我心都凉了，总觉得这次情况不妙，辜负了父母亲人和老师们的期望，肯定上不了大学。

高考结束，高中毕业典礼开过以后，我就回到了村里，每日砍柴打猪草，或者帮助生产队干一些力所能及的农活，日子很平静地一天一天过去了。毕竟还是一个不到十五周岁，身高不满一米五，体重不足80斤的小孩子，不知道忧愁，偶尔会在乡亲们的调侃下思考一下到底是务农还是跟着二舅学油漆手艺这个“严肃的”人生问题。如果可以自由选择，以我当时对乡村生活的热爱，对亲人的感情，我暗暗地希望一辈子就在这个村子里过下去，一家人永远不分开，我知道甚至母亲也是这样想的。不过，父亲却比我们任何人都焦急地等待着高考的结果。

记得那是八月底的一个傍晚，集体劳动的村民已收工，有不少人在村边小溪里洗濯，有勤快些的，在自留地起劲地干活。太阳西沉，后山的影子不断在前山爬升，就快要到顶。炊烟已经开始升到村子的半空中，空气里飘着的是新米新面烹制的晚饭的香味，这是一个非常美好的夏天的黄昏。村里的赤脚医生徐玉培从公社回来，才到村口就气喘吁吁地高声叫着我父亲的名字，说有一份寄来自杭州的挂号信。此前村里也有参加高考的同学，陆陆续续地收到这样的挂号信，但都是名落孙山的消息，父亲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当场拆封，一看是杭州大学发来的高考成绩单和录取通知书，登时喜出望外，一块石头也就落地了。

我成为这个自然村有史以来第一个大学生，也是整个行政村最近三十年来唯一一个考取大学的人。很难形容，当全村的乡亲都知道我考上大学时的情形，可以说全村沸腾了，消息也很快就传到了全公社。此后很多天里，络绎不绝的人把家里挤得水泄不通，父母亲和姐姐们忙里忙外地招待大家。亲朋好友送来米面大豆、鸡蛋花生、瓜果腊肉等土产，友情特别深的访客送来了塑皮笔记本、钢笔之类乡村罕见的“高档”礼物。

我出生的这个小山村，更确切地说是一个山寨，但有一个很雅的名字叫做“流湘”，得名的缘由不得而知。全村有四个自然村，我所在的最大，但也不过只有六十几户人家，不到三百来口人。它坐落在海拔八百米左右的一个小山谷之中，我在大学时代第一次读到陶渊明的“桃花源记”一文，就以为他写的简直就是我的家乡。溯溪而行，小道蜿蜒，山重水复，村民们傍水而居。那条源自白际山脉老山深处、从村边蜿蜒流过的小溪，常年不断流，保障了全村人生活和生产用水。这条溪流的出口处就是当地有名的风景点流湘石柱和流湘飞瀑。村子地处山区，水田不多，村民靠种植高山旱地作物糊口谋生。一条狭窄山道连接了山里山外，物资进出全凭肩挑背扛。

由于交通不便，村子和外面没有通公路，出发到杭州来读大学的那一天，必须凌晨三四点钟即起来准备，四点半左右就得出发，翻山越岭去山外的车站坐去往码头的客车，在那里等待去县城排岭镇（后来更名千岛湖镇）的客轮，要在县城住一晚，次日一早再乘开往杭州的长途客车。

我在乡亲们的护送下，离开了这个养育我十五年的村子，我在这里有艰苦但无忧无虑的童年时代，在风土人情的熏陶和无数古老传说故事的滋养下长大。一想到此后就要长期地与它告别，内心充满了惆怅。那天凌晨，天光未见，几乎全村的乡亲都举着火把在后面送我，我被拥簇着走在队伍的最前头，翻山越岭。我永远也忘不了，当我走到山顶，转过身子，俯瞰村子时眼里所看到的那惊人一幕，蜿蜒的山路上，之字形的火把长龙在缓慢移动。那一刻，我禁不住流下感动的热泪。虽然尚不能清楚自己走向未来的具体方位，更不可能想象后来的发展，但在内心发誓将来一定要尽力报答这个养育我的小山村。

走出大山的我，从此开始了此前完全没有预想到的人生。离开村子前从山顶俯瞰到的那一幕，让我此后无论做什么工作，有什么样的地位，在世界的哪一个地方，都铭记初心，砥砺前行。

本文来源丨老杭大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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