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德、路提里乌斯与奥维德
当奥维德在两千年前于托弥去世时，这还不是流放文学。而在路提里乌斯的《归途》中可以看到的则是流放文学从古代罗马开始向现代欧洲迁徙的第一步。而库尔提乌斯将歌德看成是这一迁徙运动的终结。让歌德的“世界作家”理念显得十分具有奥维德特色和古代晚期特色的并不是某种主张“同源于罗马”的倒退性理念，而是一种对流放、混杂和边缘的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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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0月将会是约翰·沃尔夫冈·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的《意大利旅行》（Italienische Reise）第二部分出版两百周年。这是一部回忆录，回忆了30年前，即从1786到1788年间歌德在意大利生活的岁月。回忆录的第二部分提及了他在那不勒斯和西西里岛的旅行，一直叙述到他于1787年6月返回罗马为止。如前所述，这部作品出版于1817年，距离歌德后来在《第二次罗马停留》（Zweiter römischer Aufenthalt, 1829）中写完他在意大利最后10个月的故事还有12年。不过，在一份日期为1817年8月31日的日志中，他已经准备好了一份将成为此后作品结尾章节的草稿，其中描述了他获得召唤后离开罗马前往魏玛共和国的情况。歌德引用了奥维德在《哀怨集》1.3中描述自己离开罗马城前夜的几行诗句。
Bei meinem Abschied aus Rom empfand ich Schmerzen einer eigenen Art. Diese Hauptstadt der Welt, deren Bürger man eine Zeitlang gewesen, ohne Hoffnung der Rückkehr zu verlassen, giebt ein Gefühl, das sich durch Worte nicht überliefern läßt. Niemand vermag es zu theilen als wer es empfunden. Ich wiederholte mir in diesem Augenblicke immer und immer Ovids Elegie, die er dichtete, als die Erinnerung eines ähnlichen Schicksals ihn bis ans Ende der bewohnten Welt verfolgte. Jene Distichen wälzen sich zwischen meinen Empfindungen immer auf und ab.
cum subit illius tristissima noctis imago,
quae mihi supremum tempus in urbe fuit,
cum repeto noctem, qua tot mihi cara reliqui,
labitur ex oculis nunc quoque gutta meis...
iamquequiescebant uoces hominumque canumque,
lunaque nocturnos alta regebat equos.
hanc ego suspiciens et ab hac Capitolia cernens,
quae nostro frustra iuncta fuere Lari,
numina uicinis habitantia sedibus, inquam,
iamque oculis numquam templa uidenda meis.
(= Ov. Tr. 1.3.1-4, 27-32)
在我离开罗马时，我感受到了一种不同寻常的痛苦。要离开这座世界的首都，我曾经长期作为它的一位公民所生活的地方，而且无望返回，这给了我一种无法用言辞描述的感觉。没人能够理解这种感觉，除非人们已经体会过这种离别。在那一刻，我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奥维德的哀歌，当对一种相同命运的记忆追随着他直到人类世界的尽头时，他创作了这些诗句，它们反复出现在我的思想中：
