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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助底层,中国才可避免天下大乱

2016-05-18 罗天昊 罗天昊国与城

 

    抛弃底层,国之不祥;扶助底层,国之大昌

 

 

罗天昊  致力于国家与城市竞争战略研究  著有《大国诸城》

罗天昊公众微信(罗天昊国与城,IDLuotiuanhao99

 

 

贫富相安,阶层和谐,国之大道。

 

近日,最高领导人亲自主持中央财经小组第十三次会议,提出要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以安天下。

 

事实上,未来中国最主要的战略任务,不是交好豪门,也不是安抚中产,而是扶助底层。

 

从道义上说,改革开放三十年,底层是受惠最小,受损害最大的群体,在一定发展阶段,他们忍受和理解了国家的非均衡发展战略。但是,现在时势已变,国家初步崛起,财力和物力上,可以兼顾底层。未来需要对底层进行适当补偿,这是国家应尽的道义;从现实策略来讲,底层占人口大多数,底层安,天下安。中国不是发达国家,阶层结构不一样,中产非主流,底层才是最广大的多数。

 

环球同此凉热。在大洋彼岸的美国,失落彷徨的中产阶层,被时代抛弃的愤怒白人工人阶层,将特朗普推向了时代的前台,贫富分化的加剧,阶层裂痕的扩大,已成为全球现象。

 

扶助底层,大势所趋。

 

 

地狱不空,何以成佛?——“共同富裕”是国家对底层的责任

 

当下中国贫富分化严重,非矫枉过正,不足以扭转国家大势。

 

  中国作为穷国,成为产生富人最多的国家,而且财富集中度惊人。2015年中国基尼系数达到0.462,仍然高于国际平均水平,也高于多数发达国家,接近动荡线。而据《中国民生发展报告2015》显示,中国家庭财产基尼系数从1995年的0.45扩大到2012年的0.73。顶端1%的家庭占有全国约三分之一的财产,底端25%的家庭拥有的财产总量仅在1%左右。

 

先富带动后富,是国家的承诺,亦是改革的既定目标

 

最大的问题,在于公平,很多人的财富,并不来自彻底的市场经济,而是来自于权力的结盟,来自对法制与商业规则的破坏。

 

邓公生前自评一生得失,四六开足矣,邓小平的“四分不足”在哪里?其最大的未竞事业,就在于实现建立在社会公平上的共同富裕。

 

贫富分化是中等收入陷阱之因。阶层分裂是国家动荡之因。中国绝不能成为又穷又乱的“溃败国家”。如何共富是对中国的巨大挑战。

 

皮凯蒂在《21世纪资本主义》中,亦提出了以市场经济和法治社会的方式,实现财富的再分配。比如高额遗产税等。通过改革不合理的分配机制,财富产生机制,稍减资本暴利,稍加劳动所得,让财富惠及更多的人。同时,减少政府所拥有的财富,更多藏富于民。

 

在国家政策上,亦需要改变以往对于权贵阶层的倾斜,未来需要对底层倾斜。尤其是在医疗,保险等领域实现财政托底。当下除体制内的少数人士之外,多数中国人并没有享受到社会福利,而是背负了“负福利”,部分人担忧中国陷入希腊式希腊“高福利国家陷阱”,是非常愚蠢的。中国需要从负福利时代,走向适度正福利时代,国家托底,将底层民众从新三座大山中解放出来。

 

地藏菩萨云,地狱不空,誓不成佛。

 

同样,只有中国还有一个吃不饱饭的穷人,国家就有责任。

 

 

以底层为基石,是穷国社会结构的独有特点

 

今年是文革五十周年,能否走出治乱循环,全民关注。阶层和谐,是天下安定的第一要素。能否实现阶层和谐,使各个阶层都满意,至关重要。

 

春天的两会,开的很像是《西游记》里的“安天大会”,国家倡导“新型政商关系”,提出了“亲商、安商、富商”三大策略。同时,去年一度传出“失联”传闻的郭广昌重点出镜,对于安抚资本,起到重大作用。

 

而在另外一头,国家高调倡导要进行扶贫攻坚,表明了对于社会底层的密切关注。两会上系列的保就业,提高社会基金等系列,均是指向惠及底层。

 

阶层和谐已成共识。关键是,在整个国家发展步伐逐步减慢的情况下,发展的成果如何在各个阶层分配。

 

为什么中国的战略重点是底层,而不是中产阶层?这与中国特殊的阶层结构有关。

 

