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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业《杜甫:中国最伟大的诗人》出版的前前后后

周兴陆 文汇学人 2022-01-17

叶理绥、威尔逊和洪业三人的共同态度是把书稿分为两个部分,分开出版。一个部分为文本主体和译诗,由哈佛燕京学社资助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以适应一般读者的阅读兴趣,即《杜甫》。



洪业此书,撰于1948年,于1952年出版。这四五年时间里,中国政局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美国民众从对蒋介石政府垮台的震惊,到对新中国的排斥和冷漠,态度亦有很大的转变。在这种背景下,此书的出版,可谓费尽周折。


杜甫诗歌是洪业大半生的学问。十四五岁时他在父亲的指导下开始读《杜诗镜铨》。1942年,身为燕京大学教授,洪业被日军关入监狱将近半年。出狱以后,他辗转去了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任助理研究员。1947年到1948年,他在哈佛大学讲授关于杜诗历史背景的课程,在耶鲁大学等机构也发表过关于杜甫的讲演。在此基础上,他撰著了一部两册的英文著作Tu Fu: China’s Greatest Poet(《杜甫:中国最伟大的诗人》;以下简称《杜甫》),由哈佛大学出版社于1952年出版。上册选译了杜甫374首诗来描述杜甫的生平和时代;下册是子注,注明出处,比较中外翻译,辩驳前人之误。由中国人用英语撰写的杜甫研究专著,这是第一部,在当时的西方汉学界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也是杜诗传播史上一部里程碑式的著作。


洪业此书,撰于1948年,于1952年出版。这四五年时间里,中国政局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美国民众从对蒋介石政府垮台的震惊,到对新中国的排斥和冷漠,态度亦有很大的转变。在这种背景下,洪业《杜甫》的出版,可谓费尽周折。


笔者2009年赴哈佛大学访学,在哈佛燕京图书馆Dr. Raymond Lum的帮助下,查阅了洪业保留下来的所有书信、文件。其中,洪业为出版此书而来往的信件,多完好保存。本文以洪业信件为基本线索,梳理《杜甫》一书出版前前后后的一些细节,包括洪业对自己著作的看法。不论对于杜诗研究,还是海外汉学,这都是不无意义的。




出版前颇费周折


在洪业撰写完《杜甫》的当年,1948年9月,洪夫人就出面联系出版。首先联系的是美国麻省一个出版中介,由他们确定出版机关。该中介的Lucile Gulliver给洪业太太写信说:


我怀着极大的兴味拜读了洪先生的《杜甫》,受益匪浅,很愿意出手相助,使之出版行世。这书非常专业,读者群可能非常有限,因此销售很慢。所以需要时间,等有识的出版商愿意为之投入财力。也有可能将来会得到经费资助。John Day Company的Walsh先生现在尚未最终拍板,洪先生可以下星期和他商讨此事。(笔者节译,下同)


John Day Company,即赛珍珠在美国创办的出版社,汉译为庄台公司。这个出版社出版过不少介绍中国的著作,林语堂的《吾国与吾民》等书就是由这家出版社出版的。Walsh(理查德·沃尔什)先生是出版社总裁,赛珍珠的第二任丈夫。


洪业接信后,于9月27日立即回复,说:


你9月24日给我太太的信,热心帮助我关于杜甫的书联系出版社,我们非常感激。我今晚去纽约参加明天的一个会议。我知道Walsh夫妇只有星期二在纽约,因此这次不能见到他们。10月12日我要再去纽约参加哥伦比亚大学的一个会,也许那时可以拜访Walsh夫妇。我想,您能否给我一些建议以修改我的书稿。您的建议对于我撰写和打印以后的章节将很有帮助。你知道,英语不是我的母语,虽然我为此奋斗许多年,但还是不能精熟运用它。


洪业虽然早年留学美国,后又来美国任教,发表过英语论文,但是对于自己运用英语的能力总是信心不足,多次说到自己运用英语写作的困难。


10月11日,Lucile Gulliver给洪业转来了沃尔什的审稿意见,意思是:


