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冲｜寻找仇妃
我们不知道仇妃是在何时离开人世的，但她的故事在标榜华夏礼乐的洛阳时代确乎不会重演了。这并不是说不会再有罪人之家的女性被没入洛阳宫中为奴，只是她们再也不会像仇妃这样获得成为王妃甚至后妃的机会，只能活在支撑“文明”的阴影里，直到沉默死去。
南安王结姻州别驾？
在洛阳城北邙山出土的数百方北朝墓志中，元举墓志并不起眼。志主元举出身北魏宗室章武王家一脉，二十五岁即于孝昌三年（527）以员外散骑侍郎之任去世，生平无甚事迹可称。其弟元景文“怨瑶璧之无响，痛同气之永隔，故托金石以镌声，图风轮以刊德”，敷衍撰成此志，自以虚文谀辞为主，史料价值是比较有限的。
不过，墓志在志尾铭辞之后，罗列自曾祖元桢至于自己四代的亲族状况，却提供了不见于《魏书》宗室列传及其他北魏墓志的珍贵信息：
这段格式一致的亲族书写很可能抄自章武王家藏谱牒。形式上的表面齐整掩盖不住内容上的截然两分。第三代元竫与第四代元举，结姻对象一为长乐冯氏，一为渤海高氏，均为当朝官贵，与其宗室身份相配，也符合我们由史传和墓志得来的主流印象。然而第一代南安王元桢和第二代章武王元彬，尽管贵为宗王，地位无疑较元竫、元举还要更高，结姻对象却仅为州别驾、郡功曹之女，不能不说是有些让人费解的。两代拓跋宗王为何会接连缔结如此地位悬殊的婚姻？其后又为何消失不见？这篇小文将以南安王妃仇氏为对象，做一些基本的考索工作。在尽力拼接一个女人人生碎片的同时，或可揭开四、五世纪北魏史上已然尘封的一页。
冯翊仇氏在河北
元举墓志志尾所列亲族信息早已引起了赵万里先生的注意。在《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元举墓志》的跋文中，他指出这一史料中数处可与《魏书》所载元桢、元彬父子相关情形互证，又专门写道：
尽管误“仇洛齐”为“仇保齐”，赵先生仍然敏锐指出了揭开仇妃身世之谜的关键史料，即《魏书·阉官·仇洛齐传》（以下简称《仇洛齐传》）。此传明确记载“（仇）广有女孙配南安王桢，生章武王彬”，正与《元举墓志》所言的南安王元桢妃仇氏相应。自然，这也意味着《元举墓志》所记仇妃之父仇牛当为仇广之子。
据《仇洛齐传》，仇妃曾祖仇款“始出冯翊重泉，石虎末徙邺南枋头”。如所周知，立都邺城的后赵国主石虎曾“徙关中豪杰及羌戎内实京师”，规模达十余万户。其中被安置在枋头要地的即为以氐人苻洪为核心的移民集团，十余年后成为回归关中建立前秦政权的核心人群。仇款既然“始出冯翊重泉”，应该也属被石虎强制迁徙河北的关中豪杰。不过苻洪迁枋头是在石虎消灭竞争对手石生以后，时在咸和八年（333）。仇款徙邺南枋头却是在“石虎末”。如果这一记载无误的话，迁徙关中豪杰至关东的行动在石虎统治时期（335-349）当进行过不止一次。
仇款来到枋头后，与在此已经驻扎耕耘十年以上的苻洪必定相识，但关系如何不得而知。有两个重要的节点可以留意。第一，当枋头的苻氏集团在石虎死后天下大乱之际毅然踏上西归关中之路时，仇款家族却并未追随，而是选择了继续留在河北。第二，《仇洛齐传》记仇款“仕慕容暐为乌丸护军、长水校尉”，其子仇嵩“仕慕容垂，迁居中山，位殿中侍御史”，父子二人先后出仕前燕与后燕政权。而对于夹在前燕、后燕之间的苻氏前秦，尽管苻坚也曾经君临河北十五年（370-385），却没有留下他们出仕的记录。考虑到仇款家族关中豪杰的出身与徙驻枋头的经历，以上两点或许暗示了他们与苻氏之间的某种疏离甚至敌对关系。
