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傅（乐成）老师有殷海光先生那样好的学问，一定嫁给傅老师。”
傅老师为人倜傥豪迈，愤世嫉俗，善恶分明，但从1974年，时年53岁，第一次中风后，身体已逐渐转衰，精神亦不济。1977年2月在写《年的幻变》一文，文末写道：“……自顾年已垂老，一事无成，过年实在是多余的。每逢过年，总是有点儿强打精神的味道。”这时候傅老师才56岁，今日看来还很年轻，但他觉已垂老，过年是多余的，实在太消沉了。傅老师最大的贡献，在于他的汉唐史著作及其教学，至今仍是治汉唐史者必读的。被称为在台的“汉唐帝国”祖师，并不为过。
傅乐成先生于台大傅钟前
关于傅乐成先生(1922-1984)的传记，笔者已写过几篇，此处所述经历，难免与前文重复，敬请读者见谅。以下主要是就我保存的一点照片及书札作介绍。
在台湾大学历史系的研究室，我和傅乐成老师、徐先尧老师是同一间（即第七研究室）。傅老师的研究室本来在文学院第二十四室，当时这是历史系图书室，在“帝大时期”即一般所说的南洋研究室，也就是面对文学院二楼右边的边间，相当大间，现在则是历史系办公室及会议室。傅老师为学生看相，正是在这里，常见排长龙。1971年7月，台大文学院成立图书馆，将各系图书集中管理，历史系的图书被移至该馆，研究室因而有些调整，傅老师被分配至第七研究室，但从此很少到研究室了。此后都在温州街的宿舍做研究，重要藏书及贵重东西都放在宿舍。1980年1月二度中风以后，请了全日看护的妇人，随侍在旁。此时傅老师在辅仁大学历史系有一门“隋唐史”课程，以及台大历史研究所有一门“隋唐史专题研究”，即由我义务代课，薪水均交给傅老师作为补贴医药及看护费。1979年英国剑桥大学出版《中国史·隋唐篇》第一册，我和当时研究生代表张荣芳君商量共同翻译此书，后来得到南天书局支持（此书于1987年出版），稿费一万元亦如数交给傅老师，聊尽作为弟子的一份心力（按：先拿稿费，再出书，中间又有些波折，所以拖到傅老师过世才出版）。
1984年2月29日傅老师病逝于台大医院，享年63岁，在宿舍的东西（包括一个保险柜，他曾说里面有一些傅斯年先生的东西），即由其异母弟傅乐治先生处理。2004年7月，我自台大退休转任玄奘大学讲座教授时，清理研究室，包括傅老师的一些藏书，看来都是一般书籍，赠给台大文学院图书馆，我刻了一颗“傅乐成教授赠书”图章，盖在每一本后面，以作纪念。另外有几张照片及图章（含傅斯年先生），我转交给历史系胡平生主任。这些照片，我复制一份，以下就所知略作解说。
傅乐成老师，字秀实。1922年6月29日出生于山东聊城。1930年，时年9岁，随家迁至济南。小学时期，曾至美术学校学习炭画，专画人像。1934年，时年13岁，迁居北平，就读辅仁大学附中。1936年，时年15岁，迁住南京，仍就读初中（学校名称待查）。由于语言和习惯的差异，生活适应不良，以致滋生不少事端，结果没有得到正式的初中毕业证书。〔照片1〕当是在南京读初中的照片，这是目前所掌握最早的一张照片。
〔照片1〕
抗战爆发，政府在南方各地，遍设国立中学。〔照片2〕是1938年2月摄于湖南长沙圣经学校，傅老师17岁，傅老师是否转学到这个学校，仍有待查考。
〔照片2〕
1938年，在风景绝佳的国立第三中学（贵州铜仁）复学。当时受教于博学能文的国文教师──金桂荪老师。金老师于品性、学识、文章等方面，对傅老师均有莫大的影响。另一位对傅老师影响甚深的长者，是校长周庆光（邦道）先生，傅老师深受感动，乖戾的个性因而收敛不少。
〔照片3〕
〔照片3〕摄于1939年6月18日，是在三中第三届文华编委的合影，时年18岁。对傅老师而言，三中的三年，是他平生读书最愉快，获益最多的一段时光。周校长和金老师，都是他毕生景慕、永难忘怀的恩师。1940年，傅老师19岁，毕业于国立第三中学高中部，并以第一志愿考取西南联合大学历史系。当时的西南联大是北方三所著名的大学，即北大、清华、南开的混合体，堪称名师如林。傅老师因在三中时读了些旧籍，对历史已稍感兴趣，尤其是震于傅斯年、陈寅恪、顾颉刚诸先生的高名，顿兴“步武前修”的雄心，便填西南联大历史系作为第一志愿。〔照片4〕应该是就读西南联大的照片。
〔照片4〕
1945年，傅老师毕业于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昆明），时年24岁。1946年，时年25岁，在南京的国立中央图书馆担任干事一职。〔照片5〕可能就是当干事时，背后的建筑物或许就是中央图书馆，此事不敢确定。
