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多利亚时代的儿童文本使文学体验成为人类进化的关键机制

维多利亚时代是儿童文学的“黄金时代”。金斯利、卡罗尔、伯内特、吉卜林和加蒂等作家写下了儿童文学的经典作品——《水孩子》《爱丽丝漫游奇境记》《秘密花园》《丛林之书》《大自然寓言集》……

杰茜卡·斯特拉利将维多利亚儿童文学的兴起放在进化论传播的背景下加以考察，并指出，这些作家为他们笔下的主角和读者绘制了一幅幅进化缩略图，进化过程中决定性的一次飞跃发生在文学想象开始之时。

[美国]杰茜卡·斯特拉利 著
宋国芳 叶超  译译林出版社，2022

认识儿童文学的黄金时代——英国维多利亚时代

详解19世纪英国经典儿童文学作家作品

及其与达尔文进化论科学、英国教育改革的紧密关系

杰茜卡·斯特拉利（Jessica Straley），美国犹他大学英语助理教授。研究方向为进化论与文学之间的互动关系，在《维多利亚研究》和《19世纪文学》期刊上发表了多篇有关进化论、活体解剖以及维多利亚文学的文章。

在查尔斯·达尔文的《物种起源》（1859）把以自然选择为基础的进化论带给英国读者仅仅三年后，查尔斯·金斯利就把它变成了一个儿童故事。在《水孩子：献给一个陆地孩子的童话》（1862—1863年间连载）中，一个名为汤姆的扫烟囱的孤儿落入了河中，突然变成了像水蜥一样的“水孩子”。从这个新的动物化的起点开始，他必须重新进化回一个人类男孩，但汤姆新的身体究竟怎么长得像动物却含糊不清。故事的叙述者告诉我们，汤姆现在有“3.879 02英寸长，和小水蜥一样，咽喉的腮腺部位长着一圈外鳃（我希望你们能够理解这些专业术语的含义）”。虽然汤姆具有水蜥的解剖学特征，并且无法确定自己可能是其他什么物种，但他拒绝接受老水獭认为他有尾巴这种说法。叙述者表示同意，说道：“当然，他并没有比你多长条尾巴。”然而，这种表述并没有解决问题，只是把汤姆是否有尾巴的问题转变成了对于隐含的儿童读者是否有尾巴的询问。进化论没有提供明确的答案。18世纪苏格兰法官、哲学家蒙博多勋爵有一个著名的观点，他确信所有人出生时都长着尾巴，出生后助产士、医生和护士合谋把尾巴剪掉了。没有这么戏剧性的是，达尔文在《人类的由来及性选择》（1871）中证实，人类的尾骨，“虽然已经没有作为尾巴的功能，却明显地代表着其他脊椎动物的这一部分”。《水孩子》的插图作者们也没有达成共识。在1915年版的《水孩子》中，W. 希思·罗宾逊提供了两种可能：在扉页上，解剖学上看是人类的汤姆骑在一条长着尾巴的鱼上（图1），但在随后的目录页上，他又被描绘成一个人鱼宝宝，长着背鳍，双手有蹼，还有一条尾巴（图2）。因此，在维多利亚时代的进化论和儿童研究的交叉点上，《水孩子》强调了一个奇怪却又极其关键的问题：儿童在何种程度上算是动物？