无论如何，至后燕时，仇款家族已经来到河北近半个世纪。《仇洛齐传》记载仇嵩之子仇广、仇盆“并善营产业，家于中山，号为巨富”，也反映了这一家族在当地长期的扎根成长。不过，他们似乎并非中山地区唯一的仇氏势力。四世纪末北魏道武帝初平后燕之后，曾有中山太守仇儒之乱。《魏书·长孙肥传》载“时中山太守仇儒不乐内徙，亡匿赵郡，推群盗赵准为主”，“聚党二千余人，据关城，连引丁零，杀害长吏，扇动常山、巨鹿、广平诸郡”，声势颇大，后被长孙肥率军平定。此事《魏书·太祖纪》系于天兴二年（399）三月，亦称仇儒为“中山太守”。其后又有“夏四月，前清河太守傅世聚党千余家，自号抚军将军。五月癸亥，征虏将军庾岳讨破之”。所谓“中山太守”、“前清河太守”，应该并非后燕官职，而是来自北魏的任命，看中的是其人在当地所拥有的实力与声望，以安抚新征服的后燕故地。虽然后来叛乱的起事地点和波及范围以更南边的赵郡一带为主，但仇儒出身中山本地的可能性很大。而他之所以“亡匿赵郡”乃至于发动叛乱，是因为“不乐内徙”。天兴元年（398）正月，道武帝自中山北归平城之际，“徙山东六州民吏及徒何、高丽杂夷三十六万，百工伎巧十万余口，以充京师”。看来仇儒本在这次内徙之列，而他对此进行了激烈的抵抗。
没有迹象表明这次内徙行动波及到了仇款。这可能是其在中山的家族地位尚不够高的反映，至少应在仇儒之下。虽然同姓仇氏，但从仇儒同党赵准被“夷其族”而仇款家族却未受牵连来看，即使仇儒也是出自关中的徙民后代，与仇款大概也非同支。
不过，到了近四十年后的太武帝世，平城的使者终于还是来到了中山仇宅的大门外。
卢鲁元访舅
使者此番南来，是缘于太武帝为宠臣卢鲁元“访舅”。
卢鲁元是太武帝统治前期的一位重要人物。他卒于太平真君三年（442），官至侍中、太保、录尚书事，封襄城王，号称“自魏兴，贵臣恩宠，无与为比”。与多数大臣不同，他的权势主要来自于太武帝的个人宠爱。自太武帝尚在东宫时，卢鲁元就给侍左右，“世祖亲爱之”，即位后则“逾亲信之”。在平城时，太武帝“临幸其第，不出旬日”；对外兴兵，卢鲁元又“常从征伐，出入卧内”。二人之间的关系显然超越了一般的君臣恩宠。
卢鲁元的身世尚不够清晰。《魏书·卢鲁元传》记其为“昌黎徒河人也。曾祖副鸠，仕慕容垂为尚书令、临泽公。祖父并至大官”，实际上掩饰了不少信息。《新唐书·宰相世系表·豆卢氏》下有“鲁元，后魏太保、襄城公”，说明卢鲁元本姓豆卢。制作于正光二年（521）的《长孙忻墓志》在长孙侯妻子“豆卢氏”后，赫然列有“弟鲁元，侍中、太保、襄城王”，更是可以直接确证这一点。虽然北朝至隋唐时期各种史料所记述的豆卢氏谱系颇多抵牾之处，未可遽断是非，但可以肯定的是，豆卢氏本为慕容燕宗室出身，入魏后方改姓“豆卢”。
关于卢鲁元的父亲，《新唐书·宰相世系表》记为豆卢胜，《仇洛齐传》则记为卢豚。考虑到其兄弟名丑，“胜（勝）”恐为“豚”之讹误。庾信撰《慕容宁碑》云“曾祖，尚书府君，因魏室之难，改姓豆卢，仍为官族”，《豆卢永恩碑》云“尚书府君改姓豆卢，筮仕于魏”，均将改姓之事归之于“尚书府君”的入魏，惜未明记其名。慕容宁即《周书》卷十九所载豆卢宁，《传》云“高祖胜，以燕。皇始初归魏，授长乐郡守，赐姓豆卢氏，或云避难改焉”，将这位关键人物锚定为卢豚（胜）。皇始元年（396），北魏道武帝发动灭后燕之战，历时三年终告成功。卢豚（胜）以慕容宗室的身份于皇始初即已归降于魏，大概颇得优待。他从慕容改姓豆卢，作为褒赏而赐姓的可能性更大。
平城朝廷给予卢豚的褒赏不止于赐姓，还有一位来自慕容燕后宫的女子，即卢鲁元之母仇氏。《仇洛齐传》载：
如前所述，仇款自关中徙至邺城附近的枋头是在“石虎末”。其子仇嵩的长女最初所入为冉闵后宫，距其举家东来不过数年。石虎死后冉闵称帝在永和六年（350），为慕容隽所灭则在永和八年（352）。最后“生子鲁元”，已在四、五世纪之交的北魏之世。在半个世纪的漫长岁月里，这位据说“有姿色”的仇姓女子，历经冉魏、慕容前燕、苻氏前秦、慕容后燕和拓跋魏五代政权更迭，几乎见证了“五胡”时代的大半历史。