〔照片5〕
傅老师想追求一位淑女——H小姐，然而这位H小姐更倾服殷海光先生，曾对傅老师明白表示，假如傅老师有殷海光先生那样好的学问，一定嫁给傅老师，结果没能得到H小姐青睐。傅老师在《悼念殷海光先》一文中提到：“这两位诤友（按，指H小姐与殷海光先生），将永远存在于我的记忆中，不因生离死别而消失。”可见得这两位友人在他心目中的重要地位了。〔照片6〕是1946年（民35）摄于南京，泛舟上的小姐不知是否就是H小姐？兹附志于此，以供参考。但在《悼念殷海光先生》一文中还提到：“所幸此后我的生活逐渐步入正轨，并得到一位贤淑的伴侣。”（《时代的追忆论文集》，台北市，时报出版公司，1984年，页243）所以照片中的她，或许也有可能是这位“贤淑的伴侣”，而从这句话，似乎也可推测傅老师在此时已结婚，这是傅老师的学生们最想知道的事。傅老师在《年的幻变》一文（《中国时报》1977年2月20日发表时，误植为《年的变幻》），也透露他已结婚生子（前引《时代的追忆论文集》，页273-274）。
〔照片6〕让我们荡起双桨……
1947年，时年26岁，于私立弘光中学担任教师（南京）。1948年，时年27岁，于国立河南大学担任助教，时值江南渐危，无心读书，每晚只是与同事大唱京戏以遣愁怀，便在此时奠下京戏的基础。
1949年2月，傅老师28岁，追随其伯父傅斯年先生自上海乘船来台，于台湾大学历史系担任助教。这个时候除受傅斯年先生的鼓励外，也受到姚从吾老师的影响，喜欢讨论外族问题，其后才渐渐移转到政治和文化的问题。姚老师是他在西南联大的老师，也曾经是他的校长。傅老师在台大担任助教时，姚老师执教于历史系，二人有一段极深的情谊。1951年，傅老师30岁，发表《孙吴与山越之开发》，1952年发表《西汉的几个政治集团》以及《荆州与六朝政局》诸文。〔照片7〕是1952年10月摄于草山（阳明山），详细地点不明。1956年，傅老师才由助教晋升为台湾大学历史系讲师，时年35岁，其担任助教工作竟长达七年半。原本以“傅校长之侄”的身份来到台湾大学服务，可有一番作为，事实上不然，傅老师在台湾大学只得了个“傅大少爷”的名号。傅老师个性倔强，不平则鸣，导致升迁不顺。虽然可以有较充足的时间研读史学，但在这段时间，他的心情是抑郁而沉重的。
〔照片7〕
〔照片8〕是在演讲，讲题为《孔学往何处走》，时间、地点不甚清楚。1979年，傅先生时年58岁，已手持拐杖，因为1974年冬，时年53岁，患第一次中风，身体每况愈下了〔图见《傅乐成先生年谱》。
〔照片8〕
至于书札方面，只有身处异域才有可能获得。我第一次到日本，是1973年9月到1976年3月在东京大学研究，这段期间，除寄给傅老师贺年卡外，也有若干信函与傅老师往还。现在找到傅老师寄给我的两封信，可以提供给读者参考，其一为1974年3月24日，其二为1976年1月16日。
1974年3月24日的信，其中写道：
我国学人，类好固步自封，不知行情，以致成果甚少。兼以环境所限，著作多系敷衍，不关痛痒，此我国学术所以不能有长足进步者也。……
我的健康已大有进步，心脏病已痊愈，只是血压仍高，每日尚须吃药，然已无大碍矣！乞释锦注。日前李玄伯先生去世，本月三十日发丧，我撰一挽联：
“昔年豺狼当道，狐鼠横行，微公垂怜成逐客；
身后诗礼不传，箕裘难绍，使我叹恨伤精魂。”
恐治丧会不予悬挂，特录奉一阅，借以存证也。
1974年3月24日信
此信教示当时学术所以不能有长足进步的原因，可谓切中肯綮。又提到心脏病已痊愈，这是因为1972年，时年51岁，曾患心脏扩大症之故。最重要的地方，是傅老师为李玄伯（宗侗）先生的去世写了挽联，担心治丧委员会不予悬挂，所以寄给我作存证。我不清楚是否有人知道这个挽联，因为已经过了40多年，相关人员都已物故，所以此处只当历史档，附志于此，以报答傅老师。从傅老师的《追念玄伯先生》一文（收入前引《时代的追忆论文集》，原刊《传记文学》25巻6期，1974年12月），可知李玄伯先生卒于1974年3月17日，傅老师给我信是署3月24日，不到一周即撰就挽联，当时还没出殡（30日发丧），3月27日我在东京收到此函，相当快速，但傅老师的追念玄伯先生之文，是要到年底才发表。此文提到：