当我的脑海中浮现出那无比悲伤的夜晚，它给我带来的是我在这座城市中的最后一 点时光；当我回忆起这个夜晚——我在那时遗留下了如此多挚爱的事物——我的眼里也会流下泪水。现在，人声和狗吠已经沉寂，高高在上的月亮女神正驾驭着她的骏马驰过夜空。抬头看着她，凝视着她照耀在卡皮托利山上的月光，这些光即便洒向我的家宅亦是徒劳。我说：“诸神就住在我的故乡附近，而我的眼睛却再也无法看到他们的神庙。”
这些诗歌的确在某些时刻出现在了歌德的脑海中。在1788年12月，当歌德在罗马晒黑的皮肤还没变白时，他在一封信里告诉他的朋友、哲学家和批评家约翰·戈特弗里德·赫尔德（Johann Gottfried Herder）：“我无法从我内心中抹去对这段岁月炽热的回忆。我无法告诉你我是用什么样的感情来不断背诵奥维德的诗句的。”在详细讨论这段文字前，先看看赫尔德的回答将会是十分有趣的。当他和歌德在1770年第一次相遇时，歌德曾经试图让他相信，奥维德的《变形记》是一部极其出色的作品，但这遭到了赫尔德坚定的反对：“这些诗歌中没有真实，或者是接近真实的内容”，这是赫尔德对奥维德的评价，记录在歌德的自传中：“这里既没有希腊，也没有意大利，既没有原始世界，也没有文明世界；相反，所有的一切都是对已有事物的模仿和对此类事物矫揉造作的呈现，这或许来自一个过于有教养的头脑。”这种对奥维德诗歌过于矫情的批评是18世纪知识分子圈中看低奥维德作品的代表性观点（就这一点来说，19世纪的绝大多数知识分子也同样如此）。然而歌德始终对奥维德钦佩不已，他在信中引用奥维德，就好像要告诉赫尔德，奥维德的诗歌实际上是被一种与意大利和罗马之间的真挚关系所激发的。
威廉·特纳（J.M.W.Turner）1838年的画作《奥维德被逐出罗马》
对歌德来说，1788到1817年间所发生的事件可能对奥维德在《哀怨集》中所表现出的对罗马的怀念有着更为重大的意义。拿破仑在意大利的战役令歌德无法在1790年代后期回到那里，而拿破仑战争所引起的动荡直到1815年左右才告终。在维也纳和会重组欧洲秩序之后，那些德意志自由民族主义的倡导者们也不再试图去建立一个统一的德意志国家——直到1871年，它仍然是一个松散的联邦。总的来说，歌德对民族主义运动怀着矛盾的感情。不过正如约翰·皮泽尔（John Pizer）所强调的那样，正是在政治动荡和分裂的背景下，歌德才开始构思出他的“世界文学”（Weltliteratur）的概念。他没有一个自己可以代言的国家，于是歌德如他自己所说，“越来越相信诗歌中拥有普遍的人性，无论何时何地，它都存在于成千上万的人中间”。这一著名的评论是在1827年做出的，由此来看，1817年出现在歌德旅行日志中的那个被放逐的奥维德或许可以被看作是歌德的“世界作家”（Weltautor）的原型。
换句话说，在这里，歌德将自己看成是罗马公民（ciues Romani）中的一员，在“世界首都（Hauptstadt der Welt）”早已变成一个久远的记忆时，仍然遏制不住对它的思念（歌德在1829年的手稿中明显没有任何类似的评论，这些文字与初稿相比显得更加晦涩）。值得注意的是歌德在哀叹自己“被逐出”罗马时并没有引用的一些奥维德的诗行。其中包括《哀怨集》1.3.5-6（me discedere Caesar | finibus extremae iusserat Ausoniae：凯撒命令我远离意大利的边界），奥维德在诗歌中说，根据奥古斯都的命令，他不得不离开意大利。有人认为歌德可能想在他的赞助人卡尔·奥古斯特（Karl August）公爵1828年去世后出版他意大利回忆录的最后一卷。这样就不至于冒犯这位公爵。因为歌德曾经在回忆录里暗示过，他被召回魏玛的时间比他所希望的时间要早。歌德也没有提到《哀怨集》1.3.25-26，在这里，奥维德将自己的家室和陷落的特洛伊相提并论（si licet exemplis in paruo grandibus uti, | haec facies Troiae, cum caperetur, erat）。这是奥维德诗歌中诸多的隐喻之一，它们对维吉尔的《埃涅阿斯纪》进行了根本性置换，而歌德可能会称它们为英雄挽歌（heroisch-elegisch）。从罗马城的起源上来说，罗马的确是一座流亡者们的城市，是没有国家的人们的祖国。因此，即使在遥远的托弥，奥维德也不会被拒之于想象中的罗马共同体（此处借用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名言）——这是一个在空间和时间上延伸到城市本身之外的共同体——之外。
