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燕｜阅读和研究《文选》所不能忘记的
尽管文学在中古时期强劲生长，获得了学科意义上的独立，可是仍然未能脱离中国文学史上一个最重要的现象，就是文学与政治密切相关，文学往往是有关政治的一种“文学性”表达。
如果按照刘师培《中国中古文学史》的说法，自宋文帝于儒学、玄学、史学三馆外别立文学馆，“凡四学并建”，文学始特立一科，文学就开始“别于众学”了，那么一个甲子后，萧统主持编辑《文选》，刻意摒弃“姫公之籍、孔父之书”“老庄之作，管孟之流”“记事之史、系年之书”，专门选取“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的赋诗等文字，也应该算是在“文学别于众学”的潮流中。
说“文学别于众学”，这里的文学，指文章之学，相当于后来说的辞章、今天说的文学表达。文章之为体裁，则有《文选》所说赋诗、诏册、书序、颂赞等三十多种，都与经、子、史书不同，因为有了独特的形式与价值，它们也被当成需要通过学习、模仿才能够掌握的写作技能和知识体系，自宋文帝以后，被纳入王朝的文化学术体制。
由铃木虎雄在1920年前后提出的魏之“文学自觉”说以及刘师培在同时期发表的这一“文学别于众学”说，是中古文学研究界过去最为大家熟悉的理论，它们大大提升了中古文学的地位，也为中古文学研究框定了方向。但是在近年阅读《文选》的过程中，我却越来越深地感受到，尽管文学在中古时期强劲生长，获得了学科意义上的独立，可是仍然未能脱离中国文学史上一个最重要的现象，就是文学与政治密切相关，文学往往是有关政治的一种“文学性”表达。这在《文选》中有很多迹象，例如它收录了相当不少的诏册令教、（策）文表上书、启和弹事、奏记，就都是些政令政策以及与政治事务相关的文件。
除去极其明显的这一点，让我再来举三个例子。
第一例是屈原。屈原大概是《文选》收录年代最早的作家，“骚”类选有屈原的《离骚》《九歌》《九章》等，另有贾谊的《吊屈原文》、颜延之的《祭屈原文》，《文选序》又提及《史记》引到而《文选》未收的《九章·怀沙》，称“楚人屈原含忠履洁，君匪从流，臣进逆耳，深思远虑，遂放湘南，耿介之意既伤，抑郁之怀靡愬，临渊有《怀沙》之志，吟泽有憔悴之容，骚人之文，自兹而作”。
据《史记·屈原列传》说，屈原“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本来是战国楚怀王和楚襄王时期很重要的一个政治人物，“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却因为与楚王政见不同，被流放，行吟泽畔，写下《怀沙》。在《怀沙》中，屈原自认为是“内厚质正”的君子，却在黑白颠倒、玉石杂糅的现实世界遭人攻击，因此只能选择与世界隔绝，独善其身，而这也并非是他本性。只因他心中有一个理想世界，那是在舜、禹、汤的时代，这个理想世界不会再出现，也就是说不可能再有是非对错之分，是非对错不分，则意味着他不可能再有机会发挥自己的才能，这样活着还有何意义，所以他决定自沉以为最后的抗争。
《文选序》便是接受了屈原在《怀沙》中表达的有关他自己、他与世界关系的认知，断定屈原是“含忠履洁”而又“深思远虑”的。所谓忠、洁，当然是对屈原政治道德的评价，说明《文选》的确是将屈原的作品看成一种政治表达，不仅如此，又还视之为“骚人之文”的首创。
“骚人”指的是有忧患意识、危机意识的人，“骚”取自《离骚》，是忧的意思。沈约在《宋书·谢灵运传》“史臣曰”中讲述从“周室既衰”屈原、宋玉至于晋宋间谢灵运、颜延年的这一段文学历史，称汉魏文学“莫不同祖《风》《骚》”，称玄黄律吕、宫羽相变这套理论也是“自骚人以来……而此秘未睹”，他所谓“骚人”，便是指屈原。《文选序》说“骚人之文，自兹而作”，也便是沿用了沈约的说法，意思是自从屈原以来，文学就成为一种政治理想、政治见解和政治危机意识的表达。
所以读屈原的作品，不能不看到它们其实是一种政治诉求。
接下来说说司马相如。《文选序》引《诗序》说诗有风赋比兴雅颂六义，如果按照唐六臣注张铣注“歌事曰风，布义曰赋，取类曰比，感物曰兴，政事曰雅，成功曰颂”，那么，六义即六种写作方法都非纯粹抒情，都是功能性的，都关乎政治。而《文选序》又说荀卿、宋玉、贾谊、司马相如之赋都是继承了古诗，“述邑居则有凭虚、亡是之作，戒畋游则有长杨、羽猎之制，若其纪一事、咏一物，风云草木之兴，鱼虫禽兽之流，推而广之，不可胜载矣”，也就是说无论拓展到何种题材，他们也都还是在用关乎政治的诗的笔法和诗的精神写赋。《文选》选入司马相如的文章，于赋有《子虚》《上林》等，还有《上书谏猎》《喻巴蜀檄》《难蜀父老》《封禅文》，和《史记·司马相如列传》比较，只少了《大人赋》《哀二世赋》，多了一篇《长门赋》。