图1  查尔斯·金斯利的《水孩子》，1863年，W. 希思·罗宾逊绘制插图（马萨诸塞州波士顿和纽约：霍顿·米夫林，1915年），扉页

图2  查尔斯·金斯利的《水孩子》，1863年，W. 希思·罗宾逊绘制插图（马萨诸塞州波士顿和纽约：霍顿·米夫林，1915年），目录页

维多利亚时代的人并没有创造儿童比成人更接近自然的概念。西塞罗把动物和儿童称为自然之镜（specula naturae）。再近些时候，让-雅克·卢梭把儿童和原始联系了起来。但是，在进化思想介入大众想象后，童年具有兽性的观念决定了对待、照顾和教育儿童的方式。在英格兰和美国，儿童保护者借鉴了动物保护协会的法律和道德观点。例如，1885年，国会议员塞缪尔·史密斯仿效其在皇家防止虐待动物协会（RSPCA）会议上的所见所闻，创立了利物浦防止虐待儿童协会。到19世纪的最后十年，动物儿童已成为儿科学和儿童心理学研究的主要内容。内科医生路易斯·罗宾逊在《育儿室里的达尔文主义》（1891）中指出，婴儿强有力的抓握、手臂发达的肌肉以及较短的下肢表明“他与动物园里出了名的黑猩猩‘萨莉’那张著名的照片惊人地相似”。在《婴儿与猴子》（1894）中，S. S. 巴克曼认为，“尾巴的消失仍旧在儿童的身体上留下了疤痕”，这一疤痕将婴儿与某一特定纲的灵长目动物联系了起来。儿童心理学家米利森特·希恩在《婴儿传记》（1900）中指出“婴儿与猴子之间以及男孩与野蛮部落之间非同寻常的相似性”和解剖学一样有助于解释行为。同样，詹姆斯·萨利的《童年研究》（1896）以开创性的观点开篇：对婴儿来说，“生命是外向的、可见的，构成了自然景象的一部分；理性和意志，作为人类拥有的高贵特权，依稀难辨；感觉、欲望、本能，这些动物功能似乎概括了人类生命的第一年”。从《物种起源》的出版到20世纪初，婴儿与猴子、儿童与动物、男孩与野蛮人之间的联系不再仅仅是一种隐喻的表达，而变成了一个形态学上的“事实”，在心理、道德、教学法和文学层面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路易斯·罗宾逊、巴克曼、希恩和萨利关于婴儿和儿童生命的观点都基于对“重演论”的推断。“重演论”是对进化论的一种推论，认为在妊娠期，人类胚胎经历了从变形虫到人类的所有低等动物的阶段，重演了物种进化的过程。维多利亚时代的大多数进化论者都不同程度地持有这一关于胚胎发育的观点。在《笔记本B》（1837—1838）中，达尔文坚持认为“在子宫中模仿进行的每一步机体组织不断发育”，都是在重复“形成那一物种的全过程”。到了《物种起源》，达尔文或许不再赞同个体与物种间字面上的对等（虽然不赞同到何种程度有争议），但其饰变理论把胚胎重演视为了基本证据之一。《人类的由来》中包含了狗和人的胚胎图，用以展示二者之间高度的相似性；顺带一提，二者均有显而易见的尾巴（图3）。赫伯特·斯宾塞首先运用了原指个体生长的“进化”一词来描述物种的集体适应性。1852年，他提出，个体发育表明系统发育的转变是可能的。罗伯特·钱伯斯的畅销书《自然创造史的遗迹》（1844）对于维多利亚时代的进化观念同样至关重要。书中采用了重演论来表明，即使没有特殊的创造，人类在自然界中仍旧占据了至高无上的地位：如果人类从整个动物界中崛起并到达顶峰，“那么，从动物学的角度来看，不考虑神学赋予他的显著特征，人类就是动物界所有类型中的典型，是这个地球上动物自然真正的、明确无误的首领”。

图3  查尔斯·达尔文的《人类的由来及性选择》（伦敦：J. 默里，1871年），第15页

对19世纪和20世纪初的儿童读物中的进化论进行批判性探索，笔者并不是第一人，但笔者首次提出，这些书中的进化论实际上可能是写给儿童的。认为维多利亚时代的儿童是浪漫主义“自然之子”的呼应——在此，儿童和自然都是博学的成人文化的天真无邪的替代者——这种设想在学术研究中表现出如此强大的弹性，以至于儿童文学中的任何科学内容都被认为是写给成人读者，而非儿童读者的。在罗斯《彼得·潘的例子》（1984）出版的前一年，U. C. 克内普费尔马赫认为，维多利亚时代的儿童文学构成了这一文学类别的美学巅峰，因为它同时针对两类不同的受众：儿童和成人。他在《儿童与成人的平衡：维多利亚时代儿童幻想故事研究》（1983）中写道：“那些自我分裂的维多利亚时代人发现自己‘徘徊在两个世界之间’，在进步与怀旧之间经历着雅努斯似的分裂，是他们创造了名副其实的‘儿童书籍的黄金时代’。这并非巧合。”后来的文学评论家似乎采用了克内普费尔马赫的这种儿童与成人读者之间的“雅努斯似的分裂”，以及罗斯的儿童读者的不可能性的观点。结果是，儿童文学批评总体上回避了儿童读者与文本的关系问题。这一点在目前关于儿童文学与进化论的研究中体现得最为明显，一部分原因是达尔文主义似乎超出了儿童的理解范围，另一部分原因是文学研究领域纵容了这种做法。例如，艾伦·劳赫的《有用的知识：维多利亚时代人、道德，和智力发展》（2001）、苔丝·科斯莱特的《英国儿童小说中会说话的动物，1786—1914》（2006）和卡罗琳·森普特的《维多利亚时代的出版业和童话》（2008），都令人钦佩地探讨了维多利亚时代儿童读物中的进化内容，但他们通常把这类文学作品中对当代科学的提及和暗指理解为越过孩子的肩膀，向父母的阅读会心地眨了眨眼。

