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不靠，天津出路在哪里？

      罗天昊    致力于国家与城市竞争战略  著有《大国诸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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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雨落幽燕。

       自2006年滨海新区上升为国家战略，至今正好十年。流水落花，换了人间。漫步滨海，隐然已出具气象。而天津亦借势实现了腾飞。天津的GDP，从滨海成立至今，十年间年均增长超过15%以上，可谓狂飙突进。

     八十年代看广东，九十年代看浦东，十年前看滨海。滨海的崛起，不仅是一个区域的振兴，亦是一个时代改革的表针。

    从滨海新区的利弊，即可洞见中国未来改革之方向。

两不靠：权力未至顶峰，市场未趋完善

    天津的诸多方面，已经与北京看齐。当下，天津也已经实现汽车限购，外地车牌限行，事实上，虽同为直辖市，北京上海限购，虽争议巨大，但尚有资本，天津限购，则属自剪羽翼，自拔爪牙。

2015年，天津GDP增长9.3%。虽比此前回落，仍远超过全国平均水平，殊为难得。但是，众所周知，天津的快速发展，主要是滨海新区带动，而滨海新区的崛起，主要靠央企的投资，这种依靠外来和尚的发展模式，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不仅对于投资依赖巨大，更不具备产业安全性，天津崇高的政治地位，使其在权力干预经济仍然盛行的中国，能够获得来自中央政府和各个部委、央企的垂青与暂时照顾，但是，中国的政治周期，一般以十年计算，过去的十年，天津得到了国家的垂青，未来十年是否国家仍鼎力支持天津，难以确认。新一届政府将改革重点，已经分散到全国。更注重区域均衡发展，未来对于武汉，重庆，西安、成都等内陆区域的振兴，相信国家将投入更多，天津的资源优势，即将被稀释，天津对此需要有高度的紧迫感。加快发展本土产业，振兴民营经济。

此外，天津虽贵为直辖市，但其经济发展水平，并不领先。2015年，天津城市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4万元，天津仅略高于全国水平。而同期的北京为52859元，上海为52962元，均远高于天津。珠三角的深圳、东莞等城市，更为天津可比。而在经济发展的动力方面，天津更多是依靠投资拉动，未来是否仍能保持持续高速，尚在观望中。

中国经济的特点是，既具备市场经济的基本要素，同时，权力对于经济的干预亦很大，实行的强政府与强市场的模式，与西方的强市场弱政府模式不一样。天津的尴尬之处在于，在权力和市场两套体系中，都不占优势。

在以权力划分势力的体系中，天津虽贵为直辖市，但是身居北京之边，天津在政治资源，经济资源方面，吸附能力远不如北京，建国初期，北京的经济总量大约只是上海的五分之一，天津的二分之一，但是，此后形式大变。北京借首都的特殊地位，不仅成为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更成为北方经济中心。100%的中央部级机构，集中于北京，在100多家央企中，有超过50%以上的央企总部驻扎北京，这两大因素，注定了北京成为中国政治和经济资源最集中的地方，而这两大资源，使北京具备无与伦比的吸附能力，所以，北京限车也好，限房也好，全国精锐，亦不得不迁就北京，无他，烧香拜佛，求人求财，无法绕行。

甚至，在经济和社会改革领域，天津与北京相对，并不领先，比如在北京的2100多万的常住人口中，外来人口有800万，占常住人口的总比重达到38%，接近40%了，而在天津的1500多万常住人口中，外来人口大约500万，占常住人口的比重在30%左右，天津相对北京，人才吸附能力差别巨大，而这背后，体现了城市包容能力，开放程度。前几年天津限购的争议，根源就在于此。天津限购，则首先伤害到的，是外来人口，由此，很有可能导致外来人口的精锐迁移，天津对于人才的吸附能力，将进一步降低，这对天津的未来发展，将是致命的伤害。

若天津不仅资源比北京少，更兼改革力度不足，这才是最大的忧患。

在市场体系中，珠三角和长三角城市，则比天津更有优势。尤其是广深，民营经济发达，本土产业繁荣，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人才，其独特的魅力，令千万人神往。

天津在市场与权力两大体系中的夹生地位，使其未来发展危机重重。

成为北方开放之城

    北有天津，南有上海，在中国晚晴至民国时代，天津一直是中国北方的开放中心，其开放包容之气度，足以傲视全国。

未来，天津突围的最大希望，即重建北方开放之城。

天津目前最大的问题，即是行政级别过高，成为一柄双刃剑，既使天津可轻易获得比其他城市更多的国家资源支持，但同时也窒息了民间活力。天津民营经济凋敝，本土品牌不振，社会活力不足。

