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面故事 | 丑小鸭校长詹大年：做没有恐惧的教育
云南昆明丑小鸭中学，一个专门招收“问题孩子”的特殊学校，藏身于离昆明市中心约50公里的宜良县北古城镇。校长詹大年，则被称为“问题孩子”他爹。
读过安徒生童话故事的人都知道这个名字的含义，“丑小鸭”才是真正的白天鹅。但事实是，没有人愿意承认自己的孩子是“丑小鸭”，他们更愿意称这所学校为“小鸭中学”。
就像我们今天的教育，大家习惯了整齐划一。那些看上去“不一样”的孩子，并不会因为自身的“不一样”而受到优待，相反，丑小鸭成长为白天鹅的道路并不容易，他们付出了比同龄人更巨大的代价。
丑小鸭中学招收的就是这样一群“不一样”的孩子——他们被传统学校统称为“问题学生”。叛逆、厌学逃学、早恋、打架斗殴，甚至抑郁、自闭。让人避之不及。“家长实在没办法，走投无路了才会送过来。有的甚至已经把全国的特殊学校都走遍了。”
但奇怪的是，无论多么“张牙舞爪”的孩子，只要到丑小鸭中学很快就会“变了一个人”。而这背后没有体罚、呵斥，也不借助高压政策、军事化管理。在听闻过无数“电击治网瘾”，以及豫章书院“关小黑屋”“打龙鞭”等极端事件之后，外界很难想象这些改变是如何发生的（校长詹大年不赞同使用“改变”二字，他更愿意讲“生长”——教育即生长，生长是生命的本来状态）。
这背后是两位校长和一群普通教师曲折又漫长的探索。
詹大年可能是唯一一个把校长越做越小的人。
2000年11月28日，做了十多年校长的詹大年突然辞职了。从26岁当上校长，几年时间，他把一所乡村小学变成了中学，学生人数从100多人发展到1000多人。慕名而来的人数不断增加，以至于每到开学季他都需要消失一段时间，躲避一些“走后门”的“不情之请”。
2000年，11月30日，詹大年匆忙收拾好行李，踏上了西行的火车。从下定决心辞职到离开那个生他养他、留下他前半生奋斗印记的故乡——前后仅两天——他的个性一贯如此，认准了的事情就不走回头路。
“我逃到了昆明。”多年之后，詹大年在文章里回忆这段经历，他用了“逃”字。
他在“逃”什么呢？他说，“我看不惯那些不择手段挖优生、赶差生，千方百计捞油水的校长——他们的工作却风生水起。”
在做校长之前，詹大年做过6年班主任，那是他任教的头6年。
1981年，詹大年师范毕业，从全县30多名应届师范毕业生中脱颖而出，被评为优秀实习生。但他放弃了留在县城的机会，选择回到农村学校。农村条件艰苦，没有人比詹大年更清楚。他自己就是从农村一步步走出来的，挨过饿，受过穷。
这所学校离他家很近，仅六七公里，他在这里做了6年班主任。6年里，他没有开除过一个孩子，相反，他把别人开除的孩子都收在自己身边，“我理解这些孩子的难处。”
学校条件艰苦，一到冬天就四面漏风。他做班主任，首先想的不是纪律，而是怎么让班里的孩子不冷。他找来家长一起把教室透风的窗户糊上，又在教室里生火，让走山路来学校、衣服被雾水湿透的孩子，把衣服烤干再上课。
他从不留家庭作业，所有学习都在课堂上完成，因为他知道这些孩子回家，还有无数放牛、种地、砍柴的活在等着。但奇怪的是，他带的班级成绩总是名列前茅。
一到农忙季，詹大年又把班里的其他孩子带去给困难孩子家庭帮忙，好让这些“家贫早当家”的小少年们尽早心无挂念地回归学堂。他再利用自己的休息时间帮他们补习功课。
26岁那年，詹大年做了校长。他说，这是我一生中最错误的选择。
