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席推荐】陈洪斌丨拜登:近在咫尺的白宫和遥不可及的T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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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洪斌为国海证券首席经济学家,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
11月16日拜登基本锁定美国大选胜局后,对外宣布将重回TPP,但不是现在的CPTPP,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从战略意图来看,美国重回TPP,围堵中国的目标非常明确,重启TPP谈判顺理成章。但是我们具体分析拜登重回TPP需要打通的各个环节后,发现其可操作性已经较低。通过回顾历史,梳理两党的执政路线,我们总结了拜登政府重回TPP的七个难点:
一是美国的产业结构难以适应重回TPP的战略选择。美国重回TPP的目标是重掌全球贸易主导权,重塑全球产业链,而回顾工业革命后的世界历史,能在区域或全球范围内完成以上任务的经济体都处于自身工业化进程的上升期。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进入工业退潮期,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逐年增长,截止至2019年末已占GDP的81%,是第一、第二产业之和的四倍有余。2019年末,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下降至10.94%,凸显出产业“空心化”的趋势,并且随着制造业转出,美国在产业链完整性方面逐渐暴露出系统性缺失。从奥巴马政府到特朗普政府,都坚持实施“再工业化战略”,而美国现阶段的要素禀赋决定了重回TPP只能加剧产业链的流出,这将成为其不可承受之重。
二是美国的赤字能力无法支持重回TPP的战略构想。成为多边贸易协定的主导者,必然要承担来自区域内部的贸易逆差压力,向各成员国让利。2019年中国对RCEP地区的贸易逆差为905亿美元,美国对北美自贸区的贸易逆差为2353亿美元。而长期贸易逆差的缺口,需要用本国经济增长形成的收入进行弥补。近年来,美国国际收支失衡,债务水平攀升,货币贬值压力加大,逐渐无法承受持续贸易逆差带来的压力,这也是特朗普政府在全球范围内开启贸易战的主要原因之一。2020年以来,新冠疫情给美国经济造成了沉重打击,财政赤字占GDP比重也从上一财年的4.6%陡增至15.2%,创1945年以来的新高,这使得美国的赤字能力越来越难以支撑其在全球贸易体系中的核心地位。
三是拜登任期长短决定其战略布局能力。拜登1942年出生,现年78周岁,如果2024年再次参加大选,他将成为美国历史上年龄最大的总统候选人,从现阶段公开的拜登健康资料来看,这几乎是不可能的。此外,拜登的高级竞选顾问西蒙·桑德斯也表示,“4年后拜登就82岁了,不会再参选了。”因此,在面对能否带领美国重回TPP这种长期战略问题上,留给拜登的时间十分有限,短短四年想要冲破层层阻碍重回TPP难度极高。而他上任后即将要面对许多紧迫的国内事项,包括总统权力的和平移交、持续的新冠疫情、受损的医保制度、严峻的经济问题、社会的深度撕裂和两党间的矛盾斗争等。我们认为拜登在面对重回TPP的长远战略布局和解决眼前短期国内矛盾时,只能被迫选择后者。
四是CPTPP成员国很难接受美国修改现行条款。TPP是政治问题经济化的产物,奥巴马推动TPP进程主要是为了重构全球贸易新规则,实现意识形态输出。而如今的CPTPP已不再以美国的政治诉求为基础,各成员国在多边机制主导的贸易环境下,更难以接受美国单边主义意识形态的强行渗透。事实上美国重返TPP的时间窗口已经错过,美国退出后,TPP成员国冻结了22项争议性条款,其中多数为美国单方面坚持的内容,如ISDS、药品排他性保护期等。若美国重新加入,意味着现有契约将被打破,重新开启漫长的商讨和修订过程,成员国间将面临利益再平衡博弈,日本、澳大利亚都明确表示不会为了迁就美国而重启TPP谈判。因此考虑美国能否重返TPP时,现有成员国的态度是拜登政府首先要突破的障碍。
五是中国宣布加入CPTPP对美国的影响。11月20日,日本首相菅义伟在视频讲话中表示,期待未来CPTPP的覆盖范围能够扩大。同日,亚太经合组织APEC会议上,中国代表宣布中国会积极考虑加入CPTPP。中国一旦加入CPTPP,将打通RCEP和CPTPP的现有边界,让亚太地区两个最大的自贸区互联互通,甚至融为一体,使得拜登政府失去了重回TPP的政治意义。TPP谈判初期,奥巴马曾明确表示,TPP将让美国,而不是中国成为全球贸易的领导者。事与愿违,现在亚太地区经济一体化的格局逐渐形成,这表面上看得益于特朗普的重大战略失误,更深层次的动因是: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带动了亚太地区的经济活力,惠及了周边国家,以及中国几十年来坚持对外开放、互利共赢外交政策。至此,亚太地区的经济格局与奥巴马的战略构想已经渐行渐远,拜登政府也无力回天。
六是党争对美国重回TPP形成掣肘。2016年末,奥巴马政府拟推动TPP获得国会批准时遭遇了强大的阻力。部分条款不仅无法获得参众两院和共和党的认同,甚至民主党内部也有诸多异议,最终在奥巴马任内没有通过相关法案。对于拜登政府而言,推动TPP落地将会更加艰难。拜登政府在国会山的威望和影响力都明显小于奥巴马政府,大选后参议院依旧由共和党掌控,总统的权力很难向国会延伸。落选的特朗普获得了超过7400万张选票,也预示着拜登政府尚需要争取大批美国人民的认同。选票数字的背后是美国近年来社会极化现象愈演愈烈,在诸多问题上深度撕裂,引发更严重的社会矛盾和党争。两党的行为模式日益凸显出“轻国家利益,重政党利益”的特征,合作和共识越来越少,分歧和挖坑越来越多,这给拜登政府推动TPP提出了更大的挑战。
七是美国政策不断摇摆给重返TPP增加难度。近30年来美国政府在一系列重大国际问题上,政策摇摆不断,缺乏长期战略导向,弱化了盟友间的政治互信。例如:在应对全球气候问题上,克林顿总统执政期间加入了《京都议定书》;小布什总统任期内退出了《京都议定书》;2015年,奥巴马总统加入《巴黎气候协定》;特朗普总统上台后又退出了《巴黎气候协定》;拜登刚刚当选就宣布要重回《巴黎气候协定》;而四年后下一任总统大概率还是会退出该协议。美政府反复的摇摆,导致了其国际公信力的下降。在TPP问题上美国的政策选择同样缺乏战略定力,2011年奥巴马总统开始推动TPP进程,特朗普上任次日就退出TPP,又于2018年达沃斯论坛上宣布考虑重返TPP,拜登当选后再次表示要推动TPP。而CPTPP的11个成员国面对美国频繁摇摆的贸易要约,表现的非常冷淡,普遍认为美国重新加入要付出高昂的协调成本,远远超过了一个脆弱、短命的贸易协定带来的经济利益。
综上,我们认为拜登政府任期内推动TPP的难度极大。当前的全球经济格局已经从冷战结束后的美国一家独大,演变成亚太、欧洲和北美三足鼎立的新局面,这折射出的问题本质是美国的经济实力已无法主导世界的上层结构和治理体系,这也是拜登政府在短期内难以解决的根本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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