上引《仇洛齐传》文字没有明言将仇氏“又转赐卢豚”的行为主体究竟是谁。我们可以根据卢鲁元的出生时间来考虑这个问题。从卢鲁元与太武帝的亲密关系来看，二人年龄相差不宜过大。太武帝生于天赐五年（408），假设卢鲁元年长十岁，则当生于皇始三年（398），正当道武帝攻灭后燕之时。实际上更大的可能是仅年长数岁而已，这样他的出生时间还要再晚几年。联系到前述卢豚于皇始初自后燕降魏的事迹，将仇氏“又转赐卢豚”的应该就是道武帝，即在灭燕后将慕容后宫中的仇氏作为奖赏赐予卢豚。不过仇氏此时自然已非妙龄。设若其十岁入于冉闵，到398年归于卢豚之时，也已经年过半百。卢鲁元的诞生，对这位大龄母亲来说算是一个不小的奇迹。
仇氏之前虽然长期在宫廷生活，但因为慕容前燕和后燕都是立国河北，与中山母家的联系可能还是比较方便的。入魏之后情况就不一样了，京师已经变成了远在代北的平城。前已述及道武帝灭燕后有大规模的徙民实京之举。卢鲁元“太宗时，选为直郎。以忠谨给侍东宫”，这样的早期仕历说明他应该就是家于平城的。可见其母仇氏入魏之后即随夫卢豚去了代北。太武帝时，卢鲁元知道“外祖嵩已死，唯有三舅”。这一信息无疑得自母亲。而“每言于世祖，世祖为访其舅”的措辞，暗示他与河北的舅家已经很久没有直接往来了。换言之，其母仇氏入魏北迁之后，可能也就基本中断了与中山母家的联系。
面对太武帝为卢鲁元访舅的使者，仇嵩之子仇广、仇盆兄弟的反应是“皆不乐入平城”。这种犹豫是可以理解的。无论是当年历时三年的灭燕之战，还是战后镇压仇儒之乱与傅世之乱，拓跋大军对后燕故地的反复摧残，对于河北人士来说恐怕都还是并不久远的惨痛记忆。神瑞二年（415）崔浩劝阻明元帝迁都邺城时言说“国家威制诸夏之长策”，宣称“今居北方，假令山东有变，轻骑南出，耀威桑梓之中，谁知多少？百姓见之，望尘震服”，正是对立国代北的拓跋王权与南方河北人士之间疏离关系的露骨说明。直到太武帝为卢鲁元访舅之时，仍然“是时东方罕有仕者”。但拒绝平城之命，又忧虑会落得与当年“不乐内徙”的仇儒一样的下场，着实让人为难。
此时挺身而出的正是仇洛齐。洛齐本姓侯氏，中山人，仇款为其外祖父。这意味着仇款有女儿嫁与了侯某，生子洛齐。但洛齐“生而非男”，有着严重的生理缺陷。或因此为其生父所厌弃，故舅父仇嵩“养为子，因为之姓仇”。在仇款家族面对可能是东迁以来最大挑战的危机时刻，这位“人道不全”的养子说道：
“当为兄弟试祸福也。”
仇洛齐与仇妃
未曾想到，仇洛齐的这一决断成为了兄弟三人命运的分水岭。
因“生为阉人”，仇洛奇入平城后即因卢鲁元之请入宫为宦官，直到文成帝初兴安二年（453）去世，度过了大致平稳的后半生。留在中山的仇广、仇盆兄弟却在“洛齐贵盛之后”，“坐他事诛”。
所谓“贵盛”，从仇洛齐的仕历看，应该是指“从平凉州，以功超迁散骑常侍，又加中书令、宁南将军，进爵零陵公”。太武帝灭北凉在太延五年（439）。仇洛齐因太武帝为卢鲁元访舅入京当在此年之前，而仇广兄弟被诛则在此年之后。又卢鲁元卒于太平真君三年（442），号称“自魏兴，贵臣恩宠，无与为比”，其舅氏被诛或更在他亡故之后。但可以确定仍当太武帝世，因为《仇洛齐传》明言“世祖以其（仇洛齐）非仇氏子，不与焉”。
前已述及《元举墓志》所载南安王妃仇氏父亲仇牛为仇广之子。既然仇洛齐是缘于仇嵩养子的身份方才未受牵连，那么仇牛当与仇广兄弟一起同遭诛杀。《元举墓志》载其名位仅至本州别驾，应该就是他伏诛前的官位。他的女儿在若干年后“配南安王桢”，此时应与仇家其余女眷一起被没入平城宫中为奴。
那么，仇氏是何时被配给南安王元桢的呢？事实上，我们还有一个线索可以利用。文成帝时高允曾上书批评“今皇子娶妻，多出宫掖”的现象，其中有言“然所配者，或长少差舛，或罪入掖庭，而作合宗王，妃嫔藩懿。失礼之甚，无复此过”。“然所配者”、“罪入掖庭”的措辞，皆与仇氏没官若干年后“配南安王桢”相应。高允还特别提到“诸王十五，便赐妻别居”。这一记录十分宝贵。虽然《魏书》列传罕载传主出生年份，但元桢、元彬父子皆有墓志存世，由其中记录的卒年与享寿即可反推出生年份。据《元桢墓志》，太和二十年（496）元桢在邺城去世时年五十岁，则当生于太平真君八年（447）。那么他十五岁时正当和平二年（461），也合于高允上书的文成帝世。