在以应试成绩为主要评价标准的教育大环境下，所有的学校都在“择优赶差”中求生存、求利益、求荣誉。择优吗？对不起学生；不择吗？对不起跟着自己一起苦熬的老师们。这10年时间，虽然学校规模越来越大，声誉一天比一天更好，詹大年内心的煎熬却愈演愈烈。
终于，在2000年距离期末考试还剩一个月的这天，没有任何征兆地，詹大年毅然决然辞职并且逃离了。从湖南到昆明，未来的路要怎么走？他还没有想清楚，他说：“我想给自己找一条生路。”
离开时，弟弟妹妹来送他，发现他身上竟然没有足够的路费，一时哭笑不得。弟弟说，“哥，你太落后了。”妹妹打趣他，“没钱的校长才是好校长。”
詹大年西行的目的地，彩云之南。数十个民族在这里长久聚居融合，让这片土地生长出无数神奇和绚烂。或许也因为融合带来的包容，今天的丽江、大理、昆明，都萌生出无数创新教育的新形态。
但是在20年前，詹大年刚到昆明的时候，这里的民办教育还在摸索中求生存，前景并不乐观。詹大年在无意间看到一所民办学校，对他触动很大——“收破烂的当校长，初中生当老师，师生全都挤在又黑又潮的小民房里，粉笔是这里唯一的教具，还被老板定量供应。”
再后来，他发现，这样的学校在昆明不只一所，还有很多。不知是哪里来的力量，让当年的他在心里发下一个“宏愿”：我要改变昆明的民办教育！
就这样，詹大年从公办教育走向了民办教育。
在办丑小鸭中学之前，他担任九年一贯制民办学校校长，依旧延续了他的典型作风，不择优，不赶差，被其他学校开除的、走投无路的“问题学生”，他都一并留下来。
接触过这位詹校长的人，都说他身上有一股与生俱来的豪气，一米八的大个头，壮实，舒展，爱笑，好像正如他所言，“生命里，本来就没有什么特别的大事”。不了解他过往经历的人，会以为他做的这些扶贫济弱的事情，凭借的只是一腔正义，就像行侠仗义的江湖侠客。
实则不然，这是一个真正从困苦里爬出来的人——“自己受过欺凌，所以看不得弱者受欺负。”
这还要从詹大年的身世说起。
詹大年的母亲出身一个大户人家，但很不幸的是，在她快要上学的年龄，特殊的历史时代让这个家族迅速破落。她没有机会再上学，后来嫁给了詹大年的父亲，一个无亲无故，靠在土里刨食、抢食活下来的孤儿。
詹大年在很小的时候就已经饱尝贫穷的滋味。小时候，除了一家七口挤在两间旧木房子里、缺衣少食，印象最深刻的，还有父母亲天天为三个儿女每学期那十来块钱学费发愁的样子。
那时候的詹大年，远没有如今的体魄，反而瘦小羸弱，还因为家庭原因，在同伴中没少受欺负。而父亲脾气暴躁，动不动就大动肝火。詹大年和弟妹们，一不小心便会迎来一顿打骂。
说起来，詹大年选择师范，跟父亲粗暴的教育方式有很大关系。他在后来的文章中回忆——
“在我眼里，天下只分为两种人：一种人像我爸爸他们，每天都种地，种完地回家骂孩子，也揍孩子。还有一种人就是我的老师，不种地，穿戴干干净净，哄孩子，也骂孩子。老师们上课完了，在村子里转悠，不用干活，还可以在学生家里吃到荷包蛋。小时候，我被父亲骂烦了，也打怕了。我发誓：将来我长大了不打孩子，不让我身边的孩子有任何恐惧。”
幸而，他还有一位善良、有智慧的好母亲。
这是一位被他称作“伟大的教育家”的母亲。虽然她不识字，没有文化，但“她爱她的孩子们，并时时刻刻让孩子们觉得很自信。”
对于一个长期积贫积弱的家庭，“自信”是一种多么重要的信念和素养啊！母亲是怎么给自己的孩子以自信的呢？詹大年回忆——