我收到你的信,说洪煨莲这个月底要来见我。我已经阅读了他关于杜甫的部分书稿。正如您说的,我知道洪博士,自然对他做的一切感兴趣,我很认真地处理这部书稿。但是,很遗憾,我们若出一本关于杜甫的书,肯定要亏本,即使如你说的有出版资助。对于你送来的部分书稿,我很感兴趣,特别是他讨论Florence Ayscough和Amy Lowell的翻译。我自己很早就对杜甫感兴趣,但是过去几年里我们试图让美国民众对另一个伟大的中国诗人苏东坡发生兴趣,出版了林语堂著的《苏东坡传》,题目为The Gay Genius,结果却令人失望。尽管是大名鼎鼎的林语堂,是一本高质量的传记,但我们也没有达到预期的销量和反响。我担心,鉴于目前美国民众对于中国事务的挫折情绪,出版像洪博士此类著作是不可能赢利的。当然,情况会改变的,因为过去二十年对中国的兴趣随着政治、经济、国际关系形势或高或低,所以有朝一日,洪博士的著作会显示其价值。但是,就目前来说,很遗憾我只能将书稿退还给你。


沃尔什基于出版效益的考量,拒绝出版此书。庄台公司出版了大名鼎鼎的林语堂《苏东坡传》,销量并不理想,因此担心出版此书会亏本。


到了第二年(1949)的8月22日,Lucile Gulliver给洪太太来信,说他们已经联系了美国最大的教育出版社Houghton Mifflin Company,得到的答案是,如果有基金赞助的话,可以出版。8月23日,洪业给Lucile Gulliver回信:


如果有资助的话,Houghton Mifflin可以考虑出版我关于杜甫的书《伟大的文学是不朽的》,这是一个令人高兴的消息。(作者按,从通信可知最初拟的书名是Good Literature Is Immortal。)


许多年前,Houghton Mifflin出过一部伪造的《李鸿章自传》。在新版中,加入了长篇的调查文字,揭露伪造。这一定花费他们大笔金钱。我赞赏这样有勇气公正地面对广大读者的出版商。Florence Ayscough关于杜甫的两部书由Houghton Mifflin分别于1929、1934年出版。其中阐述和翻译充满错误。我想,Houghton Mifflin为了保持它一贯对真理的高度尊重,会愿意出版我现在的这部著作,而不致让其旁落他家出版商之手。


洪业提到Florence Ayscough关于杜甫的两部书,是指她在Houghton Mifflin出版的Tu Fu, The Autobiography of a Chinese Poet(《杜甫,一个中国诗人的自传》)Travels of a Chinese poet:Tu Fu, guest of rivers and lakes(《一个中国诗人的旅行:江湖客杜甫》)。《杜甫,一个中国诗人的自传》是英语世界的第一部杜甫传记。1930年,洪业曾在《星期六文学评论》上发表《受难的诗人》予以评述。在《杜甫》的下册中,洪业屡次提及此书,辩驳其谬误。


但是,Houghton Mifflin并没有答应出版洪业的书稿。1949年10月,他们还是以此书销量可能很有限为理由,拒绝出版。此时,洪业还和纽约的Borzoi Books出版公司、耶鲁大学出版社联系,都以大致相同的理由被谢绝了。最后还是Lucile Gulliver建议洪业与哈佛大学出版社的威尔逊(Wilson)联系,他们或许对此书有兴趣。


洪业没有直接去找哈佛大学出版社的威尔逊,而是先和哈佛燕京学社的叶理绥(Elisseeff)社长联系,申请了出版基金,由叶理绥与威尔逊联系。叶理绥是哈佛燕京学社首任社长,精通日语和日本文化,可以阅读汉籍,对于哈佛的东亚研究事业做过突出贡献。在《杜甫》的《前言》里,洪业特别向叶理绥致谢。没有他的援手,洪业这部巨著可能永不见天日了。


叶理绥在1950年上半年把洪业的书稿交给哈佛大学出版社的威尔逊。后者随即请一位专家审稿。1950年9月21日,威尔逊给叶理绥来信说,请了美国一位著名的诗人、评论家,对洪博士关于杜甫的书稿提出一些意见。并附上了匿名专家的评审意见。主要意见,一是英语文字表达存在问题,二是注释繁琐。此信转给洪业后,洪业于1950年10月2日给叶理绥写信说:“威尔逊先生和那位评论家对于拙稿的真诚建议,我由衷地赞赏并准完全接受。”另外就是重译了《夜宴左氏庄》和《饮中八仙歌》;他希望找一位能干的文字编辑来修改他英语文字与表达的不当。如果文字编辑能找出文中一般读者不感兴趣的辩论性段落,他会把这些段落压缩并移至文末作为注释,并重新检讨翻译的准确性问题。后来,一位叫Duffy的女士帮助洪业修改书稿。叶理绥、威尔逊和洪业三人继续讨论如何处理过于学理性的注释的问题。三人的共同态度是把书稿分为两个部分,分开出版。一个部分为文本主体和译诗,由哈佛燕京学社资助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以适应一般读者的阅读兴趣,即《杜甫》;另一部分是注释和索引,只有专业研究者才需要,作为哈佛燕京学社的出版物,算得上是前者的附录,即《杜甫》下册(Notes for Tu Fu:China’s Greatest Poet, A Publication of The Harvard -Yenching Institute)。均由哈佛大学出版社1952年出版。