而据《史记·司马相如列传》便可知，司马相如在汉景帝到武帝时期写作《子虚赋》《上林赋》，其实是有着汉景帝平定吴楚七国之乱的背景，他曾在阻止七国之乱有功的梁孝王那里跟枚乘等人学写赋，也学到了枚乘在天子和诸侯之间维护天子的立场，由此才以赋的形式，就齐之海滨、楚之云梦和天子上林苑作对照性的描写，用语言来呈现、构造汉天子与诸侯间的等级关系，强调诸侯必须有自知之明，不可图谋逾制，这既是对汉帝国的写实，也代汉武帝表达了他对天下的想象，因而“赋奏，天子以为郎”。
可是几年后，唐蒙到巴蜀征调吏卒以通夜郎，在当地引起骚乱，汉武帝派司马相如去做紧急处理，司马相如便写下《喻巴蜀檄》，代唐蒙及地方官道歉，但他的重点却是在训斥巴蜀民，要他们“急国家之难，而乐尽人臣之道”，这当然是站在朝廷立场。问题是在巴蜀期间，他也听到当地人抱怨通西南夷得不偿失，并非良策，而为了让决策者了解实际情况，他又忍不住写了《难蜀父老》，委婉表达应该用羁縻的办法对待“夷狄”的意见，这次他丢了郎官。
司马相如临死前写下《封禅书》，对汉武帝八年后登嵩山、巡行海上，然后登泰山封禅，据说起了很大作用。后来还有蜀地学者称赞他“制礼造乐，移风俗”，地位超过董仲舒，仿佛“孔子大齐桓之霸”。
所以通过《文选》中司马相如的这些作品，也可以看到文学始终是在为现实政治而书写、制造。
再看一例，陶渊明。《文选》收入陶渊明的诗有《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等八首，还有辞《归去来并序》一首，又有颜延年的《陶征士诔》。从现存陶集看，这只是陶渊明的一小部分作品，但萧统编过《陶渊明集》，他读过的陶渊明作品一定更多，比如他在《陶渊明集序》中提到“白璧微瑕者，惟在《闲情》一赋”，《闲情赋》就没有收在《文选》内。
萧统对陶渊明评价很高，在《陶渊明集序》里，他说到陶渊明在写作上是有其独特之处：“其文章不群，词采精拔，跌宕昭彰，独超众类，抑扬爽朗，莫之与京。”但他更强调陶渊明作品的思想价值：“尝谓有能读渊明之文者，驰竟之情遣，鄙吝之意袪，贪夫可以廉，懦夫可以立，岂止仁义可蹈，亦乃爵禄可辞。不复傍游太华，远求柱史，此亦有助于风教尔。”所谓有助于风教，便是指能陶冶性情、改善社会风气，在萧统看来，这才是陶渊明的意义所在。
而要理解这一点，势必要将陶渊明放到汉代以来的隐逸文化传统里面。隐逸是一种文化，在汉宋之间，尤其是一种政治文化，关系到士人对于朝廷政治的立场和态度。正如沈约写陶潜传，是放在《宋书·隐逸传》中，视陶渊明为隐士，但这又并不是沈约自作主张给陶渊明的定性，更早与陶渊明有过交往的颜延年在写《陶征士诔》时，就已经说到陶渊明仿佛尧时的巢父、伯成子高以及殷周之际的伯夷、秦汉之间的四皓，死后也将与战国时的黔娄和春秋时的展禽（柳下惠）归于同一世界。颜延年提到的这些人物，在历史上都是不愿处朝廷而宁为山林之士或是不肯接受新朝的，颜延之认为他们在有气节、讲操守方面，比尧、禹更值得尊敬，也与周朝汉室同样伟大，他是用这些历史人物来比况陶渊明的处境、认同乃至个性，以此认定陶渊明的价值。萧统正是接受了颜延年以来的影响，不但说陶渊明在文章中谈论时事很坦率，讲述内心很真切：“语时事则指而可想，论怀抱则旷而且真”，又还说陶渊明为人讲原则、不苟且，安贫乐道，值得钦佩：“加以贞志不休，安道苦节，不以躬耕为耻，不以无财为病，自非大贤笃志，与道污隆，孰能如此乎？”
所以读陶渊明的作品，势必也要能透过他笔下的酒和田园，看到那其实是一种游离于政治之外的政治表达。
我想用上述三个例子，说明在主张文学独立的《文选》编者这里，所谓文学的价值也在于它为一种政治表达，有政治意义，这是阅读和研究《文选》所不能忘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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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林（2023.11.12） | 阅读和研究《文选》所不能忘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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