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放之喜悦：奥维德与俄罗斯诗人

流放和怀乡是俄罗斯诗歌永恒的主题之一。在这个诗人经常因为写诗而被迫害、起诉和杀害的国家，流放这个主题，无论是身体上的还是存在意义上的，都特别能够打动人心。在俄罗斯诗人对他们古典时期的前辈做出回应时，有几位接受并阐释了公元8年奥维德不幸遭到奥古斯都流放这个主题。本文聚焦于三位俄罗斯诗人对奥维德之流放的反应，他们是亚历山大·普希金、奥西普·曼德尔施塔姆和约瑟夫·布罗茨基。为了揭示对流放及其叙述的接受和阐释的复杂背景，本文深入探讨了在实际的诗歌实践中所反映出来的民族诗歌记忆，以及每一位诗人的个人经历和文化诗学。对于奥维德的流放，三位诗人有同样的认识，即身体上的流放让人解放，给人灵感，甚至让人喜悦，最重要的是，它可以让诗歌成就获得不朽。

约瑟夫·布罗茨基在他的一篇散文中曾经说过：“在这个世纪，流离和错位很常见。” 对俄罗斯诗人来说，这个说法尤其合乎事实，并且也适用于那些开辟了俄罗斯诗歌传统的诗人。在俄罗斯，诗人曾经长期受到系统化的虐待和排斥，受到身体上或者是存在意义上的流放。因此，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俄罗斯诗人都“既思乡，又厌乡”，他们发展了对祖国爱恨交加的关系这一主题。祖国的诱惑和情感上的距离激发了他们的创作灵感，也让他们深感忧伤。在思索自身流放的处境时，为了寻求答案，他们将目光转向了原型意义上的流放者奥维德。这个伟大的罗马诗人不知何故冒犯了元首奥古斯都，公元8年，他被流放到了位于罗马帝国边陲、黑海之滨的托弥（今天的康斯坦察）。他因为自己的命运而郁郁寡欢，也一直没有得到元首的宽恕，最终客死于此。

本文所探讨的三位俄罗斯诗人对奥维德的流放做出了自己的“反应”，并在各自的历史时代和文化诗学框架之内，根据自身的“流离和错位”对其加以“改编”。

从左到右为：亚历山大·普希金（1799—1837）、奥西普·曼德尔施塔姆（1891—1938）、约瑟夫·布罗茨基（1940—1996）

亚历山大·普希金：流放中的“严肃的斯拉夫人”

普希金对奥维德深入彻底的接触发生在1820至1824年之间，当时他正被流放至比萨拉比亚（摩尔多瓦）。在流放的这几年中，普希金将注意力转向这位罗马诗人，多次提到他，最早是在1821年3月24日写给《伊里亚特》俄文翻译者尼古拉·格涅季奇（Nikolai Gnedich）的一封信中。信中有这样一首诗：

朱莉娅为他佩戴桂冠，

狡黠的奥古斯都将他流放。

奥维德苦熬暗淡岁月无限惆怅，

他拨动了如泣如诉的琴弦，

怯懦地奉献给充耳不闻的偶像。

远离北国之都，

我忘记了那里持久的云遮雾障。

……

我和过去一模一样，

懒得低头弯腰同愚妄之辈交往；

我和奥尔洛夫争辩，杯酒浅尝，

我决不会怀着渺茫的希望，

用阿谀的颂词把屋大维来歌唱。

（译文参考了《普希金诗选》，卢永编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下同）

在这首诗的开篇，将“朱莉娅为他佩戴桂冠”和“狡黠的奥古斯都将他流放”并置，这表明普希金很熟悉奥维德被流放的历史背景。朱莉娅是奥古斯都的女儿，因为通奸而被其父流放，有几处证据表明，她特别喜欢奥维德的诗，尤其是那倒霉的《爱的艺术》。在奥维德的流放诗中，他试图收回过去的错误，重新获得元首的好感，这让普希金感到很失望不安。我们接着会看到，在处理这一主题时，普希金一直持这种态度。