出版后反响热烈


此书出版后,《纽约时报》刊文评论说:“此书对生活于中国历史上最辉煌也充满巨大灾难的八世纪的诗人杜甫的生平和作品进行独特的研究,对于唐代的朝野生活给予生动的描述。”纽约杂志Sunday Mirror发文评论说:“当你打开洪煨莲对杜甫生活和诗歌的叙述,时光便忽然滑到了数世纪之前。这位中国最伟大的诗人,是如此完美的一个人,如此率真灵慧。你会觉得他对于我们这个世界有许多话要说,而且的确说了。这位八世纪的中国诗人,他的人道主义情怀对于我们现今的世界也是有价值的。”洪业的《杜甫》在西方汉学界引起强烈的反响。


早在1950年11月9日,加利福尼亚大学著名唐史专家Woodbridge Bingham[中文名“宾板桥”,1941年出版过著作The Founding of T’ang Dynasty《大(唐之兴》)]致信洪业,说他这个学期在教一门关于中国唐朝的课,问洪业先生关于杜甫的书是否出版了,他想拜读并推荐给学生。11月15日,洪业回信,谈及出版的困难,其中说“既然我在杜甫研究上已花费了40年,既然杜甫等待了1130余年才进入我的关注视野,我当然乐意再费几年时间使我的著作出版。”


1953年2月7日,康奈尔大学远东研究院的Harold Shadick(哈洛德·谢迪克,曾英译《老残游记》)致信洪业说:


我首先想告诉你,这个假期我拜读你的《杜甫》,非常兴奋。这是一部很有意义的著作。你不仅给了读者关于杜甫的基本事实,而且引导读者去品赏、阐释杜诗。我拜读后觉得第九章是个亮点,特别是《江畔独步寻花七绝句》和《绝句慢兴九首》,翻译得很巧妙。我要在课堂上与学生一起讨论。我已经订购你的《<杜甫:中国最伟大的诗人>注释》一书,我很想结合杜诗原文、你的注释来重新阅读《中国最伟大的诗人杜甫》。有了这样的材料,我们才有希望在像我开设的中国文学翻译课上把中国的瑰宝展示给学生。


美国著名诗人Vincent Ferrini于1952年5月25日给哈佛大学出版社来信,说自己深爱诗人杜甫,曾在加拿大诗歌杂志Contact当年第三期上发表纪念这位伟大诗人的一首诗歌,题目为After Meeting Tu Fu,随信附上这首诗。信和诗由哈佛大学出版社转致洪业,也保存着。诗是这样的:

  Your voice (even as you turned down

  to the mountain valley, the bamboo hat

  covering your shoulders, then all of you

  as the green earth swallowed you up)

  lets fall more raindrops into the grass

  of my memory. Wait, I shout,

  but the yellow light of the bamboo is gone and I know I’ll have

  to bide for another time before we’ll meet again, and console myself

  with the song of the raindrops

  plopping on each blade, trickling down,

  each spear telling me the blue sky is everywhere and so are the groupings

  for peace. I sit on a boulder

  with my feet in a mountain pool

  and listen to the thatched roofs singing his poems to the bullfrogs

  and I see his smile, the same

  smile he gave his wife on his return

  from those eyebreaking travels.

  The raindrops fall on my hair,

  Slide down my neck and face,

  And I am bathed in the spirit

  Of his country (wet as the coolie Pushing before him the cart of his Worldly belongings, wearily pushing From alley to street, village to city)

  His people older than stone, his heart

  in mine. Here by this boulder pool

  hearing even in the midst of sorrow

  and hardship and famine the thinking

  laughter, the gigantic hope of a childlike people

  and I see you as in a dream within

  a dream calling to me

  across the oceans to join you

  wet to my bones with your sorrows

  I try to get uo but the water

  Holds me fast and after mych travail

  Know that when my people

  Feel this waterpool is yours

  as well as ours then I will be

  free to join you. I am still here

  being fed by birds’eggs and dandelion

  waiting however long it

  may be to embrace you again.


