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伟 | 高罗佩：在中印文化交流史上担纲“双向流动”
1956年，高罗佩《悉昙》出版。“悉昙”是流行于中国的五种梵文字体之一，对于佛教东传的历史价值是不容忽视，对中国语言文化更产生有益影响。相比纯粹的汉学家，高罗佩涉猎深广，真正做到了将中国传统文化和印度学、梵学、佛学等东方学的完美融合。
荷兰高罗佩（R. H. van Gulik，1910—1967）一生共撰写和编著了十九本专书、三十七篇论文和十七部小说。最早的一本书是和他的导师乌仑比克（C. C. Uhlenbeck，又译乌伦贝克、吴伦佩）合著的《黑脚语—英语词汇对照集》（1930）。黑脚语是美洲印第安人一支的派岗族人所操的土著语言。高罗佩的学术生涯，是从现代语言学开始的，而并未终于此。高氏生前出版的最后一部书为《中国古代房内考》。该书的译者之一李零教授曾说：“研究学术问题，他与常人不同，宁弃大路从小径，不顾主流学术热衷的所谓重大问题，而专注于众所忽略的微末细节。”
据高罗佩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在荷兰驻华使馆工作时的同事卡尔·巴克曼回忆说：“他在中学就学过梵文，是伟大的乌伦贝克教授的得意门生，也知道他编写了《英文—黑脚语词典》，这也不是一般的汉学家应该研究的课题（然而，事实后来很快地告诉了我，他的确并不是一个‘一般的汉学家’）。”当时的另一位中国同事陈之迈也有过类似的评价，“我曾大致地察看他的藏书，发觉他很少西洋汉学家的著作，因为他能阅读中文书籍，自然不必求助于译本，也不必去参考其他汉学家的著述。他的藏书包括中国基本的典籍，特别是各种的类书，甚为齐全。”
高罗佩在书房抚琴
1932年，高罗佩入乌特勒支大学，跟着“生活在自己的充满密宗佛教奥秘的世界里”的拉德尔教授学习日文、藏文，又从“研究几种罕用语文的”的吴伦佩教授学习梵文和俄文。但是，“学习梵文似乎仍不能满足他的求知欲。于是高罗佩私下又开始跟一位邻近华宁根农学院的中国学生学习中文”。1934年4月，高罗佩通过了博士学位考试。次年，完成了题为《马头明王诸说源流考》的博士论文。该文对密教八大明王之一、长着马头的何耶皆唎婆做了详细的研究，其主题是“中国和日本对马的崇拜，以及它在印度和西藏的根源”。高氏早年的另一项工作，是将印度的伽利达沙戏剧从梵文译为荷兰文，公元五世纪的伽达利沙被公认为最伟大的梵文文学家。
《明末义僧东皋禅师集刊》（1944）一书则汇辑了高罗佩能见到的明末东渡日本的东皋禅师有关诗书画印诸文。他还撰写传记、年谱，意在“叙述中国佛法东传的历史及其在日本传播的经过”。高氏的文字“不但考证精详，他的文言文也深合中国传统传记的体裁”（严晓星编《高罗佩事辑》，西泠印社出版社2011）。而他撰作此书的直接动机，是对中国古琴的痴迷。1935年，高罗佩出任荷兰驻日大使馆秘书，其间于中国传统的琴棋书画，都有深究。其《琴道》《嵇康及其琴赋》二书，均由日本上智大学刊行（1941）。在研究古琴的过程中，他很自然地注意到了“喜爱抚琴，也许是中国琴学传入日本的第一人”的东皋禅师。1943年，高罗佩转任荷兰驻华大使馆一等秘书。在重庆任职的这段时间，《东皋禅师》的编撰得以赓续。许世英在此书序言中说：“东皋禅师精佛学，善诗文，工情操，喜绘事，有志之士者也。伤明屋之既乌，痛义师之瓦解，乃浮海避于日本而为禅。”高罗佩的撰述工作，因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而一度中辍，而后因缘际会，得以继续，该书最终在1944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刊行。海内外学界首次得以全面了解文采杰出、志节高尚的东皋禅师，高罗佩居功至伟。
《东皋禅师集刊》
1952年起，高罗佩任职于荷兰驻印度大使馆，并接受了印度梵文学者拉古·维拉和罗克施·赞德拉两位教授的建议，准备写一本关于中国和日本的梵语研究史的书，并将书名定为《悉昙》。
高罗佩撰著《悉昙》一书，既有远缘（早年的学习经历），也有近因（印度学者的支持）。1956年，《悉昙》在印度那格浦尔出版，并加以副题“中日梵语研究史”。“悉昙”是个音译词，来自梵文Siddham，是流行于中国的五种梵文字体之一，中土文献里的常见写法还有“悉谈”“肆昙”“悉檀”“七昙”“悉谈”“悉旦”等等。玄奘《大唐西域记》、义净《南海寄归内法传》都曾定义悉昙，其中提到的“四十七言”“四十九字”所指就是印度梵文的拼音字母，是语文学习启蒙阶段的基本工具，简单易学，所以六岁孩童只用半年，便能够熟练掌握。
正如高罗佩在《悉昙》“自序”里所说：“梵语文的研究在中、日两国都不曾繁盛过，但自公元八世纪印度系文字，即被称为‘悉昙’的婆罗谜文字的变体被介绍到中国以后，此种文字在远东佛教文化中便实实在在地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尽管最初将印度佛经文献加以转译的，大都是安息、粟特、大夏、龟兹、于阗等中亚国家的僧人，传入中土的佛经文本未必就是梵文原本，但是悉昙文字对于佛教东传的历史价值是不能忽视的，因为它在印度毕竟是书写佛教文本的代表性文字体系。