在这几句诗中，还有在“致恰达耶夫”和“从比萨拉比亚致巴拉滕斯基”以及“致奥维德”中，普希金认为自己的流放和这位罗马诗人一模一样。在普希金的叙事长诗“吉普赛人”（茨冈）中，吉普赛老人给阿列科讲述了奥维德在比萨拉比亚的传说。普希金似乎对这一主题情有独钟，因为他多次重复这一主题。我们不可能认为普希金把地理位置给混淆，会认为奥维德曾经到过比萨拉比亚，但是托弥的确就在其附近，并且和摩尔多瓦一样，也在黑海附近，因此普希金一直坚持认为，他的流放之地依然充满了对这位和他同病相怜的罗马伟人的记忆。当时普希金的人生事实可以解释这种地理上的“混淆”。普希金感兴趣的是文学地理，而不是实际上的地理。他被沙皇亚历山大流放到了比萨拉比亚，他很自然地会把自己的流放和奥维德的命运相提并论。然而，两位诗人命运的相似性，并不足以解释普希金为什么会反复回到奥维德这一主题。对奥维德流放这一主题的偏爱，反映了普希金的诗学和他当时对他的诗歌成就和诗学使命的思考，并且可能是另外一个更加深层、更加关键的方面。在“致奥维德”中，普希金明确地将奥维德的流放和他自己的命运加以比较，创作了另外一种“哀歌”，而这可以被看作是对奥维德的“批判式模仿”。

在这首诗中，普希金首先回顾了奥维德的悲惨境遇，他恳求屋大维准许他返乡，以及他的离世——遥距他挚爱的罗马。普希金在哀叹奥维德的流放命运和他无休无止的思乡之情时，将其称为“金色意大利的非凡公民”。这首诗中有几个方面尤其值得注意。在“致奥维德”的中心是一种“腹语表演”，是普希金在以奥维德的声音说话，表达的是奥维德对自己的流放处境可能的感受。

满怀沉痛，你投书给远方的朋友：

“啊，归还我父兄居住的圣城，

归还我家族花园里宁静的绿荫！

朋友们啊，把我的恳求转告奥古斯都！

用你们的眼泪求他高抬贵手！

但假如愤怒之神依然不肯饶恕，

伟大的罗马啊，今生我将无缘见你。

愿这最后的祈祷能缓和我可怕的命运，

让我的灵柩接近美丽的意大利！

这种回忆和奥维德本人在《哀怨集》与《黑海书简》中所表达出来的悲伤是一致的，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本诗的第48行。从第49行开始，悲伤结束了，普希金提出了一连串初看起来像是反问的问题：

什么人能心肠冷酷，无视优美，

敢于责备你的沮丧和泪水？

什么人能傲慢粗鲁，不通人情，

读你那诀别人世的哀歌竟无动于衷？

我们可能会认为，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是：没有人会对奥维德可悲的流放处境无动于衷，奥维德的流放肯定将继续作为罗马历史上令人悲伤的一页。但普希金可不是这样一个老套的诗人，他紧接着就是这样奇怪的一行：

我是严肃的斯拉夫人，有泪不轻弹，

但是我理解你的诗篇……

然而，理解和完全的、无条件的同情不是一回事。这样一来，普希金几乎在坦白，实际上他本人就是那个“心肠冷酷”的人，从不同的文化和地理视角来看待奥维德的处境。奥维德的北方，对于普希金来说就是温暖宜人的南方。在奥维德的流放诗中，盖塔人的地方，他的流放之地，是一片连树木也没有的荒原，完全享受不到大自然的丰饶。这种对景色的不同了解，也让普希金将他庄严肃穆的斯拉夫灵魂和奥维德敏感的地中海性情并置，指出他并没有为自己的流放而哭泣。从诗歌成就的角度而言，他甚至发现奥维德的流放赋予人力量。

对奥维德的流放的“重写”就这样开始了。普希金来到这片被奥维德描述为寒冷、凄凉、总体上不适宜人居住的地方，却被这里美丽的景色深深打动。事实上，他将这里冬天的温暖和俄罗斯漫长的严寒相提并论。和奥维德不同，普希金被流放地的自然风光迷住了。接着就是这首诗的结尾，更加出人意料，他对这位悲痛万分的罗马诗人说道：“欣慰吧，奥维德的桂冠没有凋零！” 这句话几乎有点居高临下地指出，为了诗歌的不朽，流放的痛苦是值得的。普希金接着说：“如果我的子孙后代来到这个遥远荒僻的地方，探寻我的遗迹，我将为这一事实而欢欣鼓舞。”其潜台词是：“奥维德，你何不如此呢？”

