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剑峰 | 三千年东西方兴衰金融史（中）：大航海与西方的金融革命

来源：剑峰聊宏观

殷剑峰为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浙商银行首席经济学家

一、中世纪晚期的“钱荒”与大航海

在距今约三千年前的希腊城邦，大体与中国同步，原始私人货币也过渡到了政府铸币。与中国不同的是，欧洲大多数时期都是分裂的城邦小国。疆域广大的罗马帝国只维持了四百年，就在公元395年分裂为西罗马和东罗马。公元476年西罗马灭亡，剩下东罗马在如今土耳其、中东一带苟延残喘了近千年。所以，古代欧洲多数时期没有统一铸币。繁杂的货币倒是给钱币兑换商带来很多生意，这为后来的银行业发展埋下了伏笔。

公元5世纪到15世纪被称作欧洲的黑暗“中世纪”。中世纪是天主教极度压制人性、思想和文化的的千年，经济上盛行的则是封建庄园经济，庄园主奴役农奴，商业完全凋敝。所以，马克思曾评价道，货币在中世纪的欧洲是完全没有地位的。

到了13-14世纪的中世纪晚期，在封建庄园经济之外，诞生了大批独立于封建领主的自治城市。这些由商人统治的城市颁布了要求人身自由、土地自由、财政和贸易自由的城市宪章，组成城市同盟（如著名的汉萨同盟），对抗封建领主。特别是在13世纪末以后，葡萄牙、西班牙、英国、法国等民族国家相继诞生。在文艺复兴的感召下，封建领主和宗教势力被极大削弱。欧洲的商业再次步入繁荣，甚至被称作“商业革命”。

商业革命唤醒了在东方沉睡了四百年的幽灵——“钱荒”。“钱荒”实际上在罗马帝国兴盛的时候就有，因为那时在与更为强大的汉朝通商时，罗马帝国都是逆差。但中世纪晚期的“钱荒”严重得多，根据后来一个西班牙殖民者的形容：“我们西班牙人都受着一种心病的折磨，这种病只有黄金才能治愈。”刚开始，应对“钱荒”靠的是以邻为壑的“重商主义”。奥地利法官在1684年的重商主义宣言中总结了9项国家政策，核心就是尽可能减少进口以节约金银和尽可能出口以获得金银。

那么，西方为什么没有用纸币来应对“钱荒”呢？李约瑟指出，直到中世纪晚期，西方依然没有学会中国的三项技术：隔水舱、煤的使用和纸币。虽然造纸和印刷术已经普及，并推动了文艺复兴，但是，西方缺乏大范围使用纸币的基本条件：统一的政府和财政。一个有趣的联想是，如今财政不统一的欧元区还能支撑多久？

真正解决“钱荒”问题的是大航海。大航海的目的非常单纯，就是绕开被奥斯曼帝国隔断的陆路贸易路线，去据说遍地金银的东方寻找金银——殊不知，当时的东方有的只是纸。大航海兴起于15世纪相互竞争的两个国家：葡萄牙和西班牙。1487年葡萄牙国王资助的迪亚士绕过非洲最南端的好望角，发现了印度洋航线。1492年，哥伦布带着西班牙女王给中国皇帝和印度土财主的国书向西出发，发现了美洲新大陆。从此，历史开始翻篇。

二、大航海后的金融革命

大航海找到了巨量的美洲金银，在欧洲引发了一系列连锁反应。先是发生了“价格革命”，后又是“利率革命”。名义利率和真实利率普遍下降，高利贷被逐出历史舞台，商业和制造业的融资成本大幅度降低，这为工业革命创造了有利条件。不过，更为重要的是“金融革命”，这场革命奠定了现代财政金融体制的基础。

金融革命的第一项便是公司制和资本市场的建立，这极大便利了企业融资。海外贸易是一项投资巨大、风险巨大的事业，单个商人、甚至如葡萄牙、西班牙的国王都负担不起。于是就有了合伙制。合伙制中原始出资人的资金后来演化为了股票，新加入的资金后来演化为了债券，合伙制就变成了股份公司。股票和债券需要有发行交易的场所，于是，1650年荷兰阿姆斯特丹诞生了世界第一个证券交易所。以后，股份公司和证券交易所在西欧、尤其是英国遍地开花。当时的股市是如此受人欢迎，以至于在1720年发生了两次著名的股票泡沫危机（英国的南海危机、法国的密西西比危机）。