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最新的2015年调查数据显示,中国中产阶层成年人口数为2.04亿,不到总人口的20%。香港虽普遍富裕程度优于大陆,但是相关学者认为,香港的中产家庭也不过20%30%。中国财富和阶层分布,属于典型的“金字塔型”。而非橄榄型。

 

中国的中产阶层与欧美发达国家的中产阶层不同,这些国家的中产,是真正多数人的阶层,而在中国,权贵阶层是极端少数,中产是相对少数,底层才是多数。

 

从合法性和民意基础而言,国家需要获得绝大多数人的支持,而在中国这样一个穷国,中产以及上层,只占不到20%,剩余的80%大众平民阶层,为国家之根基。所谓“发展中国家”,其实是“穷人的国家”的优雅别称。中国人均收入居全球下游,不可忘记自己仍是一个以穷人为根基的国家。

 

执政党当年以工农联盟起家,后来逐步建立起广泛的全民联盟,成为代表各个阶层的最广大民众利益的政党,但是,从其本质而言,仍需要以劳动大众为根基,也就是以第三阶层为根基决不可忘本。

 

阶层的分野,各个国家都有,关键是要能自由流动,中国的问题是阶层逐步固化,纵向流动日益困难。

 

既激发第一阶层和第二阶层的活力,又兼顾第三阶层的公平与权益,是未来中国不得不走的一条路。若阶层固化,底层长期被漠视,则中国可能成为溃败国家。长期内乱不止。

 

 

伸张底层的民权

 

相对于在经济领域“民富”的弱势,在社会领域,底层在“民权”领域更为弱势。

 

  著名学者王小鲁说中国形成了一种“新底层阶层”,所谓“新底层社会”,包括失地农民、被拆迁的城市居民以及不能充分就业的大学生群体,还有因为高房价坠落的“城市中产”、体制外知识分子,加上传统意义上的农民、农民工、下岗失业工人,组成庞大而复杂的底层社会。

 

  

  在社会管理方面,“新底层阶层”被排斥在社会管理事务之外,既得利益阶层与中产阶层界限模糊,但是与底层界限分明,不希望底层阶层分享和参与社会事务的治理,垄断了中国的国家治权。使“民治”落空。

 

   中国社科院一份名为《当代中国社会流动》研究报告表明,父辈具有社会资本的那些人比一般人更易于成为干部。在父亲受教育程度这个自变量固定的情况下,干部子女成为干部的机会,是非干部子女的2倍多。

 

 而据调查,二代农民工,其父母几乎都是农民或农民工,只有极个别曾是乡镇干部或乡村教师医生等公职人员。

 

  伴随官二代出现的,就是穷二代,大都市不仅是豪强的乐园,亦是造就蚁族的土壤。代际遗传逐步加强,曾经被横扫的“血统论”沉渣泛起。

 

  在知识文化方面,资源亦开始倾斜。

 

  目前,各个大学,来自农村的生源日益减少,北大和清华,来自农村的生源之占15%,城市生源高达85%,而事实上,农业人口与城市人口基本对等。同时,很多官员子女,通过各种特权,获得加分或者特招机会。在知识经济时代,拥有知识被赋予了改变命运的使命,但是,在起点上,公平已经严重失衡。

 

  最关键的是,知识改变命运这一信念本身已经坍塌。

 

  以前,一个贫困的家庭,可能因为一个人考上大学,就实现了鲤鱼跳龙门,而现在,大学生就业渠道不畅。,下层阶层的子女通过教育实现向上流动的成本越来越高,动力越来越小。毕业于武汉大学的的杨元元自杀,毕业于北京大学的陆步轩卖肉,就是对“知识就是力量”最后的绝望。

 

绝望情绪蔓延整个社会之时,必然影响到年轻一代的未来选择。尤其是底层和青年。

 

抛弃底层,必然拥抱动乱。扶助底层,方助国之大昌。

 

未来,国家要走向良治,必须惠及底层。三个领域,在财富领域,分配更多偏向一线劳动者,同时,进行国家福利托底,解决贫困问题,造就普遍富裕;在社会领域,力求制度安排的公平,给与底层通过努力上升的通道;在权利领域,让更多享受更多的公民权。


就战略路径而言,先扶助底层,保底之后再扩大中产阶层,最后造就橄榄型社会,是最明智的选择。

 

国家固然需要亲商,安商,富商;更需要亲民,安民,富民。



 

 

 

 --过往经典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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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天昊国与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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