赠书 | 法国大革命前的畅销禁书（终于再版了！）
《法国大革命前的畅销禁书》聚焦18世纪法国的图书出版业，在各种地下出版物中，分析了色情文学、乌托邦文学和政治诽谤文学三种号称是“哲学书”的文学作品，并对当时最为畅销的三种著作的文本进行分析。
这些文学作品充斥着对等级制、君主制以及这些基本制度下各种现象的嘲讽，那些以色情与诽谤为主题的政治民间传说解构了君权神授的合法性，剥去了皇权的神圣性，从根本上抨击了波旁王朝统治的合理性，从而为法国大革命的爆发提供了思想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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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汇学人将选出两位读者获得
上海教育出版社赠书
8.23公布
作者 / 罗伯特·达恩顿(Robert Darnton)，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哲学学会院士，哈佛大学卡尔·福兹海默讲座教授、图书馆名誉馆长。达恩顿是英语世界中最重要的法国史专家之一，也是文化史、阅读史方面的领军人物。
◆ 1789年以前法国人阅读什么◆ 书籍史经典著作◆ 罗伯特·达恩顿代表作◆ 还原1789年前法国的禁书制造、分发和售卖过程
通过对畅销图书文本的解读，以窥法国大革命的文化起源
中文版序
《法国大革命前的畅销禁书》的中文版即将问世，让我感到非常高兴和荣幸。这本书的英文版已经面世25年，其间发生了很多事情，中美两国人民彼此之间有了极大的相互理解，书籍的翻译在其中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如果我的书也能促进这种相互理解，没有什么比这更让我高兴。
这听起来像是一种礼貌的陈词滥调。为了避免这个误会，我应该补充说，我非常关心书籍突破文化差异的力量。事实上，《法国大革命前的畅销禁书》即是试图理解这种力量的尝试。它挑战了启蒙运动的作品直接导致法国大革命的假设，也挑战了书籍的历史直接影响这一事件的假设。与线性因果关系分析不同的是，它试图揭示大革命源起的文化模式，并遵循文化传播的过程。也就是说，这本书要展示的是，书籍如何真正渗透到社会中，以及它们如何威胁到旧制度的正统。
随着我在档案馆待的时间越来越长，尤其是在18世纪唯一一家档案保存得几乎完好无损的出版商“纳沙泰尔出版社”（STN）的档案馆，我发现，书籍遇到读者和读者获取书籍的方式变得越来越复杂。当我开始阅读出版商和书商的书信时，一个令我惊讶的短语是“哲学书”。起初，我认为它指的是哲学家的作品。但当我检查书商订单上出现的书籍时，我发现像《修道院中的维纳斯》和《路易十五的私生活》这样的书名， 与伏尔泰的《哲学通信》和德 · 霍尔巴赫的《自然体系》并列。
“哲学书”被证明是法国政府高度禁止的专业术语。它们是市场上在售书籍中最危险的元素，因此在售卖中，它们受到图书专业人员的特殊对待。它们被藏在货物底部的稻草中，或被夹在包括《圣经》在内的合法书籍中。当我系统地研究这些图书是怎么交易的，一部已被遗忘的文学通史逐渐变得清晰起来。
《法国大革命前的畅销禁书》就是这项研究的结果。我希望它不仅能吸引学界人士，也能吸引一般读者，那些对文学的性质以及对其他时代和地区的历史有兴趣的中国大众读者。我相信，这类文化史可以带我们走出眼前的小世界，进入外部的大世界。在那里，人们以不同的方式处理和理解熟悉的物品，如书籍。
承蒙东道主的热情好客，最近一次中国之旅，让我在过去看来一直无法触及的伟大文化中，开始提升对自己生命的理解。我希望这本书的中文版将加强来自世界各地的思想交流。书籍从不受国界、民族、政治或文化的限制。书籍史是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在中国和美国都蓬勃发展，在任何时候它可以都为保持开放和交流提供机会。我希望，当我的中国读者打开这本书的时候，会总体上将之理解为促进开放的一次努力。