虽然现代评论家声称儿童被排除在进化话语之外，但清楚的是，维多利亚时代的作家和出版商正在围绕重演论组织儿童文学这一文学类别。19世纪下半叶，伊索寓言的各种新版本占满了出版商的出版目录，有些还特别把它们的相关性归因于进化论。例如，约瑟夫·雅各布的《伊索寓言》（1889）的序言就承认，古代故事“太过简单，与我们复杂文明中的事实不相符”，但是对“经历着……祖先文化不同阶段”的儿童来说，它们就是恰当的。童话故事也获得了新的价值，正如森普特所认识的那样，因为它们被视为“人类最早的精神冲动的记录”，所以，与儿童的成长相一致。维多利亚时代的民俗学家和人类学家安德鲁·朗格将他的12本书计划—从《蓝色童话》（1889）开始，以《紫丁香色童话》（1910）结束—描述为对与儿童的古老品性相一致的史前文化的复原。在《紫罗兰色童话》（1901）的序言中，他写道：“［年轻读者］的品味与几千年前他们那些赤身裸体的祖先一样。”获得重演性重构的不仅仅是这些口头传统。在美国，颇受欢迎的儿童出版商D. 阿普尔顿再版了家庭阅读系列丛书中的一些儿童文本，并在序言中称赞了达尔文、斯宾塞和美国进化心理学家G. 斯坦利·霍尔的著作。由美国教育委员W. T. 哈里斯撰写的前言不仅肯定了“所有自然都因进化规律的发现而统一”，而且他还断言儿童文学最能认识到这个事实。阿普尔顿系列中的《雾都孤儿》（1897）指导读者从“生存斗争”的层面来分析奥利弗生命最初的阶段，因为那是所有生命的第一个阶段。

安德鲁·朗格（Andrew Lang，1844—1912），英国著名文学家、历史学家、诗人、民俗学家。

彩色童话集（部分）

究竟期望年轻读者学到什么样的（关于物种或是他们自己的）进化知识，这在很大程度上都没有得到分析，部分原因是学术界一致认为，黄金时代通过回避教育问题并强调读者的愉悦感而将自己与这一文学类别先前的迭代区分开来。本书认为，从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出版前到第一次世界大战这一时期创作的许多最著名的、经典的儿童作品，不仅将兽性儿童的形象融入它们的情节和修辞中，而且它们敏锐地认识到，重演论对文学的嘲弄需要文学做出回应。因此，正当后达尔文主义儿童读物作家在已经陷入文本性与现实世界经验问题的体裁中进行创作时，他们面临了新的挑战。与前辈们不同，这些作家创作故事的目的不是要印刻洛克的白板，或是庇护卢梭纯洁的天真。相反，他们试图使读者人性化：首先，使读者认识到自己最初那古怪的无人性；其次，阐明文学如何能成为给儿童提供智力、道德、情感和审美进化的主要模式。

除了开辟一个进化思想可以自由驰骋的新语境，本书还考察了进化论中对童年动物性的论断如何促使儿童作家宣传文学作为儿童走向人类的主要途径。在此，不仅笔者的研究视野超出了达尔文和小说，而且对于19世纪科学与文学之关系的批判性论断，笔者也提出了质疑。达尔文主义文学研究的先驱比尔和乔治·莱文，强调了维多利亚时代相关从业者跨学科的交叉、重叠和共同的修辞。在由比尔和莱文确立的传统中，莱特曼和索恩近期出版的《进化与维多利亚文化》重申了跨学科的潮流使19世纪的科学理论能够在文学、摄影、电影、艺术、戏剧、音乐、建筑和舞蹈的不同领域内及之间顺畅地流动。这本选集的前言写道：“在沉浸于进化思想的维多利亚文化里，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是互补的，而不是对立的。”然而，尽管当时自然科学与人文学科之间的交流可能比今天更好，它们可能还没有和谐到像比尔和莱文，现在是莱特曼和索恩的“同一文化”模式的程度。正如本书也会做的那样，其他学者正在对这种各学科间关系融洽的观点施加压力。例如，道森的《达尔文、文学和维多利亚体面观》（2007）展现了在试图使达尔文主义合法化或声名狼藉的过程中，科学与文学之间的联系如何“出于各种战略原因，被定期地利用和操纵”。同样，在《道德权威、科学家和维多利亚小说》（2013）中，安妮·德威特认为，19世纪的小说没有将科学视为一种同伴话语，而是“试图界定科学的范围，将其关注的内容定义为不同于——并且次于小说关注的内容”。在道森和德威特看来，科学和文学对彼此的影响是相互渗透的，但同时它们又在努力划定彼此的边界。