其实当时在台湾的人，与我有世交的，又岂止先生一家！那些媒孽我的人中，有几位与我的关系，尚不止世交！四十五年，先生在台大任代理历史系主任，把我由助教升为讲师。说来惭愧，那时我在台大已作了七年半的助教。如果不是先生的提拔，我可能作助教至十年以上！也就从那年起，每年旧历除夕，先生总是邀我到他家中作客，年年如此，直到去年，算来已有十八年了。（页228）
类似的说法，在《我怎样学起历史来》一文，提到：
当时（按，指1950年）我的性格，已远较大陆时代为和气，行为也颇能安分。但因老赶的本质，尚未尽除，不谙学林的漏规，仍为某些人所不喜。时常玩弄些损人而不利己的手段，在险恶的环境中，我沉埋于史籍者数年，写成一部中国通史（按，大中国图书公司出版，1968年），风评尚属不恶。（收入前引《时代的追忆论文集》，页264；原刊《中国时报》1978年5月7日）
以上，可作为对联上联的注解。至于下联，傅老师在《悼念殷海光兄》一文，文末借用杜甫的两句诗（按，指《苦战行》），同时表示对殷海光、徐高阮两位老友的哀悼，其曰：“干戈未定失壮士，使我叹恨伤精魂！”所以最后一句即套用杜诗。
1976年1月16日的信写道：
自任中兴院长之后，深感此工作毫无意义，殊以为苦。今爰准备辞职，以便专意于读书撰文，或较有益。我近况如昔，每两周须赴中兴开会一次。虽不甚忙，却甚烦人。去年底写成二文，一为《汉法与汉儒》，一为《傅孟真先生的先世》，业已于杂志刊出。吾弟返国后，当奉赠请正。台大史系，仍不时闹些无聊事件，人心陷溺，已至其极矣。……叶达雄弟常见面。林胜俊弟则屡次邀我南游，三四月间，我须赴台南演讲，顺便一游高雄，届时可见面也。二君皆忠诚之人，惟值此时代，好人反处处吃亏，令人徒唤奈何！
……
今年在台大研究所授“秦汉史专题研究”，选修者十六人，其中颇有才调甚优者。
此函谈了几件事：1.傅老师于1975年8月，时年54岁，出任中兴大学文学院长一职，到任后才发觉此职甚为烦人，毫无意义，所以函中表示“准备辞职”，其实到任不过才半年而已。2.虽说“近况如昔”，但在1974年已有第一次中风，健康早已亮红灯了。3.函中告诉我说去年已发表《汉法与汉儒》《傅孟真先生的先世》二文。《汉法与汉儒》发表于《食货复刊》5卷10期（1976年1月），亦收入《汉唐史论集》（台北市，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傅孟真先生的先世》，发表于《传记文学》28卷1期（1976年1月），亦收入《时代的追忆论文集》。4.当时的台大历史系“人心陷溺，已至其极”，看来非常令人失望。5.称赞叶达雄、林胜俊二君，认为此时好人反多吃亏。6.此时在台大开授“秦汉史专题研究”，选修16人当中，颇有优秀的研究生，让他感到欣慰。
傅老师为人倜傥豪迈，愤世嫉俗，善恶分明，但从1974年，时年53岁，第一次中风后，身体已逐渐转衰，精神亦不济。1977年2月在写《年的幻变》一文，文末写道：“但老实说，虽然李府的人（按，指已故玄伯先生家人）对我十分热诚，十分温暖，但自顾年已垂老，一事无成，过年实在是多余的。每逢过年，总是有点儿强打精神的味道。”（收入《时代的追忆论文集》，页274）这时候傅老师才56岁，今日看来还很年轻，但他觉已垂老，过年是多余的，实在太消沉了。傅老师最大的贡献，在于他的汉唐史著作及其教学，至今仍是治汉唐史者必读的。被称为在台的“汉唐帝国”祖师，并不为过。
最使他安慰的，恐怕是学生们对他的爱戴。他曾说：
在台大教书二十余年，与学生们的感情颇为融洽；他们对我，也还不算失望，能有这样的结果，已应该满足。有时想到，佥壬的暗算，也未始不等于一种照拂。（见《我怎样学起历史来》，收入《时代的追忆论文集》，页264；原刊《中国时报》1978年5月7日）
记得1991年，台大历史系增聘二位教师，没经过公开征聘公告，即迳行开会投票，我指出程序不合法，不能投票，在座也有几位号称为“民主斗士”，居然没意见，我乃愤而离席，张奕善教授亦跟着离席，到外面时，拍我肩膀说：“你有傅老之风。”这个称誉，是忧？是喜？总之，所谓“傅老之风”好像已经成为在台“汉唐帝国”的风范，只是世风日下，以迄今日，傅老师所痛恨的“人心陷溺，已至其极”，恐仍“令人徒唤奈何”！但若“汉唐帝国”的研究，能够继续发扬光大，傅老师即可含笑九泉矣。
专题（2016.12.30）| 傅乐成先生的留影与书札
高明士 | 台湾大学历史学系名誉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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