这首诗的第98行“我们名望有高下，而遭遇却相同”，普希金将他本人和他的伟大前辈进行了对比。在被放逐到托弥时，奥维德已经完成了他最著名的诗歌作品，而据说正是其中之一的《爱的艺术》导致了他的流放。相对而言，普希金在写作“致奥维德”时，他知道自己的诗歌生涯才刚刚起步。51岁的奥维德并没有得到这位22岁俄罗斯诗人的多少同情，鉴于奥维德诗歌声望的不朽，他拒绝把奥维德的处境看作是可怜的。在普希金的最后一稿中，这一行后面还有另外两行，但是由于沙皇的审查，在出版时被删除。这两行是这样写的：

但是，无论是我骄傲的良心，还是我桀骜不驯的竖琴，

都从来没有被这无法无天的背叛而蒙上灰尘。

从98行后面的这个“但是”，我们是否可以做出如下推理呢？在普希金看来，奥维德已经损害了其诗歌的完整性，为此普希金对他进行了谴责。奥维德的流放诗是不是属于这种损害呢？在前文引用过的1821年3月24日写给格涅季奇的信中，普希金暗示奥维德“拨动了如泣如诉的琴弦，怯懦地奉献给充耳不闻的偶像”。此外，普希金“重写”奥维德的流放，似乎在反驳这位古代诗人本人的观点，即流放标志着诗歌的死亡。普希金却几乎将其视为一种重生，一种净化的时刻，重新开始的时机，但更重要的是，这主张了他的自由，在1825年十二月党人被残酷镇压之后写作的诗歌中，这个主题更加能够打动人心。

对于普希金来说，对这位罗马诗人的回忆就是欢庆诗歌的力量战胜皇帝的敕令。流放可以赋予人力量，而不是削弱人的力量。因此，对于普希金对奥维德命运的关注，必须要从普希金诗歌中一个更大的主题的角度来思考，这个主题涉及诗人在社会上的地位和作为自由捍卫者的角色。从读书时代直到英年早逝，他一直对这一主题非常感兴趣，并且也经常回到这一主题。

在普希金对奥维德流放命运的关注之后，在充满了政治和社会灾难的20世纪俄罗斯诗歌中，这一主题得到了进一步的探讨。

奥西普·曼德尔施塔姆：圣彼得堡的奥维德

从曼德尔施塔姆开始，对流放的思考进入了一种更加自觉、更加复杂的阶段。这种思考和曼德尔施塔姆诗歌中最具悲剧色彩的主角有显然的联系，这个主角就是他所热爱的圣彼得堡。他关于罗马和圣彼得堡的很多诗歌探讨的是分离这一主题，在这些诗中有一种十分明显的失落感。从曼德尔施塔姆关于罗马的、探讨流放的诗中，可以很容易地看到他对“老”圣彼得堡的恋恋不舍，这反映了他对这个“濒临死亡”的城市的渴望和痛苦，因为这个城市即将成为陌生的彼得格勒，而这是革命的结果。在这些诗中，分离这一主题得到了深入的挖掘，和普希金的作品一样，这让人想起奥古斯都对奥维德的流放。在“关于简朴而粗陋的时代”（1914）的最后一节，曼德尔施塔姆专门回顾了奥维德被从罗马放逐的情形，以此来类比他自己内心的渴望：

当奥维德的爱已经衰减，

在他的诗歌中把罗马和冰雪混为一谈，

在野蛮人缓慢行进的队列中，

他把四轮牛车来歌颂。

这首诗描绘的是奥维德的传统形象，他郁郁寡欢，因为离开了唯一一个可以生活的城市而悲伤不已。这在某种程度上呼应了普希金对奥维德的回忆，普希金之所以回顾这个罗马诗人的处境，仅仅是为了“重写”，不仅要重写不公平地受到奥维德憎恶的风景，还要重写流放之哀歌。和普希金一样，在1918年写作的“哀歌”（“我已经掌握了离别的艺术”）中，曼德尔施塔姆最初采用了哀婉的语气，这不但让人想起奥维德，还让人想起另外一个罗马诗人提布卢斯（Tibullus），把流放的主题和爱的主题融为一体。在写作这首诗时，曼德尔施塔姆在克里米亚，他把此地与罗马文化直接联系起来，明白无误地指向奥维德的《哀怨集》 1.3，这部分描绘的是奥维德离开罗马的情形。