季羡林先生常常谈到，东西方文化的思维模式，前者长于综合，强调人类与自然的统一；后者则长于分析，强调征服自然。但是，若从语言来看，梵语为代表的古代印度语言与拉丁语、英语、德语等欧洲的古典或现代语言却同出一源。这些语言都是多音节的，有着丰富的词形变化，但汉语自古以来便是单音节的，只有词根，没有词缀。像梵语、拉丁语等，属于分析型语言，汉语则属于综合型语言。语言是一切精神交流活动最重要的媒介，在中印文化交流史上，梵语与汉语的交流是非常重要的。
中国人记录语音的方法，最常用的只有直音一种。《释名》《白虎通》等就记载了颇多类似于“日，实也”“男，任也”既表音、又表义的声训材料。很明显，这样的表达方式，只能“逼近事实”，而非“事实”本身。下面从三个方面来看佛教东传对中国语言文化的有益影响，以见一斑。
第一，在悉昙字母“拼合”观念的启发下，东汉以后产生了新的注音方式，即“反切”。“反”和“切”表示的意思都是“拼合”（spelling）。东汉以后，服虔、应劭等注释家在运用反切方面有椎轮之功。尽管有论者主张，汉语合音、双声叠韵、比况是反切法的先声，但必须承认，若没有佛教东传所带来的梵文拼音字母的直接启示，反切绝不可能成为东汉至隋唐间最主流的注音方式。所谓“汉儒识文字而不识字母，则失制字之旨”（南宋郑樵《通志·七音略》序），诚非虚言。
第二，中唐以后中土文献中出现“字母”。汉字并非拼音文字，本来不可能有“字母”一说，但是在悉昙字母的启发下，便创造了用汉字作为代表字的字母，且始作俑者很可能就是唐代译经的僧徒。上世纪初在敦煌发现了两份唐人的字母资料，名之为《归三十字母例》《守温韵学残卷》，先后被斯坦因和伯希和劫掠于海外，现藏于英、法两地。最晚到了南宋，又出现了“三十六字母”的名目，代表了当时汉语的声母系统。南宋时有本《切韵指掌图》，附有一幅书于佛手的“三十六字母图”，可以说是真正的“了如指掌”，汉语三十六字母来自印度的影响，昭然若揭。
佛手形“切韵指掌字母图”
第三，随着中唐以后汉语“字母”的出现，在婆罗谜文字字母“拼合”观念的进一步影响下，出现了汉语“声韵拼合图”，名曰“切韵图”，南宋以后习惯上叫做“等韵图”，即用“纵”（韵、声调）、“横”（声母）相结合方式来“切”出汉字字音的表格。这样一来，汉字音节各部分的信息，就能够在韵图里完整地表现出来了。
值得一提的是，1930年高罗佩入莱顿大学进修中文和日文的同时，还练习用毛笔写中国书法。在《悉昙》一书中，高氏不仅探讨了印度悉昙字母与中、印、日文化交流史，而且特别指出，“东方学家普遍同意，世界上只有三种现存的文字在书法上有内在的艺术价值，且称得上是在美术领域有一席之地，它们是汉字、日文、阿拉伯文。在著者看来，在中、日两国得以发展的悉昙文字完全可以作为第四种，与上面提到的其他三种文字并列。”
高罗佩于1956年赴马来西亚任荷兰驻吉隆坡公使，后任大使至1962年。高氏与当地文化人士多相过从。比较起来，瑞典高本汉专研中国语言文字之学，是个不折不扣的汉学家，而高罗佩涉猎更广，天开地阔无涯涘，真正做到了将中国传统文化和印度学、梵学、佛学等东方学的完美融合。
高罗佩的东方学情结，不仅体现在其博士论文、《东皋禅师》、《悉昙》之中，他的大多数论著均可见其中的印度元素。比如《琴道》多涉梵文资料，《房内考》重视中印比较，《长臂猿考》开篇论及英文gibbon（猿）时更是提出了该词是否来自印度语言的质疑。当然，高氏也有误读的时候，《房内考》一书阐释蒙古王子“八郎”之名的含义时就颇有强以就我之嫌（沈卫荣《从“大喜乐”和“演揲儿”中拯救历史》），但总的来说，高氏在印度学方面的功业是无可怀疑的。
季羡林先生谈及中印文化交流的规律时说过：“从表面上来看，在二千年的长时间内，随着印度佛教的输入，印度的许多东西大量涌入中国，其影响既深且广，至今不衰。然而，中国文化对印度怎么样呢？其影响微乎其微，似乎在若有若无之间，因而在许多人心目中，中印文化交流就成了单向流动了。但是，倘一深入研究，则立刻会见其不然。”在我们看来，高罗佩在中印文化交流史上所担当的角色，当之无愧是“双向流动”的。
书名“守古与维新”取自林语堂一篇文章的题名。林氏在文中直言道明，“知新而不知古，则空疏浮泛”，“知古而不知今，则昏聩老耄”，意思是为学需要放宽眼界，出入古今，融会中西，也就是王国维所说的，应做“不中不西”“不古不今”之学问。 本书所辑二十篇文字，记录了笔者近年来关于中西语文学研究理念与方法的一点心得体会，讨论的内容包括接受现代西方学术训练的汉学家与浸淫于中国传统学术的本土学者之间的珍贵学缘与诚挚交往，中国古代若干语文现象的萌发与流变，以及它们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的重要涵义。书中还包括了对中西语文学人及其著述的评论，对前辈师长的追怀与崇敬，以及对当下语言生活的些许感想等等。总体来说，笔者最感兴趣的问题是：学人、学行和学缘背后的中国古代语文学或现代语言学，如何固本守正，又如何汲取外来的养分，进而不断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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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伟 华东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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