不过仇氏很可能并不是元桢最初的“赐妻”。见于《元举墓志》的元彬为元桢次子，其上尚有长子元英，就是后来宣武帝时代扬名于对南朝作战前线的中山王。《仇洛齐传》说仇氏“配南安王桢，生章武王彬，即中山王英弟也”，说明元英的生母另有其人。和平二年与十五岁的元桢相配者应是另一位同样出自宫掖的罪奴女性，并为其诞下长子元英。只是元英之母随即亡故（或与生产有关），故又有同样身份的仇氏被配与元桢。据《元彬墓志》，元彬太和二十三年（499）卒，时年三十六岁，则当生于和平五年（464），其时元桢十八岁。仇氏被配于元桢，大致当在和平三、四年（462-463）间。如前所述，仇氏因家难没官大概率发生在太平真君三年至十二年（442-451）这一区间。则到被配给元桢为止，她在宫中至少经历了十年以上的岁月，甚至有长达二十年的可能。只是我们并不清楚，当初甫入宫中的她，究竟是一位青春少女，还是年仅数岁的女童。
仇氏以幼龄入宫的可能性不能排除。《集释》集中收录了七方北魏宫廷内职女官墓志，制作于正光元年至二年（520-521）间。据墓志所述，七人无一不是因“家难”而被没入宫的，正与仇氏的遭际相同。所谓“遭家不造”、“家门倾覆”、“乡曲之难”之类闪烁其辞的背后，掩盖的是全家成年男性被诛、成年与未成年女性入宫为奴的惨痛家史。若仇妃也有墓志存世，恐怕亦当如此措辞。而入宫年龄方面有明确记载的冯迎男、王僧男和张安姬三人分别为五岁、六岁和十三岁，刘阿素和刘华仁两人则皆记为“幼履宫庭”，大概也不会超过十岁。
在这方面新出《缑光姬墓志》和《缑显墓志》留下了更为生动具体的记录。缑光姬官至第一品家监，“班秩、清禁、羽仪之等，有同郡君”，是一位相当成功的宫廷女官。她卒于正光六年（525）正月十九日，年七十有二，则当生于兴光元年（454）。墓志记曰“未及言归，遂离家难”，由是“委身宫掖，出入椒闱”。不过与前述几位北魏女官不同的是，她遭遇的“家难”并非一般的犯法得罪。光姬为“宋使持节都督青徐齐三州诸军事齐州刺史永之孙，宁朔将军齐郡太守宣之女”，出身南朝刘宋青齐地区。缑永与缑宣不见于史籍记载，但光姬因“父兄沉辱”入魏，应与献文帝天安元年（466）至皇兴二年（468）北魏夺取刘宋淮北四州的战事有关。这一点可以得到《缑显墓志》的佐证。《缑光姬墓志》记光姬为“大魏冠军将军齐州刺史显之姑”，这位缑显正是《魏故持节左将军齐州刺史缑使君墓志铭》的志主。他葬于正光四年（523）二月十五日，卒日应去此不远。年五十有八，则当生于天安元年（466）前后，正值上述战事的开始阶段。墓志记曰“属皇风远震，三齐席卷。君在婴孩，与母茹氏迁于代都”，这一入魏缘由应同样适用于其姑母缑光姬。面对如此“家难”，襁褓中的懵懂婴孩或许比十三岁的少女更为幸运。光姬“以父兄沉辱，无心荣好，弊衣疎食，充形实口。至于广席畴朋，语及平生。眷言家事，泪随声下”，终其一生也未能淡忘伤痛。
尽管墓志并未明言，但缑显后来历任小黄门、掖庭令、中黄门冗从仆射、中给事中等阉宦职位，显然是没官后又罹宫刑之酷。结合《魏书·阉官传》所见诸人出身，可知罪人之家的未成年男性，是平城宫中阉宦群体的主要来源。而罪人之家的成年与未成年女性，同样充斥平城后宫，承担着多种形式的劳作与生产。换言之，像缑光姬与缑显这样出于一族的亲人分别活跃于后宫的女职系统和宦官系统的情况，在平城时代应该并不罕见。缑显先于缑光姬两年去世，《缑光姬墓志》仍然特意标示其为“大魏冠军将军齐州刺史显之姑”，显示二人之间的关系可能相当密切。