通过歌德的旅行日志可以发现，没有迹象表明他曾经念及奥维德在公元17年去世的纪念日。歌德也不太可能意识到，在奥维德被放逐的几个世纪之后，曾经有一个诗人和罗马官员像他一样不情愿地离开罗马而返回自己的故乡。即使歌德读过路提里乌斯·纳玛提阿努斯（Rutilius Namatianus）的挽歌体诗歌《归途》（De reditu）的残篇——在他个人图书馆的书目上并没有提及这部作品——在1817年，人们仍可能并不清楚1400年前，路提里乌斯开始沿着第勒尼安海岸北上前往高卢南部他家族的土地。路提里乌斯仔细地记录了他出发的日期是建城以来的1169年（《归途》1.135-136），然而这一年可能是公元416、417或者甚至是415年，这要看他如何计算罗马城的建立之日。人们曾经有各种各样的观点，直到1973年米雷拉·费拉里（Mirella Ferrari）公布了这部诗歌的一份新的残篇，发现于都灵国立大学图书馆保存的羊皮纸堆里，其中提到了执政官君士坦提乌斯和皇帝霍诺留（Honorius）的妹妹加拉·普拉奇蒂亚（Galla Placidia）的婚礼（《归途》fr.B.14），由此解决了日期上的争议——在诸多研究者中，阿兰·卡梅隆（Alan Cameron）把这个时间定在公元417年的10月。
如果《哀怨集》让我们较早地瞥见了罗马文学少了罗马城的样子，那么古代晚期则是其他作家追随奥维德的脚步——从罗马到罗马尼亚——的时代。正如拉尔夫·赫克斯特（Ralph Hexter）所说：“奥古斯都将奥维德送往罗马帝国的最边陲，实际上是将他送入了一部时间调至公元650年，或者在此前后一个世纪左右的时间机器中。”公平地来说，即使在410年遭受了重创，阿拉里克的哥特军队成为了大约800年的时间里第一支洗劫这座城市的外国部队，但路提里乌斯所描绘的罗马是奥维德多少都能够认出来的罗马。路提里乌斯旅程的日期引起了如此热烈的讨论，其原因之一是由于在5世纪，罗马城度日如年。在公元417年，正如在公元1817年一样，在漫长的争斗后，和平刚刚恢复，西欧的势力正在重组。在418年，哥特人根据合约定居在了阿奎塔尼，而这一年的春天，高卢行省议会在阿尔勒重新恢复。有人推测，像路提里乌斯这样在罗马帝国行政机构中担任要职的元老是回去参加高卢议会的。路提里乌斯并没有太多地提及他旅程的目的，只是表示他需要赶快前往他自己祖先的土地，这些土地在战争引起的动荡之后都变为了一片废墟（《归途》1.19-30）。
1907年伦敦出版的路提里乌斯《归途》，其左页为科西嘉岛港湾风景。
无论他回家的目的是什么，路提里乌斯告别首都，在风暴中航行，前往一个被战争所蹂躏、并且刚刚成为抵抗蛮族前线的地方。此时，他把自己描述成像奥维德一样遭到放逐。在《归途》开始的部分，当路提里乌斯赞叹辉煌无比的罗马时，他呼喊道：“啊，我不知有多少次将那些有幸诞生在这片乐土上的人认作是幸福的！”（O quantum et quotiens possum numerare beatos | nasci felici qui meruere solo!《归途》1.5-6）这首诗的第三组对句被看成是对奥维德流放诗的明确影射：“啊，那些被允许享受这座不设防城市的人，其幸福是多么巨大，多么不可胜数。”（O quantum et quotiens non est numerare beatum, | non interdicta cui licet urbe frui 《哀怨集》3.12.25-26）亚历山德罗·福（Alessandro Fo）评论这些诗句时说：“路提里乌斯似乎要告诉我们：这是我自己的《哀怨集》……因为我的归途确实是一种放逐，离开了世界上最好的地方。”或者换一种方式来说：通过引用奥维德流放诗中的回忆，路提里乌斯得以表达出他离开罗马的痛苦——按照歌德的说法，那是一种独特的、无法形容的感觉，没有经历过的人无法真正地体会到那种感觉。因此，当路提里乌斯离开永恒之城前往他自己的故乡时，他和歌德一样，对奥维德《哀怨集》中的文学构建之地感到亲切。