“在我上小学的时候，家里面很穷，但我们穿得比谁家的孩子都整齐。每天等到我们睡了以后，母亲便熬夜把我们的衣服洗掉、烤干，第二天上学就又是新衣服了。每个学期，母亲都第一个给我们交了学费，我们可以高高兴兴地拿到新书。母亲说，拿不到新书，同学就看不起你们，你们的学习就没有信心。真不知道她是如何辛苦筹到这笔钱的。”
詹大年还记得，母亲从来没有打过孩子，但她对孩子们的要求却极为严格，“坐在火塘边烤火、在饭桌上吃饭，位置不可以随便挪动；我们的衣服鞋子都要摆在规定的位置，上厕所也被母亲规定了时间；晚上睡觉，大的一定要照顾好小的睡了以后才可以睡。”
尽管想尽办法也要让三个孩子有学上、有书读，但是，在母亲心里，还有比知识更重要的东西，那就是做人，她经常对三姐弟说，“学习好不好不要紧，一定要做一个讨人喜欢的人。”正是从母亲身上，詹大年学会了自爱与爱人、自信与信人。
多亏这位智慧的母亲，让幼年詹大年不至于对命运和生活的困苦、恶意心生怨恨与报复。相反，他的心里还装着饱满的爱，像母亲希望的那样，成长为了一个善良的人。他想去拯救，他想让那些跟当年的自己一样的弱势孩子，不再有任何恐惧。
就这样，仿佛命中注定，詹大年走上了这条特殊的教育之路。
昆明市宜良县北古城镇。20年前，詹大年辞职来到昆明，10年前为办丑小鸭中学来到宜良
03为什么是“问题孩子”詹大年曾说过一句话：在好父母的眼里，没有“好孩子”，没有“坏孩子”，只有“孩子”。在好老师的眼里，没有“优生”，没有“差生”，只有学生。
作为父亲，詹大年践行了前一句话，而作为教师，他践行了后一句话。
但是，做教育几十年，他不得不承认，“问题孩子”是真正存在的，当然，他们之中的绝大部分并不是天生的“问题孩子”，而是我们的教育将他们变成了“问题孩子”。
这是前不久丑小鸭中学初三学生徐明亮与李镇西老师之间的对话——
“你是怎么想到来这所学校的呢？”
“以前的学校，老师对我们这些学习不好的学生不好，我自己又交了一些不好的朋友，觉得还是外面好玩，所以初一只读了两个月，在外面闲逛了差不多一年的时间。”
“你一年没去学校，爸爸妈妈不着急吗？”
“就是因为着急，才会把我送到这里来。”
“那为什么不把你送回原来的学校呢？”
“那里的老师不怎么管我们，歧视我们。大多数同学也看不起我，只有几个坏学生和我玩，好学生根本不理我。”
“在老师同学心目中，你就是个坏学生吗？”
“差不多。经常骂我，经常罚站，天天让我在教室外面站着。有时候作业没完成或者犯了什么错误，就站一上午。”
就是这个孩子，来丑小鸭中学一个月之后，因为学习能力、领导能力强，被选为班长，如今已经成长为一个自己都觉得“我比较优秀”、未来准备学管理的阳光男孩。当被教育者问及“你叫什么名字的时候”，他自信又响亮地回答：“我叫徐明亮。光明的明，亮堂堂的亮！”
所以，我们究竟应该怎样定义“问题孩子”？
在校长詹大年心里，所谓的“问题孩子”并非一成不变的“特差生”，他们之所以成为“问题孩子”，源头通常是“不适应传统教育，不符合传统教育的优生评价标准”，因而被边缘化。
他将“问题孩子”大体分三类：
一类是真正的生理功能有障碍，有平衡系统问题、智力问题等；
二类是孩子本来没有问题，我们却认为他有问题，因为我们的评价机制错了，评价要求和标准错了。孩子因此不断遭到打压、嘲笑、责备，时间长了，如果不能得到及时的帮助解决，就可能成为真正的问题孩子；
三类是孩子确实存在着自我评价纠错能力很差或者丧失的问题。
上述第二类和第三类孩子，是丑小鸭中学的主要招收对象。