曼德尔施塔姆的“哀歌”第一个诗节是这样写的：

我已经掌握了离别的艺术，

在披头散发的夜之哀恸中。

群牛在咀嚼，等待在继续，

在城市守夜的最后一刻，

我向这雄鸡一唱的典礼致敬。

担起旅途的悲伤，

以迷蒙的泪眼，眺望远方，

女人的哭泣，混杂于缪斯的歌唱。

在这首诗中，有几个层面暗示了奥维德。这一诗节几乎是对奥维德《哀怨集》的“模仿”，因为在《哀怨集》中，奥维德描绘了他哭泣的妻子、家人和朋友，而他本人则恋恋不舍，一直拖延到黎明最后一刻，但是君王的命令不得不从。这首诗的第一行也暗示了奥维德被流放的原因之一：“离别的艺术”这个表达是对奥维德声誉不佳的《爱的艺术》的戏仿。据说奥维德对爱的“艺术”的精通，是导致他不幸地体味到“离别的艺术”的原因之一。随着女眷们的哭泣，他的缪斯女神也开始了新的歌唱，而这将是怀旧之歌。由此可见，曼德尔施塔姆的“哀歌”和普希金的“致奥维德”一样，赋予了奥维德的流放以积极的意义，即诗歌创造力的新生：他的缪斯女神将陪伴着他，继续激发他创作出新的诗篇。

在写于1915年的另一首诗中，曼德尔施塔姆进一步探讨了这一积极意义。这首诗以一种奇怪的方式明确指向奥维德，将奥维德被流放这一悲剧事件加以重构，和普希金相比，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这首诗是这样写的：

马儿欢快地嘶鸣，吃草，

山谷覆盖着锈迹，和罗马一样，

光阴透明的激流冲走了，

美好春日干燥的金黄。

秋天，我行走在荒芜的，

铺了一层厚厚的橡树叶子的小径上，

我记起凯撒俊美的容貌，

女子气的脸庞，奸诈的鹰钩鼻。

如今远离神殿和广场，

大自然在静静地凋败；

我听见了奥古斯都的声音，

在世界的尽头，

我听见了岁月之轮的滚动，像一个甜美的苹果。

当我老迈，让我的悲哀保持明晰。

我生于罗马；如今它已重归我身旁；

秋天是我仁慈的母狼，

八月——凯撒的月份——冲我微笑轻扬。

虽然奥维德显然没有出现，但是这里的第一人称单数的作者视角，以及对奥维德的流放的暗示都是一目了然的。和普希金一样，在这首诗中，曼德尔施塔姆也利用了同样的“腹语表演”。作为奥维德对罗马的道别，这首诗没有提到乡愁。从生于斯长于斯的城市被放逐， 此时的诗人已经垂垂老矣，但是因此产生的“悲哀”变得“明晰”，而他人生的秋天变成了提供滋养的母狼。

就像上文指出的那样，在奥维德流放诗中，他的流放之地托弥是一个乏味、暗淡的蛮荒之地，但是曼德尔施塔姆和普希金一样，把这里描绘成了一个风景如画的地方，奥维德漫步在满地厚厚的橡树叶上，马儿在草原上吃草，安静而祥和。曼德尔施塔姆把这里的景色和奥维德的悲哀进行变形，让他笔下的奥维德和罗马不可分割。这首诗的第二节也和奥维德的《黑海书简》II， 8. 1-5相呼应，这部分描绘了他刚刚从罗马收到的皇帝家族的肖像，准确说来应该是关于奥古斯都、提比略和利维娅的肖像。

我刚刚收到一个凯撒和另外一个凯撒在一起的肖像，科塔·马克西姆斯（Cotta Maximus），这就是你送给我的神灵，这样你的礼物就完整了，利维娅也和她的凯撒们在一起。