6月27日,洪业给诗人Vincent Ferrini回信,其中说:“我很有兴味地阅读了你的诗歌《遇见杜甫之后》。令我喜悦的是,杜甫1200年后,在遥距大唐帝国五千英里之外找到了知音。”


也有很多学生和年轻学者写了关于杜甫的文章,写信向洪业请教。梁实秋于1955年2月19日致洪业信,说:


弟于七八年前有志于研读杜诗,得先生主编之《杜诗引得》,不仅检翻便利,卷首序文对版本叙述详细,使弟获益尤多。曾耗两年时间按图索骥,购得各种版本六十余种。惜乱离未得携来台湾,是一大憾事。闻先生又有英译杜诗出版,弟尚未能一读,怅惘之至。



至人有至文以发表其至情


为什么洪业一生如此挚爱着杜甫?除了少年时期受到父亲的影响外,更主要的原因是时代的相似。据洪业发表于1962年5月8日《南洋商报》的《我怎样写杜甫》回忆说:“对于四十多岁的我,杜甫的诗句就有好些都是代替我说出我要说的话:政之腐败,官之贪婪,民之涂炭,国之将亡,我的悲哀愤慨。芦沟变起,华北沦亡之后,那些杜句,‘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泱泱泥污人,狺狺国多狗’,‘嶔岑猛虎場,郁结回我首’,‘天地军麾满,山河战角悲’,‘不眠忧战伐,无力正乾坤’,‘谁能叫帝阍,胡行速如鬼’等等,差不多天天在唇舌之上。”洪业在同一篇文章里对杜甫“诗圣”的桂冠有自己会心的解释:


我很佩服四十年前梁启超任公先生的一篇演讲:《情圣杜甫》。在我心中这篇启发了一套思想:所谓诗圣,应指一个至人有至文以发表其至情。真有至情的才算是至人。真能表露至情的才算是至文。可见重心点是在至情。至情是甚么?一往深情而不愆于义,才算是至情。情义恰合无间就是至情,也是至义。情中的要素是“为他”,义中的要素是“克己”。


洪业自己的人生亦可谓是“情义恰合”,他刚到美国麻省波士顿时,租了大套房子,收容了不少从大陆来的友人。他教育女儿多为他人着想,乃至大女儿霭莲到处周济穷人,还和夫君发生矛盾。


1942年洪业被日军关入监狱时,他请求狱吏“让我家送一部《杜诗引得》或任何本子的杜诗一部入狱,让我阅看。这是因为我记得文天祥不肯投降胡元,在坐监待杀的期间,曾集杜句,作了二百首的诗。我恐怕不能再有任何学术著作了。不如追步文山后尘,也借用杜句,留下一二百首写我生平的诗。可恨的日军,竟不许可我的要求”(《我怎样写杜甫》)。杜甫精神,过去曾激励李纲、文天祥等无数志士,千年之后,在民族危亡的生死关头,同样在激励着像洪业这样的学者。这就是诗人精神的不朽。


1952年5月3日,洪业给RuthCranston写信谈论《杜甫》:


不管怎样,撰写此书的艰辛工作,让我暂时不去想当前世界,特别是中国的沉闷景象。


同年10月13日,洪业给同样寓居海外的HarrySung寄去新出版的《杜甫》,并写信说:


写这本书,给流亡的我以相当大的安慰,因为造成杜甫苦难经历的唐朝恶政、叛乱和内战,和我们的时代很为相似。我寄给你一本,相信你一定爱读。


值得注意的是,洪业痛恨日军的侵略,痛恨旧政府的腐败,但由于他1946年就离开祖国,对1949年以后的新中国翻天覆地的变化缺乏了解和同情,称自己是处于流亡之中,于是,借杜诗来寄托自己对时世的忧愤,对故国的思念。今天我们读这部书的中文本,对洪业当时特定的思想和心态,应该有所察觉。





学林(2015.6.12)| 洪业《杜甫:中国最伟大的诗人》出版的前前后后

周兴陆 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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