约瑟夫·鲁德亚德·吉卜林（Joseph Rudyard Kipling）的《丛林之书》

虽然笔者的研究探讨了儿童文学采用儿童发展相关科学概念的方式，这些科学概念自身就是在19世纪进化论和成长小说这样的叙事形式的共同作用下形成的，但本书研究的重点是自然科学与人文学科的教育主导权之争。这里考察的跨学科碰撞不仅仅是由现在向艺术实验开放的创新理论或受小说语境操纵的新修辞组成的。相反，维多利亚中期学校系统面临的新压力给教育工作者和政治家们带来了一个实际的难题，并引发了在儿童必须学什么以及如何学这两个关键问题上各学科争夺话语权的冲突。对德威特来说，小说是挑战自然科学日益增长的文化权威最合适的文学媒介，因为，她说道，“道德修养以及更广泛的道德问题被小说视为其专业领域”。小说很可能是成人道德教育的主要途径，但儿童文学主导着更易受影响的一部分人口的道德和智力教育。在进化论介入公众教育意识和关于教育的政治辩论后，儿童作家必然面临着这样的威胁，即科学实验可以取代儿童书籍成为知识的传播者和人类基本经验的复制者。在本书所考察的1850年至1915年这段时期内，儿童文学令人着迷而又充满矛盾地使科学适应自己，又使自己适应科学，同时它也作为儿童的第一位且最重要的老师与科学展开了竞争。

《维多利亚儿童文学中的进化与想象》重塑了儿童文学的黄金时代，它不是浪漫主义简单的衰退，而是对动物性儿童重演人类进化过程的科学建构的回应。这些文学作品不是黄金时代（神话中堕落前的原始完美时期）的产物。我们可以这么说，就像金斯利笔下的汤姆，回归到自己的动物本源，这样就可以沿着一个更有成效的路线重新定向自己的成长。维多利亚和爱德华时代的儿童文学回归到了问题的本源——读和做之间的冲突，以便为文学在人类进化和童年发展中开创出一个更加令人敬畏的角色。儿童文学的经典文本，将个体与物种间离奇的类比的多重含义和不可同化的逻辑混乱，转化为以新的方式去想象隐含的儿童读者以及为其进化而创造的新情节。本书将19世纪进化史的构建和与其形成互补的针对动物性儿童的文学创作结合起来，试图揭示成为人类的意义与文学在我们人性中扮演的角色之间的独特关系。维多利亚时代的儿童文本使文学体验成为人类进化的关键机制，能够教会儿童如何缩回他兽性的“尾巴”，转而进入一个更高级的、独特的人类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充满了非凡的、启发性的和富有想象力的“故事”。

本研究汇集了进化论思想史、教育改革社会史以及新兴的儿童文学类别的文学史，以加深我们对这三个领域的理解。儿童文学，绝非寻求摆脱其历史境遇并保护儿童的纯真，而是自觉发展了无厘头、幻想、戏仿、离题游戏、变形、混合形式、转移视角和多重主角等方式，以对儿童应更精于科学以改良物种的主张进行还击。在对教育学、社会学和科学语境的观照下，本书主要关注儿童文学的文学性问题——对人类历史中出现的新的科学概念的集体反应。聚焦如下几个方面：进化论在儿童研究和儿童文学中的应用；科学理论影响文学形式的方式；文学在重塑维多利亚时代对科学概念的认知方面同时发挥的作用；以及在科学日益占据主导地位的情况下人文学科备受争议的价值，《维多利亚儿童文学中的进化与想象》关注跨学科性本身以及围绕这一势必令人费解的人物——儿童，所产生的这些相互冲突的、多维度的话语的交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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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august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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