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平：从“边缘”走向“中央” 继续推动高水平制度型金融开放
来源：金融时报
连平为植信投资首席经济学家兼研究院院长、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长
今年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WTO）20周年。
20年来，我国对外开放不断深化，充分把握历史性机遇，认真履行承诺，实现了一系列超出对WTO承诺的自主性金融开放。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金融业对外开放进入新阶段，基本建立了“外商投资准入前国民待遇+负面清单”的管理制度。
然而，金融开放并非“一放了之”。加入世贸组织之初，面对外资金融机构入华，国内曾有其可能会冲击国内金融行业的担心；开放过程中，也不乏险滩与暗礁。在这个过程中，中国金融业经历过哪些重要的开放节点？展望下一步，迈向高水平制度型开放对金融业提出了什么样的要求？围绕上述问题，《金融时报》记者专访了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长连平。
《金融时报》记者：过去20年，我国金融开放一直坚持有序可控。在这其中，您对哪些关键节点印象深刻? 如何理解中国金融开放的必要性？
连平：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必然落后。金融对外开放是经济国际化的重要内容，也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过去20年，金融对外开放持续推进，主要涉及两大领域。一是金融行业对外开放，包括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期货业以及评级行业等。二是金融市场对外开放，包括股票市场、债券市场、外汇市场、衍生品市场和保险市场等。
例如，在我国金融开放最早的领域——保险业，我国全面清理了与WTO规则不符的保险法律法规，在保险企业设立方式、地域范围和业务领域等方面持续放宽限制。2018年以来，继续开放取消了对外资保险经纪公司的经营年限和总资产规模的限制，放宽和取消了外资持股比例限制，保险业全面开放格局进一步清晰。
而银行业“引进来”与“走出去”的成果也十分丰硕。自2004年开始，我国银行开始引入战略投资者，如建设银行引入美洲银行作为海外战略投资者。2006年12月，《外资银行管理条例》及其实施细则正式实施，我国开放外资银行准入限制。2018年修订了《外资银行管理条例》，外资银行得到平等的国民待遇。截至2020年末，共有54个国家和地区的银行在我国设立946家营业性机构，资产总额达3.78万亿元，较2019年末同比增长8.57%。
“走出去”方面，自2008年开始，中资银行明显加大海外拓展力度，通过收购外国公司股权、设立境外分行或其他金融子公司等方式对外扩张。数据显示，2001年至2007年，中资银行新设境外一级机构29家，而之后的仅4年内就新设了一级机构49家。2010年至2020年初，中资银行境外资产规模与营收增长约3倍，全球布局国家和地区数已超60个，相比2010年翻了一番。
资本市场开放是金融对外开放的重头戏，而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的开放则是主要内容。其中，取消合格境外投资者投资额度限制，放开外资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管理的私募产品参与港股通交易的限制，进一步便利了境外机构投资者参与中国资本市场。而拓展境外机构投资者进入交易所债券市场的渠道，制定交易所熊猫债管理办法，便利境外机构发债融资等债券市场开放举措也逐步落地。
随着加入世贸组织，我国的金融业和金融市场逐步向国际开放。这不仅带来了一定规模资金和较高素质的人才两类重要资源，还促进了我国金融系统的长足发展——规模上呈跨越式增长，结构上直接融资占比不断提升，广度上不断拓展新的业务，系统深度上形成多层次资本市场。更为重要的是，国际先进的金融体制机制有力推动了金融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这些都服务着过去20年来的中国经济大发展，四大国有银行长期排在全球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前列。
《金融时报》记者：加入WTO的路程，也是人民币国际地位不断提升的进程，过去20年人民币的国际地位有何变化？您如何看待人民币国际化未来的发展前景？
连平：人民币国际化含义包括三个层次：成为跨境贸易的结算货币；成为国际金融市场上的投融资和交易的货币；成为重要的全球储备货币。自2009年以来，人民币国际化地位在这三方面有了显著提升。
一是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量稳健增长。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业务金额从2010年的5063亿元增长到2019年的60400亿元，平均年增速为31.8%。根据SWIFT报告，2020年3月，人民币国际支付份额已达到1.85%，位居全球第五位。
二是跨境投融资方面，外资增持人民币资产热情不断提高。人民币股票季均增持规模由2017年的121.7亿元增长至2019年末的312.9亿元，增幅达157%。人民币结算外商投资占本外币涉外外商投资的比重由2012年的18%提升至2020年的75%。
三是人民币在国际储备货币中的地位稳步提升。截至2020年一季度，央行已与39个国家和地区签署了双边本币互换协议，协议总规模为3.411万亿元人民币。截至2019年末，已有60多个国家和地区将人民币纳入其外汇储备。
展望未来，人民币国际化逐渐进入新发展周期，正在推行“人民币计价的大宗商品期货交易+加快开放在岸金融市场+鼓励‘一带一路’沿线等区域的人民币使用”为核心的新“三位一体”策略。
首先，以大宗商品期货交易为抓手拓展人民币计价职能。2018年3月，上海国际能源中心推出了首个以人民币计价、对境外投资者开放的中国原油期货产品，上市原油期权于2021年6月挂牌交易。
其次，加快在岸金融市场开放进程，促进在岸和离岸人民币市场的良性互动。2019年9月，QFII和RQFII的额度限制正式取消。2020年，证券、基金等金融机构的外资持股比例限制提前取消，自贸区、自贸港有望成为金融开放以及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前沿试点地带。
再次，结合对外开放战略布局，提高人民币需求黏性。人民币周边化、区域化到国际化的发展路径已经成为广泛共识。当前，中国与区域贸易伙伴国家具有良好的经贸往来和产业链基础，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了良好基础与广阔平台。
《金融时报》记者：从加入WTO到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中国正在迈向高水平对外开放，制度型开放成为当前的新抓手。您认为下一步中国金融开放还有哪些方面亟待突破？
连平：下一步，中国金融开放可以从五个方面突破。
一是进一步推动一系列对外开放制度的改革，包括：完善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发挥好负面清单模式的积极作用；优化监管政策，打造良好营商环境，完善相关政策安排，为外资展业创造更好的环境；优化拓展外资参与境内市场的渠道和方式，便利境外投资者配置人民币资产；制定交易所熊猫债管理办法，扩大商品和金融期货对外开放，探索多元化开放路径；深化境内外资本市场互联互通，完善拓展沪伦通机制；健全境外主体境内发行制度，完善企业境外上市监管制度。
二是稳妥有序推进资本项目开放，推进股权投资基金跨境投资试点，完善外商直接投资管理，并做好跨国公司本外币一体化资金池试点工作。鼓励中资金融机构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优化布局、强化服务，倡导联合授信、银团融资，共担风险、共享利益。
三是继续引进国际优质金融资源。立足我国市场的优势，推动国际国内双循环，在财富管理、消费金融、绿色金融、健康养老、风险管理等领域引入具有专业特色、经营稳健、资质优良的外资金融管理机构，丰富和创新产品体系，提升金融服务质量。
四是提升开放条件下的经济金融管理能力和风险防控水平，完善货币政策调控与宏观审慎政策框架，丰富政策工具箱，构建系统性金融风险监测、评估和预警体系，优化外汇市场宏观审慎加微观监管两位一体的框架，加快补齐金融科技监管的短板。
五是深化国际金融合作。积极参与国际金融规则制定，推动国内外监管规则标准互认，加强跨境资金流动监测、反洗钱执法合作、强化金融科技合作和数据安全治理，筑牢金融安全屏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