詹大年为什么要办这样一所专门学校呢？除了心中帮扶弱者的信念，还有一段办学经历让他意识到：“问题孩子”需要得到专业的帮助，“问题孩子”的教育问题，需要被重视和研究——
在办丑小鸭中学之前，詹大年在昆明办过一所九年一贯制民办学校，同样接收了一批其他学校不敢要的“问题孩子”。
他对自己近二十年的教育生涯有足够的自信：18岁开始教书，19岁被任命为语文组教研组长，20岁被任命为教务主任，26岁成为校长，在校长岗位上十余年。除了过硬的专业能力，他自认为自己对待各类孩子都是有方法的。并且，因为“不赶差”，他拥有帮助“问题孩子”的足够多的经验。
但是，事实证明，现实并不如预期乐观。当“问题孩子”越来越多，首先不堪重负的是教师。在艰难的博弈之中，詹大年深刻地意识到，“对于这些孩子，如果不专门去研究他们，你走不进他们的内心，不了解他们的真正需求，怎么做也没有用。”
所以，他创办了丑小鸭中学。
在丑小鸭中学，生活老师同时也是教官，一位生活老师通常带十个学生
没有人看好詹大年当年的决定，他自己也没有想过这会让他倾家荡产。
2011年，詹大年托朋友在昆明附近打听合适的办学地点。几经周折，最后找到宜良县北古城镇。选择这里有两个原因，一是偏僻，但交通便利，可以不受打扰安静办学。二是地租便宜，这里恰好有一所即将被废弃的旧学校。
当时，昆明市政协副主席汪叶菊是詹大年的朋友，她给这所学校提了一个富有诗意的名字——丑小鸭中学。詹大年当即拍手叫好：这就是我想要的学校！
但是，为他担忧的人远比叫好的多，甚至有朋友认为他是将所有的不利条件都汇聚在一起了：地理位置偏僻、学校名字怪异、校舍条件简陋，甚至，连学生也专门捡“最差”的收。
一所特殊学校刚创办，做什么事情都像摸着石头过河。
招生是首要难题，从来没有接触过宣传的詹大年首先在这里摔了个大跟头。他想尽一切办法、投入了巨大的人力物力，利用大众媒体进行招生宣传，但是，大量资金砸进去，像缝衣针掉进大海，一个细微的浪花都没见着。
到2011年9月开学，丑小鸭中学总共招收学生8人，确切地说，只有1个是真正招来的，其他7个都是詹大年“请”来的朋友的孩子。
哪怕一个学生，也得办下去。教师倒是早在三个月前就已经招来了一批，并且是一批优质的大学生、研究生。
在三个月就职培训开始之初，其中一个年轻人问詹大年：詹校长，您只需要7个老师，为什么招了14个来？詹大年直言不讳：三个月之后，你们当中一定会跑掉一半，因为你们受不了的。年轻人不相信。詹大年于是承诺：只要你们能留下来，我就发工资给你们。
结果，一个月之后，走掉了7人，开学后不到一学期，全部走光。
“年轻人受不了，这个地方很偏僻，条件不好。另一个是，他们面对这些问题学生，不知所措。其中三个是有心理咨询师证的大学生，做心理老师，但他们见到学生害怕啊。”到头来，詹大年一面给学生做心理辅导，还要一面安抚这些来找他哭诉的年轻老师。
第二次招老师，他汲取教训，不再招收没有经验、但期望值高的年轻人，相反，他招了一批以前自己学校退休的老同事、优秀老教师。本以为他们有足够的经验、有耐心并且懂管理，但是问题还是出现了——
“他们平时看惯了优生，看不惯差生，管理差生的办法就是骂、使劲骂。另外，来这里的学生本就与传统学校发生过冲突，他们对这些似曾相识的教师、教育方法更加抵触。”
最终，不到一年时间，这一批教师又都以失败告终，离开了丑小鸭。
他们之所以成为“问题孩子”，源头通常是“不适应传统教育，不符合传统教育的优生评价标准”，因而被边缘化