奥维德这首诗的语气过于阿谀奉承，显得不够真诚、夸大其词，这很快就变成对自己流放处境的悲叹。然而，在曼德尔施塔姆的诗中，虽然诗人被怒意难消的奥古斯都从罗马流放到了帝国的边陲，但是他对元首的忠诚却毫不动摇。唯一能够看到敌意的是奥古斯都“女子气的脸庞”和“奸诈的鹰钩鼻”，而就连这些也被说成是“俊美的容貌”。这首诗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方面是诗人没有回到他所热爱的城市，而是城市回到了他的身旁。在这里，罗马被视为一种“永恒的回归”（retour eternal），一种人生的循环，而不是一个地理位置。帝王也无法真正将诗人从定义他的城市中流放出去，在此意义上，诗人最终战胜了自己的命运。这首关于奥维德流放处境的诗充满了惊人的乐观精神，只有结合曼德尔施塔姆本人和他的罗马（圣彼得堡）之间的关系才能理解。曼德尔施塔姆对历史上奥维德的流放进行了“重写”，这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他对自己从革命之后的圣彼得堡被流放的感受。在他的诗中，他所热爱的荣耀之都变成了失落之地、怀旧之地和死亡之地，和罗马城以及克里米亚所体现的地中海文化形成并置。

对于曼德尔施塔姆来说，罗马象征着与自然和谐的永恒理想，然而，随着帝都圣彼得堡变成了失落之城和怀旧之城，他自己的城市与他的诗歌文本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改变。圣彼得堡的诗性现实和曼德尔施塔姆对罗马的认知很接近。这个城市只存在于他的诗化想象中。窗外的世界是城市吸血鬼，其变形发生在诗人的想象里。在曼德尔施塔姆的观念里，彼得堡和罗马相类似，而彼得格勒和列宁格勒是物理上的存在，让人联想到毁灭与死亡。战争和革命造成的“彼得堡之死”让曼德尔施塔姆通过他的诗来唤起这座“旧”城的某些因素。他写于革命之后的诗表达了这种对过去的怀旧（直到今天，这座城市依然有强烈的怀旧感）。

这座城市既给了他灵感，同时也毁灭了他，曼德尔施塔姆和它的关系与奥维德和罗马的关系之间的相似之处在于两人的怀旧。然而，与奥维德不同，曼德尔施塔姆的流放不是身体上的，而是心理上的；他的失落不是地理上的，而是精神上的。彼得大帝的梦幻之都被摧毁和蹂躏，让诗人感到十分陌生，让他感到害怕和焦虑，让他预感到自己的毁灭。当诗人将自己作为自己城市的流放者，他对圣彼得堡的热爱也开始变得模棱两可。面对圣彼得堡所经历的变形，他感到自己被疏远，被流放到了自己记忆的边陲，这种记忆渴望维持他对这个城市的早期认知，这里有他的朋友，他在这里爱过，也痛苦过。

在曼德尔施塔姆的想象中，奥维德的怀旧是明晰而明快的，甚至有点喜悦。曼德尔施塔姆回到了他的城市，却不能无视残酷的现实，因为曾经象征着一个历史观念的城市现在有了毁灭性，而他本人就是下一个受害者。

主啊！帮我活过这一夜，

你谦卑的仆人，我性命堪忧，

生活在圣彼得堡就像睡在一个棺材里。

在早期写给圣彼得堡的诗中，曼德尔施塔姆把他所热爱的城市看作是历史的，也是永恒的，歌颂它的文化延续性，在这些诗中，他把圣彼得堡视为另一个罗马。然而到了后来，圣彼得堡神话的构建，是通过将这个寒冷、灰暗的北方之都和阳光灿烂的世界并置来实现的，对于曼德尔施塔姆来说，后者让人想到整个地中海世界，但尤其是罗马、克里米亚和黑海。

这种并置显然源自曼德尔施塔姆的罗马神话，在他看来，罗马象征着艺术和人生之间的和谐共生。然而，克里米亚和黑海在奥维德笔下是北部蛮荒之地，在这里，野蛮人驱赶着马车越过冰封的河流。因此，在曼德尔施塔姆身上，至少有双重流放；曼德尔施塔姆的罗马也处于自己的流放状态，奥维德的流放被描述为仿佛发生在曼德尔施塔姆的罗马，而事实上，它就位于黑海之滨。对于这位俄罗斯诗人来说，这是一种提喻，指代的是地中海阳光、文化和文明的神话，一个失去了的自然与艺术完美结合的黄金时代。

Ovid in Exile, by Romanian painter Ion Theodorescu-Sion, 1915.