与缑光姬、缑显姑侄关系类似，仇氏在平城宫中也并非全无依托。当年家祸之后叔父仇洛齐并未受到牵连，仍在内廷奉仕，直至兴安二年（453）去世。他对自己的这位侄女必定有所照拂。《仇洛齐传》记载了如下一段轶事：
如前所述，仇洛齐为仇嵩养子，本姓侯氏。显然出于没有生育能力的缘故，他从自己的侯氏本家找了一个小孩入继为后，即这里的养子仇俨。此事当发生在太平真君年间仇广兄弟被诛之后。洛齐死后，其零陵公的爵位为仇俨所继承。仇俨“后欲还本”即试图复姓侯氏的确切时间不明，应该是在他“太和中，为虎牢镇将”之前，其时正值元桢“在内都主司品臣”，而仇俨为其属下。据《魏书·景穆十二王传》，元桢曾两任内都大官。第一次在孝文帝即位之前，可以排除。第二次在任之后，又出为长安镇都大将、雍州刺史。正是在雍州刺史任上，元桢与汝阴王元天赐一起因“聚敛肆情”受到了“削除封爵，以庶人归第，禁锢终身”的处罚，时在太和十三年（489）六月。仇俨提出“还本”之请，必在此年之前。
仇妃对他的这一请求十分愤怒，以“背恩”责之，并运用夫君南安王元桢的影响力，迫使仇俨放弃。从“由我仇家富贵至此”的措辞可以看出，她仍把已经去世三十余年的仇洛齐视为一家之人，将仇洛齐的家事视为己家之事。“奈何一旦孤背恩养”之言的背后，或许也深藏着她对当年在宫中的苦涩童年里，从这位“生而非男”的宦官叔父那里所领受“恩养”的感激之情。
“文明”的阴影
这是仇妃在现存史料中的最后一次出场。她的丈夫南安王元桢其后的经历在《魏书》中有清晰记载。虽然在太和十三年（489）因罪失爵，但后来在迁都洛阳时因态度积极，“首从大计”，博得了孝文帝的信任，于太和十九年（495）十二月复南安王本封。迁都洛阳事定后，又被任为相州刺史，出镇邺城，时在太和二十年（496）五月。
如果仇妃仍在世的话，她或许应该跟随元桢一起前往邺城治所。从那里向南，是她的家族一个半世纪前从关中远徙而来最初落脚的枋头。向北，则是祖父仇广曾经“号为巨富”、留下深刻足迹的中山城，也是她的出生与童年嬉戏之地。然而入邺当月，元桢就因“疽发背”而暴卒，年仅五十岁。就像当初一样，她终究不能在这个名义上的故乡停留长久。
我们对仇妃的寻访之旅就此结束。事实上，四年之前的太和十六年（492）左右，锐意改革的孝文帝已经颁布诏书，以“族非百两，拟匹卑滥”为由，强制诸弟重娶胡汉高门之女以为正妻，而将此前罪奴出身的妻子贬为妾媵，一举终结了平城时代以来“诸王十五，便赐妻别居”的传统。我们不知道仇妃是在何时离开人世的，但她的故事在标榜华夏礼乐的洛阳时代确乎不会重演了。这并不是说不会再有罪人之家的女性被没入洛阳宫中为奴，只是她们再也不会像仇妃这样获得成为王妃甚至后妃的机会，只能活在支撑“文明”的阴影里，直到沉默死去。
本文完整版收入罗新先生主编的论文集《彼美淑令：墓志所见的北朝女性》，北京大学出版社2022年即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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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温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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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冲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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