金融革命的第二项是商业银行和中央银行的形成，这就使得信用可以被凭空创造出来。“银行”（bank）一词源自意大利语中的banca，指的就是钱币兑换商门口的板凳。在繁荣的商业贸易中，钱币兑换商先是用汇票取代金银铸币作为商人的支付工具，规模做大后开始发行替代金银流通的银行券。银行与银行间的清算又促成了公有银行的建立，公有银行逐渐垄断了银行券的发行，1668年瑞典银行被看作是世界上第一家中央银行。早期的银行券对应着100%的金银铸币存款，以后银行发现没有存款照样也可以贷款。据估计，在18世纪早期的英国，银行券的规模是1500万英镑，而金银铸币只有1200万英镑，多出来的300万英镑就是银行体系凭空创造的信用。

金融革命的第三项是国债发行和政府信用的建立。以往欧洲的君王、如法国皇帝是没有信用的，因为经常借钱不还。1688年英国发生了光荣革命，财政纳税和支出的权力从国王转移给了议会，支出开始受到议会财政预算的约束。同时，原先各个政府机构的五花八门的借款，如海军券、陆军券等，都被统一为政府公债。从此，国债取代了土地，成为最为安全的资产，这又促进了资本市场的发展（古代乃至今日的中国人还是将土地和其上的房产当作安全资产）。打仗就是打钱，国债市场的发展让英国很容易筹集到战争费用。法国历史学家布罗代尔曾说，国债是英国的秘密武器，这使得人口只有法国1/3的英国能够一而再、再而三地打败法国。

三、金融革命后的工业革命

金融革命后不久，1760年英国开启了第一次工业革命。第一次工业革命是机器取代人工的革命，其标志性技术是1765年的珍妮纺织机、1768年的水力纺纱机和1769年的瓦特蒸汽机。到19世纪鸦片战争前后，欧洲又开启了以机器生产机器的第二次工业革命，标志性技术如炼钢、铁路、发电机、电话等。西方已经将东方远远甩在了后面。

然而，如果观察第一次工业革命早期的那些技术，实际上都是源自中国。例如，根据李约瑟的考据，用水力驱动的石碾、水排和用风力驱动的风扇车等，西方落后于中国的时间在900到1100年之间；不输于珍妮纺织机的缫丝机早在11世纪中国就已经有了，西方落后600年。

那么，为什么技术一直落后的西方发生了工业革命，而东方此前不能利用技术优势、此后也不能效仿一下呢？问题的后半段在下一篇中分析，现在看问题的前半段。工业革命之所以在技术落后的西欧发生，就是因为金融革命极大地解放了私人部门的信用创造活动，而信用是资本积累的前提和基础。

1883年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年份，这一年马克思去世，熊彼特和凯恩斯出生。大概是因为兴趣太过于广泛的缘故，凯恩斯直到年过半百才完成了著名的《通论》，而熊彼特不到30岁就出版了奠定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经济发展理论》。在那本书中，熊彼特说道，经济发展的根本是靠创新，创新靠的是企业家；发明当然靠的是科技人员，但发明不是创新，不被实际应用的发明都属无用之物（例如中国古代的很多发明）；发明变成创新需要通过资本积累，资本积累不是靠节衣缩食的储蓄（现在的经济学教科书都怎么说），而是靠信用，信用创造又靠银行（实际上还有资本市场）；虽然企业家和政治家具有许多类似的特质（如雄心勃勃），但政治家需要费尽心思忽悠一大帮人，而企业家只需要说服一个人——银行家。

在最早工业化的英国，除了血淋淋的原始资本积累之外，资本市场而不是银行成为信用创造、资本积累和经济发展的动力源。西欧金融史学家金德尔伯格发现，当资本市场为铁路而狂热时，英国的银行家们却令人惊奇地袖手旁观。这被认为是“有钱人都想守住既得利益，而任何变革都有风险，都令人烦心。只有那些想获得地位的新人才深知变化就是机会。”

但是，在欧洲大陆的德国，资本积累既不是靠原始资本积累，也不是靠资本市场。在《发展经济学》一书中，波金斯等人写道：“在欧洲，答案很明确是否定的……例如德国，当开始现代经济增长时，原始资本的积累几乎是空白。然而德国却有着能够创造资金的银行体系，这些资金在创造出来之后，借给了实业家。”

有经济学家总结道，落后国家要想快速赶超先进国家，需要率先发展银行业而不是资本市场。事实上，同当年的德国一样，改革开放后的中国之所以仅用四十年时间就完成其他发达国家两百年才完成的工业化，靠的就是“企业家+银行家”模式。这属于题外话了。无论如何，当西方展开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商业革命、价格利率、利率革命、金融革命、工业革命的时候，郑和下西洋之后的东方在做什么呢？

且听下回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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