约瑟夫·布罗茨基：流放的尾声

约瑟夫·布罗茨基的奥维德主题与其帝国主题有着密切的联系，从上世纪60年代后期和70年代早期开始，这一帝国主题成为其最大的“神话主题”。

布罗茨基的罗马帝国始于“边陲”：第一首关于“东方来信”（Ex Oriente）主题的诗创作于1963年，描绘了一位无名英雄（可能是一位军团士兵）死在东部某省沙漠里的情景。在这首诗的第一节，布罗茨基最喜欢、最具代表性的比较人物提图斯·李维出现了：

是的，和提图斯·李维一模一样，

他坐在帐篷里，但是在他周围

是看不见的滚滚黄沙，

在他手中，有一封来自罗马的信被揉成一团。

在这几行诗中，被从心爱的城市流放这一主题清晰可见，一个被比作提图斯·李维（布罗茨基可能把他和提图斯·弗拉维乌斯·维斯帕西亚努斯弄混了，公元67至70年后者曾随父亲远征犹太地）的人手拿一封“来自罗马的信”让人直接想到奥维德，因为他是最有名的致信罗马的人。在流放北部时，布罗茨基曾多次拿自己和奥维德作比较。在布罗茨基的诗歌演进过程中，奥维德一直在其诗化想象里占据着十分重要的位置。作为苏联的弃儿，布罗茨基追随普希金和曼德尔施塔姆的脚步，从奥维德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不仅仅是在人生经历方面，而且在诗学方面。在1964至1965年他被流放到俄罗斯北部期间，布罗茨基写了两首和奥维德主题有关的诗，一首是“断章”，另一首是“黑海来信”（Ex Ponto），后者的副标题是“奥维德致罗马的最后一封信”。第一首诗直接将布罗茨基与他最喜爱的俄罗斯前辈奥西普·曼德尔施塔姆联系起来：

纳索还不准备死，

这就是他为什么会如此严肃。

萨尔玛提亚的寒风，

让他心烦意乱。

星星，你比罗马还要近，

死亡也比罗马还要近，

唯一的优势就是：星星可以看到。

纳索还不准备死，

看不到船只的大海，

比罗马还要近，

猎户座也比罗马还要近，

它瞥过云层。

我可以称它为罗马么？那又怎么样？

它会不会反对呢？

就像看远处黑暗中的一支蜡烛。

还没有准备好？但是还有谁

比他距离死亡更近呢？

他可以称它为罗马么？爱上它？

是的，他终究会死去，

但是罗马，唉！

纳索，不要打扰罗马，

你自己忘了

你在给谁寄信，

也许是给死者，

仅仅出于习惯。

（不要被冒犯）

再核查一下地址，

然后把罗马划掉，

插入：冥王哈迪斯。

显而易见，这首诗融合了曼德尔施塔姆两个最突出的主题，一个是奥维德，而另外一个是垂死的彼得堡（“彼得堡！我还有那些地址，可以找到死者的声音”）。可能是1964年创作的另外一首诗也反映了这种联系的重要性。

地球的终点，并不意味着人生的终点。

这个大陆支撑着

北方的岗哨无力支撑的那个东西，

这种联系的确很强大，

甚至可以在信封上

写上“列宁格勒”而不是“死亡”。

从这些文本内部的连接可以明显地看出，和曼德尔施塔姆一样，对于布罗茨基来说，罗马的主题和他自己爱而不得的城市，以及他无论是身在其中还是置身其外时的命运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黑海来信”延续了普希金和曼德尔施塔姆所开创的俄罗斯诗歌中的奥维德主题。然而，虽然普希金和曼德尔施塔姆都对奥维德的悲伤和怀旧之情进行了“改编”，布罗茨基的“黑海来信”却非常忠实于奥维德在《黑海书简》中所描述的处境：

