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剑峰丨三千年东西方兴衰金融史（下）：白银本位与明亡清衰

来源：剑峰聊宏观

殷剑峰为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浙商银行首席经济学家

一、白银本位与明朝灭亡

公元1581年，明朝宰相张居正颁布了“一条鞭法”，规定一切赋税和徭役皆用白银缴纳。从此，中国正式进入白银本位。白银本位实际上是银铜复本位，官方铸造的铜币主要在小额零散交易中使用，大额、进出口和境内跨地区交易使用的是白银。不过，明朝并没有统一铸造银币，而是任由海外铸造的银币和大大小小、需要称重的银块在市面流通。所以，白银本位实则是放弃了货币主权，是殷商以后2500年的货币制度大倒退。

刚开始，明朝的白银主要来自日本等周边小国。西欧大航海之后，美洲（主要是墨西哥）的白银成为最主要来源。由于西欧控制了非洲、美洲和后来的印度，明朝的中国就被纳入到一个以西欧为中心的全球金融贸易网络：西欧国家将非洲的奴隶运到美洲开采金银矿，又将美洲的白银输出到中国，换取中国茶叶、丝绸、陶器等传统农业手工业产品；再往后的清朝时期，英国将印度统一为一个殖民地国家，印度的鸦片即变成换取中国商品的手段。

对白银的依赖意味着明朝政府放弃了自秦以来就拥有的货币控制权，而任由外部输入的白银主宰着经济运行乃至王朝更替。以荷兰东印度公司输入到亚洲的白银为例（下图），从1602到1629年，每十年输入量从7吨纯银上升到13吨纯银，但1630年开始突然下降至9吨。明末白银输入的减少造成了严重的通货紧缩和经济萧条，加速了明朝的灭亡。据说在李自成攻入北京前几个月，秀才蒋臣向明朝最后一任崇祯皇帝建议行钞（发行纸币），但为时已晚。1644年，崇祯皇帝在景山的一颗歪脖子树自缢。

二、白银危机与清朝衰落

历史就是很吊诡。清开朝之后，白银输入又突然增加。正是在1660-1795年白银输入的高峰时期，清朝历经了长达百年的“康乾盛世”。1793年，英国女皇派马戛尔尼出使中国，名义上是去恭贺乾隆皇帝80大寿，实际上是希望与清朝通商。在后来结集成册的《马戛尔尼使团使华观感》中，描述了盛世之下清朝的真实景象：“他们没有抽水马桶，也没有正经的厕所……他们仅具有非常有限的天文和数学知识……”当然，还有更恶心和更糟糕的描述，这里就不用展开了。所以，尽管清朝奠定了现代中国的版图，但还珠格格之类的清宫剧不看也罢。

1816年，英国又派了一位大使阿美士德去拜见清嘉庆皇帝。经过几个月海上航行，再经过自广州到北京的陆路水路，阿美士德终于折腾到了紫禁城脚下，但却因为一件匪夷所思的事没见到皇帝：清朝官员要求拜见皇帝必须磕头，古板的阿美士德死活不肯。1817年，懊恼的阿美士德在返回英国途中，顺便拜访了被关押在圣海伦岛上的拿破仑。阿美士德请教拿破仑，可否用战争手段打开中国的大门？拿破仑回答道：英国也许会成功，但中国是一头睡着的狮子，睡狮一旦醒来，将震惊全球。这就是著名的“睡狮醒狮”论。

实际上，在阿美士德出使清朝的时候，帝国正在经历又一场白银危机（上图）。在1811至1830年清嘉庆和道光年间，美洲爆发了一场赶走西班牙殖民者的独立运动，而产银的墨西哥是这场运动的中心。拉美独立运动直接导致世界白银产量的急剧下滑，由于当时西欧已经转向了金本位，所以，受影响最大的就是清朝：白银减少致出口下降、鸦片输入至进口增加、贸易逆差扩大……最终的结果就是“银贵钱贱”。

我们已经知道，白银本位实际上是银铜复本位。老百姓的收入，如农民卖粮的收入，都是铜钱，但交税是以白银。原先卖粮食得到1000文铜钱可以缴纳1两白银的税，但是，当白银价格不断上涨，甚至1两白银涨到相当于2000文铜钱时，就得卖双倍的粮食才能缴纳1两白银的税，老百姓于是陷入赤贫。不光老百姓，官员和士兵也是苦不堪言，因为朝廷发的薪俸按白银计算，然后以银钱兑换的固定比价发放铜钱。比如说，一个骑兵一个月的薪俸为2两白银，在白银涨价前，当发2000文铜钱。但是，到白银的市价涨到每两2000文时，朝廷依然按照1:1000的固定比价发2000文的铜钱，薪俸实际就降到了1两白银。薪俸大幅度下降进一步刺激了官府腐败，军纪也日趋涣散。