在经济领域，天津需要一个民营经济振兴计划。滨海新区使天津在经济总量方面腾飞，但是这种主要依靠大项目，主要依靠国企的模式，并没有带来民富，也没有带来相关产业的发展。未来天津需要转向民营企业，发展本土品牌。

直辖市的特殊地位，使其在国家投资的项目上，获得远比一个城市乃至省份更大的利益。目前，一些大型的中央级企业，几乎全部落户于几个直辖市。都使几大直辖市的国有经济具有先天优势，但是，从长远来讲，却造成了民营企业活力的丧失。

与直辖市对应的，是计划单列市的普遍发达。以深圳为例，深圳立市30年，年均增长31.20%；创造了举世闻名的“深圳速度”。贸易进出口总额居全国第一位。产业格局在全国各区域中也最为合理，除深圳之外，宁波、青岛等，其经济体系，均相对富有活力。

目前，中国真正的知名竞争性企业，大多诞生这些并无政治优势的城市与地域。其中，深圳知名品牌众多，一大批行业的龙头企业，亦崛起于深圳，如万科，华为，金蝶，腾讯，比亚迪等。

未来，天津在承接北京产业转移中，重点并非“中字头”的大型央企，而是来自中关村的技术型企业，这些才是可帮助天津建立未来根基的产业。以大项目、大央企为主导的滨海模式，未来必须得到改变。天津港作为北方第一大港，亦可承担更多河北和北京的出口通道作用，造就繁荣的港口城市。

天津自贸区虽未落定，但是，经济体制改革的动力不可衰竭，无论是否花落天津，天津都必须加大改革力度。

其实上，天津相对北京，有足够的改革优势。在未来，天津改革有三大机会。

第一个机会，是利用制度差距，迅速改革，形成制度红利。

一直以来，珠三角和长三角在部分领域确实走在全国的前列，天津需承认这种差距，并且将其转换为优势，目前正在实验的上海自贸区，未来一旦其实验成熟，其经验将可迅速借用，比如，对于企业的注册的宽松化，审批制的削减，以及其它一些制度改革，一旦在天津落地，将产生更大的制度落差，形成更大的制度红利。同时，天津还需站在天津之外，乃至中国之外看天津，直接引进世界先进制度，加快与世界接轨。

第二个机会，是善用成本优势，成为京津冀改革的先锋。

比如，天津房价大约只有北京的一半多，既得利益者的力量远没有北京强大，改革成本相对比较低。天津如果要引进一名人才，假如送其一套话的话，其成本比北京就低多了。户籍改革在北京难以推动，在于既得利益格局已经形成，而且难以改变，但是，天津就不同。未来，天津的户籍改革，就可以领先北京，这对于吸引全国人才，将是一个重大优势。

在北京大规模限购的情况下，天津应尽早取消限购，同时在户籍改革领域，打破常规。争取造成对于北京的制度优势，抢资源比不过北京，天津完全可通过制度优势，争抢部分北京分流人才。天津提出想与北京互相开放车牌号，自己却也开始学北京搞限号，有失明智，未来天津不仅应与北京开放车牌，亦应向河北开放，天津应有这样的气度与远见。

天津既有直辖市的便利条件，胜过河北，又没有像北京那样有作为首都的种种无奈与约束，在改革领域更具便利性和灵活性，应该成为京津冀的表率。

第三个机会，是个改革遍地开花的时代里，实现局部领域的改革全国领先。

改革早期，中国实行的非均衡的发展战略，沿海带动内地，先富带动后富。与此对应，改革领域亦是先在改革特区试验，再进行全国推广，由此，领全国改革风气之先的广东，往往能够在制度改革领域，领先其它区域五到十年。

改革中期以后，一个新的现象就是，，改革的突破，不再是沿海到内陆，而是在不同领域，有不同的破局者。

比如，在医保改革领域，率先改革和最彻底改革的地方，是深居内陆的陕西神木，虽然当初首倡此项改革的改革者已失势，但作为一项改革试验，免费医疗却在神木生根，并且在为部分地区借鉴。再比如社团登记，NGO的管理，大部制改革，率先是在佛山顺德完成的，也是小地方完成的。改革的分散化，必然造成的一个结果就是任何地方都有改革的动力也有改革的可能，未来天津这个方面应该也有很大的优势。

自贸区无论成败，都将吹响天津改革的号角，未来，天津需要建成北方市场化程度最高的城市，北方最开放和博大的城市，这才是天津最大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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