你美丽的容颜

也许不怕消退，

罗马和你一样

自从我们上次的离别，

并没有发生改变。

我从海上写信，

给你，给罗马。

风暴过后，船只向着海岸奋力航行，

为了证明这就是地球的边缘，

也为了证明船上没有自由。

在这首短诗中，布罗茨基简洁有力地确立了他和奥维德的共同之处：他抛弃了挚爱，但是却难忘其容颜；将城市比作挚爱；大海之近；对于身在“地球的边缘”的感受。这首诗的最后一行尤其引人注意，它独立成句，和全诗形成并置，表明布罗茨基相信任何追求幸福或自由的旅程都是徒劳，布罗茨基早期的几首诗中也弥漫着这样的思想。在这一时期的诗中，从罗马流放的主题重现了几次，尤其是在副标题为“自马提亚尔”的“致一位罗马友人的信”（1972）中，这首诗属于“致罗马书”这一“体裁”，因此一眼就可以看出对奥维德的暗示。然而，从其副标题“自马提亚尔”又可以看出它属于批判诗的范畴，是对帝国的嘲讽。这首诗的收信人名为波斯图姆斯（Postumus），也是贺拉斯《颂歌·卷二·十四》的收信人，而贺拉斯这首诗思考的是时光一去不返这一主题（Eheu, fugaces, Postume, Postume）。虽然本诗中多次出现和罗马有关的凯撒、军团士兵和利比亚战争，却没有出现历史上的罗马，仅仅是对帝国之内生活的思考：

波斯图姆斯，鸡或许的确不是鸟，

但是有鸡的脑子很糟糕。

如果命中注定要生在帝国，

最好选择一个海边的偏远省份来生活。

这里远离凯撒和风雪，

不需要阿谀奉承、奴颜婢膝去取悦。

你说，这里的总督如盗贼，

依我说，盗贼要比吸血鬼好得多。

这首诗重现了普希金和曼德尔施塔姆笔下典型的流放之“喜悦”。远离罗马再次被看作是一种让人获得解放的经历，一种从事创造性思考和英雄行为的机会。在这方面，布罗茨基对于流放命运的态度和奥维德有很大的不同，对于奥维德来说，罗马代表了文明的黄金时代，从罗马流放相当于文化上的死亡，能够重归罗马才是最终的目标，而对于布罗茨基来说，流放是一个自嘲的时刻，它让人坚信回归并非良策。

在这方面，如果把奥维德的《哀怨集》和布罗茨基的“一九八零年五月二十四日”进行比较，就会发现这位俄罗斯诗人对于其命运的看法和那位罗马的流放者之间有何不同：

由于缺乏野兽，我闯入铁笼里充数，

把刑期和番号刻在铺位和椽木上，

生活在海边，在绿洲中玩纸牌，

跟那些魔鬼才知道是谁的人一起吃块菌。

从冰川的高处我观看半个世界，尘世的宽度。

两次溺水，三次让利刀刮我的本性。

放弃生我养我的国家。

那些忘记我的人足以建成一个城市。

我曾在骑马的匈奴人叫嚷的干草原上跋涉，

去哪里都穿着现在又流行起来的衣服，

种植黑麦，给猪栏和马厩顶涂焦油，

除了干水什么没喝过。

我让狱卒的第三只眼探入我潮湿又难闻的梦中。

猛嚼流亡的面包：它走味又多瘤。

使我的肺充满除了嗥叫以外的声音；

调校至低语。

现在我四十岁。

关于生活我该说些什么？它漫长又憎恶透明。

破碎的鸡蛋使我悲伤；然而蛋卷又使我作呕。

但是除非我的喉咙塞满棕色黏土，

否则它涌出的只会是感激。

（黄灿然译文）

这首诗创作于作者40岁生日那天，此时他流放西方已经8年。这首诗在俄语里极具震撼力，但是翻译成英语之后这种震撼力有所损失，虽然译文出自布罗茨基本人。这首诗中的流放主题让人想起奥维德（虽然是无意为之），特别是他的流放诗。就像“致贺拉斯书”中所表明的那样，奥维德可能是布罗茨基最崇拜的罗马诗人，因此他一定细读过他的作品。奥维德的《哀怨集》中充满了对自己命运的哀怨和悲伤，而布罗茨基的诗与之形成鲜明的对比。奥维德的《哀怨集》1.5.45-84可以提供方便的参照，值得特别注意：