或许对路提里乌斯来说，他离开罗马更加令人痛心，因为这座城市正处于它历史上的危险阶段。在它被一系列的蛮族国王争夺之前，罗马帝国对这座城市的统治还能够维持60年。然而410年对罗马城的洗劫已经是一个灾难的不祥之兆，对这种凶兆的想象许多世纪以来经常萦绕在罗马人民的心头。在穿过波图恩西门（Porta Portuensis）之后，路提里乌斯向罗马女神献上了一篇长长的告别演说（《归途》1.47-164），在演说中他请求罗马女神从她近来的伤痛中恢复过来，重新宣告她“世界首都（caput mundi）”的地位。路提里乌斯说道：“你用不同的族群营造了一个祖国，你把曾经的世界变成了一座城。”（fecisti patriam diuersis gentibus unam | … urbem fecisti quod prius orbis erat《归途》1.63, 66）。在城市（urbis）和世界（orbis）这两个词之间玩文字游戏在罗马文学中并不少见，但是路提里乌斯的五步铭辞（epigrammatic pentameter）可能最接近奥维德的《岁时记》（Fasti） 2.684：“罗马城和世界一样大”（Romanae spatium est urbis et orbis idem）。歌德也用《岁时记》来表达他的乐观主义，认为多变的世界中潜藏着和谐。他的《第二次罗马停留》的题词选自奥维德作品中罗慕路斯在建立罗马城时的祈祷：“但愿这片土地能够像世界的女主人那样享受着长寿与权力，但愿时间像日出和日落一样臣服于她（longa sit huic aetas dominaeque potentia terrae / sitque sub hac oriens occiduusque dies）。
在《变形记》的最后几行中，奥维德将他自己的命运和罗马帝国的命运联系起来，预言“罗马帝国的统治和领土扩大到哪里，哪里就有人会阅读我的作品（quaque patet domitis Romana potentia terris, | ore legar populis《变形记》15.877-78）。然而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接受奥维德作品的地域比他所能够想象到的还要大得多，而且这些地区各有特色，任何研究都只能是局部的、片面的。对我来说，我试图接受我文章中的这种片面性，通过将两个除了都与周年纪念有关外毫无关系的故事（以奥维德的方式）结合起来。我要再次重申的是，歌德从未意识到他和路提里乌斯之间的相似——而我认为他们有着十分相同的地方。无论如何，我认为路提里乌斯代表着奥维德从罗马城的诗人到世界的诗人这一转变过程中的重要阶段。从此以后，当“罗马势力”的其他影踪从“被征服的土地”上开始消逝时，奥维德的流放诗成为了那些失去罗马的罗马人希望通往罗马的媒介。如果转换一下视角，从417年来展望1817年，就有可能得出一个更加大胆的结论：歌德对奥维德，以及对罗马世界的观点，总体上能够被看成是典型的古代晚期的观点。
德国学者库尔提乌斯（E.R. Curtius）在晚近国际政治重组的背景下，将歌德看成是延续了2600年的欧洲传统终结的标志。他宣称：“只有当一个人从荷马时代到歌德时代都拥有公民权，他才能将欧洲文学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当一个人成为罗马公民之后，他才能算是一个欧洲人。”我怀疑如今大概没有多少人会赞同他的这种时代划分。而我希望澄清的是，我所强调的周年纪念不仅在奥维德文学的历史中，且在罗马文学国际化的历史中都是颇有意义的时刻。
德国语文学者库尔提乌斯（1886—1956）
当奥维德在两千年前于托弥去世时，这还不是流放文学。而在路提里乌斯的《归途》中可以看到的则是流放文学从古代罗马开始向现代欧洲迁徙的第一步。而库尔提乌斯将歌德看成是这一迁徙运动的终结。无论歌德读过多少路提里乌斯或者其他古代晚期作家的作品，他仍然和他们一样共同拥有着一种对过去的疏离感。他们需要维护某种跨越国界的文化共同体。他的确怀念一个拉丁语能够作为“普世语言”进行知识交流的时代，但他认识到文字共和国已经变得过于庞杂多样而不能再用任何一种单一的语言互相交流。因此，让歌德的“世界作家”理念显得十分具有奥维德特色和古代晚期特色的并不是某种主张“同源于罗马”的倒退性理念（some regressive idea of common Roman origins），而是一种对流放、混杂和边缘的体验。从这方面来说，在去世后的第21个世纪，奥维德确实成为了一个超越国界的诗人。
专题（2017.5.26）| 歌德、路堤里乌斯与奥维德
作者伊安·菲尔丁（Ian Fielding）为密歇根大学拉丁语助理教授，其撰写的关于奥维德作品在古代晚期的转变的著作即将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
译/康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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