订购与运输
节选自
第一章 披着伪装的哲学
同样的倾向也凸显在传播过程的另一端———非法图书的订购和运送方式上。书商们在填写订单时有时把合法、非法、半合法等各类图书混杂在一起。但是，当他们意识到这样做有风险时，便想办法隔离开哲学书籍。他们有时把订单上不具冒犯性的书开列在信件的正文中，然后把违禁书名写在一张纸条上，夹入信内。这张纸条不但无签名而且收信后要立即销毁。尽管如此，这样的一些纸条在纳沙泰尔出版社书信中仍然存在。更通用的做法是，书商们用各种办法在订单中暗示最危险的书名。卡昂书商马努里就在订单中把它们集中开列；拉卢彻尔书商德伯尔第把它们写在订单最后；南特书商马拉西则分别写在不同的行列中；里昂的巴利泰勒用十字给它们作记号；图尔的比约尔、贝藏松的夏迈、马恩河畔沙隆的松贝尔则先列出合法书，然后画一道横线，再开列出违禁书。
所有这些手段都是为了同一个目的：提醒供应商注意需特殊处理的图书，以便一旦货柜接受检查时不暴露。波尔多书商伯热莱就是先列出他所要的60种图书，把其中的11种不折不扣的哲学书籍标上“×”记号，并加以解释：“请把所有标有‘×’的书插放在其他书里面。”“插放”图书是把一部书的单页混合放入另一本书的单页之中。该方法简单易行，因为图书都是不装订运送。书商们也称这一方式为“夹带”。连同３册良性盗版的李科波尼夫人作品一起，贝藏松的夏迈订购了６套黄色反教会的《阿拉斯的蜡烛》。他指示说：“在提货单上写另一个书名，用李科波尼的书夹带该作品（《阿拉斯的蜡烛》）。我在验货处出示提货单，这样一来，某些货柜他们就不打开了。这就是把哲学书列在其他书名下的原因。”纳沙泰尔出版社的职员或许会满脸严肃地注意这些指示，不过很难相信他们看到下列书名时不放声大笑：
《少女学堂》
《宗教的残酷》
《放荡的帕纳丝》
夹入《法国新教徒传》
《快乐的少女》
放入《新约》
他们被吩咐令芬妮·希尔与福音相结合。
总之，图书的订购方式直接影响包装运输手段。小雷诺尔要求所有标“×”的书隐藏于货柜底层，这样他便可以躲过里昂的检查官。第戎的努布拉要求把全部非法书集中放在货柜的上层，这样他就可以在货柜接受行会检查前把书偷偷地取出来。里昂的雅克诺偏好把哲学书籍以及为了蒙混过关改动过的提货单隐藏在货柜底层。巴黎的巴卢瓦则要求把他的书藏于包装材料内。手段千变万化，但全靠着明确区分相对安全的图书和容易被没收的图书。
……
启蒙思想和法国大革命是什么关系呢？这一经典问题已然像是一个“并不恰当的问题”。因为，如果我们这样提问，容易歪曲问题。首先，我们把启蒙运动思想具体化了，好像启蒙思想可以独立于18世纪文化的其他方面。其次，我们把启蒙思想注入法国大革命的分析，似乎在1789至1890年期间的事件中都可以追寻启蒙思想的踪迹，如同监测血液中某种物质。
18世纪的文字出版物十分复杂，不能简单地用“启蒙”和“革命”范畴分类。但是，在1789年以前把文学作品传播给读者的人设计了一种很实用的范畴，用来识别他们所经手图书里的确实危险因素。我们如果认真地看待他们的经历，就必须重新思索一些文学史的基本界定——包括危险概念和文学概念本身。我们把《社会契约论》看作政治理论；认为《夏特勒的守门人……艳史》属于色情文学作品，甚至于不入文学之流的粗俗东西。但是，18世纪的书商们把它们全部归并为“哲学书籍”。
如果我们用他们的方式审视他们的题材，那些哲学与色情文学之间好像不言自明的界限便开始解体了。我们即将体会淫秽作品——从《哲人泰莱丝》到《贵妇沙龙里的哲人》——中的哲学因素并且重新考察“哲学性的”色情作品：孟德斯鸠的《波斯人信札》、伏尔泰的《奥尔良少女》、狄德罗的《八卦珠宝》等。作为1789年精神的化身，米拉波会在前10年便写出了最粗俗的色情作品和发表最辛辣的政论，再不会让人费解。自由和放荡似乎连在了一起，我们可以在秘密书目上所有的畅销书中发现共鸣。因为我们一旦专心寻找披着伪装的哲学，任何事情似乎都可能发生，甚至是法国大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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