若有人想知道我所有的不幸，

他所寻求的超过了事态所允许。

我所忍受的不幸像天上的繁星那样多，

或者是像尘土中的小颗粒那么多……

我所遭受的苦难让人难以置信，

但是它们的确发生过……

即使我有不破的嗓音，黄铜一般坚固的肺，

即使我有很多张嘴，很多个舌头，

依然说不尽我所有的悲伤，

因为这个话题超过了我的能力。

博学的诗人啊！你来书写我的不幸吧，

而不是来自涅瑞图斯山的领导者，

因为我所忍受的比他要多……

他有忠实的部下和忠诚的伙伴；

而我的朋友们在我逃难时离我而去

他在喜悦和胜利中寻找故土，

而我却作为一个被击败的流亡者逃离了先辈的土地。

我的家乡不是多利切姆，也不是伊萨卡岛或萨莫斯岛，

远离这些地方并非太大的惩罚，

我的家乡是从七丘之上俯瞰整个世界的城市，

罗马，帝国和神灵的居所，

他身体强壮，能够忍受千辛万苦；

而我却衰弱无力；

他一直在从事野蛮的战争，

而我却一直惯于温和的追求。

一位神灵把我毁灭，没有人抚慰我的不幸；

而武士女神却给他提供帮助……

此外，他的大部分苦难皆为虚构；

而我的苦难却无人讲述。

最后，他回到了寻求良久的土地，

而我却必须永远背井离乡，

直到受伤的神灵怒意消退。

正如奥维德将自己的“奥德赛”和奥德修斯（来自涅瑞图斯山的人是对奥德修斯的称呼，出自伊萨卡岛上的涅瑞图斯山）进行比较，布罗茨基也将自己的命运和奥维德进行对比。在此对比中，我们看到普希金笔下“严厉的斯拉夫人”再次从被流放的打击中站起来。对于奥维德来说，和罗马的分离是无法忍受的，因为没有其他地方适宜生活；而布罗茨基仅仅说他“放弃”自己的国家，说“流亡的面包”“走味又多瘤”。奥维德希望那些在他逃难时抛弃他的朋友依然想了解他的情况；而布罗茨基毫无感情地承认：“那些忘记我的人足以建成一个城市”。奥维德沉溺于自艾自怜，并承认自己温和的性格和娇弱的体质无法承受这般的磨难；布罗茨基遵循的是最佳的俄罗斯传统，对于能够被赋予长寿（至少按照俄罗斯的标准如此）而满怀感激。奥维德对于幸福的唯一希望寄托在奥古斯都的怜悯和恩准他返回之上；而布罗茨基甚至一语不提回家的可能性和获得原谅的可能性。最重要的是，奥维德将自己的流放说成是诗人之死亡，让别的诗人来讲述他的苦难；而布罗茨基却亲自动手，甚至没有丝毫的忸怩之状，几乎是一个不动声色的事实陈述。事实上，布罗茨基才是奥维德用来和自己相比的奥德修斯，强硬不屈，在某些程度上甚至心怀喜悦。流放和对于诗歌成就的思考这两个主题在这样的态度中融为一体：没有遗憾，也几乎没有怀旧。

结论

上文探讨的三位俄罗斯诗人属于不同的政治和文化时代。但是在被祖国放逐和疏远之时，他们都从奥维德那里寻找灵感，他是因自身的流放而忧伤哀怨的典型，然而他们认为奥维德充满悲伤的怀旧不适合他们的诗学，因此对其进行了改编。流放成为一种新的开端，称得上是一种解放，以及创造性灵感的一种源泉，由此让这些诗人超越个人命运的沧桑起伏。

专题（2017.5.26）| 流放之喜悦：奥维德与俄罗斯诗人

Zara M. Torlone  迈阿密大学古典学系教授

译/马百亮

订阅我们！点击标题右下“文汇学人”

转载本公众号文章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