由于对外贸易和跨区域贸易用的都是白银，白银短缺导致整个帝国的内外贸易瘫痪，财政收入大幅度减少。此时，昂贵的鸦片逐渐替代了白银在大额贸易中的货币功能。不仅英国人用之换取帝国的茶叶丝绸，而且，在帝国内部，鸦片也成为跨区域贸易的支付工具，以至于鸦片交易从广东一直延伸到了华北、西北和西南的广大区域。帝国的人民既享受着吸食鸦片的快感，又将其用作贸易支付，这是当时中国人均鸦片消费量为英国人三倍的原因。

在白银危机时期，皇上急切地想知道如何稳定摇摇欲坠的局面，帝国对文化思想交流的压制自然松动了。在众多为皇上出主意的人中，有一位叫做王瑬的浙江人。如同当年秀才蒋臣建议崇祯皇帝行钞，王瑬献上三条主意：第一，禁止白银流通；第二，发行纸币，赋税和官员工资都用纸币；第三，增加财政支出，用于兴修水利等工程。现在看来，王瑬的三条主张就是古代版本的MMT（现代货币理论）。所以，MMT一点都不现代。

然而，在轰轰烈烈的拉美独立运动结束后，白银的输入逐步恢复，王瑬的建议因而没有被采纳，解放思想、放开言路的做法也随即逆转（有关晚清这段历史的有趣论述，参见林满红教授的《银线》）。往后就是一系列战争和动荡：第一次鸦片战争，太平天国，第二次鸦片战争，甲午战争，义和团……直至帝国覆亡。

三、李约瑟之谜的金融解释

在《大分流》一书中，美国历史学家兼汉学家彭慕兰比较了18世纪早期中国长三角地区和英国的经济技术状况，发现两地几乎完全一样。那么，为什么英国通过工业革命进入资本主义，而长三角没有呢？他认为是因为英国有了“新世界”的资源，这些资源帮助英国走出了人多地少的马尔萨斯陷阱。

然而，为什么英国人可以通过大航海找到新世界，而中国不行呢？彭慕兰只研究了故事的下半段、即16世纪后发生的事情。如果推到16世纪前的宋朝，如国外学者评价，“十四世纪的中国离工业化仅一步之遥”。可见，中国率先实现工业化的机会窗口少则有数百年，多则有上千年，但最终都成枉然。

要看完整的故事上、下半段，还是得回到李约瑟之谜，这一疑问又可以分为针对故事上半段和下半段的两个部分。

李约瑟之谜的第一个部分是，为什么16世纪前的中国可以如此繁荣，却没有进一步发展工商业，从而早于欧洲进入工业化时代？答案是两个字：纸币。

比较16世纪前汉、唐、宋三代，唐朝一直默许私人铸币，货币制度最为落后，但唐的绝大多数时期都允许工商业自由发展，文化上李白诗中“天生我才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的洒脱日后再没有出现过；汉在汉武帝时期即统一铸币，货币制度优于唐，然则汉武帝末年商品经济凋敝，财政陷入困境，武帝最后不得不颁发《罪己诏》；宋有最为先进的纸币制度，文化上也有媲美于唐诗的宋词，但始终是凄凄惨惨戚戚。

钱穆在《论中国历代政治之得失》中评价了汉唐宋明清五代：“宋是最贫最弱的一环。专从政治制度上看，也是最没有建树的一环”。因为纸币的出现在解决了古代帝王“钱荒”之虞后，使之更有资格压制民间的商业信用。典型案例就是纸币发行后不久、发生于公元1069年的王安石变法。变法前的北宋本来就是官营经济盛行的朝代，这场变法又通过所谓的“均输“、“市易”搞起了类似于计划经济的统购统销。官府垄断了各种物品的生产和销售，民间工商业受到严重挤压，更别谈民间信用活动的扩张了。所以，变法58年后，公元1127年北宋灭亡。

李约瑟之谜的第二个部分是，为什么16世纪后中国原地踏步在农业经济时代，不能效仿西方推动工业化呢？答案也是两个字：白银。

在科幻小说《三体》中，三体世界为了锁定地球的科技水平，将质子送到了地球。以后，地球和整个太阳系又遭遇到降维打击。白银便是西方送到古代中国的质子，然后就是将大一统中国降维打击成半殖民地的侵略战争。

经济学中有一个词汇——“荷兰病”，讲的是上世纪80年代荷兰发现石油的故事。由于石油生产很容易取得收入，荷兰的大量生产资源就转到了石油产业，而制造业日趋衰落。输入到中国的白银也导致了严重的荷兰病。在民间，既然通过茶叶、丝绸这些传统农业手工业产品可以轻而易举地获得海外白银收入，也就丧失了推动产业升级的动力；在官府，既然有充足的白银税收，也就没有必要去解放思想、实施变革。

回顾三千年东西方兴衰金融史，纸币过早地解决了皇上的烦恼，白银又成为让帝国得以昏昏然的麻醉药，能够促进资本积累、激发工业革命的民间信用终究被压制在萌芽状态。至于政府信用，在纸币时代被通货膨胀吞噬，在放弃了货币主权的白银时代更是无从谈起。三千年历史长河，东方曾经在科技、经济上全面领先西方，但就金融而言，路漫漫，其修远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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