摸爬滚打中，詹大年和丑小鸭中学的孩子们迎来了第三批教师。
这是一批身上没有学历光环、也没有教学经验的年轻人，他们或者来自农村，或者是本地人。比如，心理教师李沁洳，在来丑小鸭之前是一名导游；再比如，农村出生的生活教师向国跃，当时还是云南司法警官职业学院一名即将毕业的学生。
这些人看上去似乎不如前两批老师有光环，也不起眼，但他们却成为陪伴孩子们最久的老师，马上就到第十个年头了。如今，他们已经成为詹大年和孩子们最为信赖的伙伴。
一路走来，艰辛道不完。最难的时候，学校就要“揭不开锅”。借债人每天打电话来催款，詹大年说：“你不要催，我手机没关机，就意味着你的钱还在嘛。”
但是，老师们对学校经历过的这些风暴一无所知，他们的工资从未因为任何原因迟到过。在他们眼里，詹校长从来都是一副云淡风轻的泰然模样。
那些窘困，只有杨柳（丑小鸭中学副校长）知道。她是詹大年的爱人，更是那个与他并肩抵抗风暴的人。从学校创办开始，从招生到管理，从家长到教师，事无巨细，她做的好比垒地基、垒墙的工作，一块砖一抹水泥再一块砖地砌起来，支撑起詹大年理想的屋顶。她说，詹校长是老师们的精神引领，是学校发展的方向。
回忆学校的发展往事，杨校长感慨，这十年来，没睡过安稳觉，晚上从不敢关机，特别害怕半夜听见电话响。尤其2015年前，只要电话一响，不是学生跑了，就是有人生病了，提心吊胆，半夜两三点还在跟家长沟通，家常便饭。
詹大年校长曾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感恩，用生命与我同行的人”。或许，这个感恩不只是说给自己的爱人，还有这些跟学校一起走过十年风雨的平凡教师们。
2015年是丑小鸭中学的一个分界线。在那之前，是摸着石头过河的探索阶段，那之后，好像一切都走上了正轨，从招生到管理，都变得顺利起来。
以前这里地处偏僻无人问津，现在每年都有全国各地的校长千里迢迢来丑小鸭参观学习。这些校长们问詹大年最多的问题有两个——
一，你有什么样的管理制度？请把你的制度给我看看；
二，你是怎么让你的学生怕你的？
詹大年都回答他们，对不起啊，第一，我没有制度；第二，我不让学生怕我，我要让他们不怕我。
高压制度只会激起学生更大的反抗，即便他们“变乖”，那也是一种表演。“当一个人的生命受到威胁的时候，谁不恐惧，你会不会表演？”詹大年反问。
曾经有一个来丑小鸭中学报名的孩子，个子高高的，刚从另外一个特殊学校转过来，浑身还带着伤。第一次见面，在校长办公室，詹大年招呼他坐，小伙子不敢坐。詹大年说，你坐下嘛。还是不敢坐。詹大年一拍桌子：今天你放心大胆地坐，在这里谁敢欺负你，我帮你揍死他。
“看着很可怜啊，那么高的一个孩子，怎么连坐都不敢坐了呢。”詹大年很心痛。
就在我们驻留学校的这两天，恰好有一名新生入学，于是我们观察了他在丑小鸭中学的新生活——
这是一个初中男孩，家长将他送来之后很快离开了，然后由几名学长陪着他在校园里四处转转。刚到一个新环境，他看起来情绪有点低落。后来，学长们带他到心理室，但是心理老师并没有立马介入，而是由学长们陪着他玩游戏。第二天，生活老师向老师带他军训，主要包括军姿、正步等，向老师常俯下身给他纠正动作，休息时就坐在台阶上聊聊天。看上去，他的情绪已经平复下来。
一名刚刚来到丑小鸭中学的孩子，学长学姐们陪他在心理室玩游戏
詹校长说，你看，这其实就是他与生活老师建立信任关系的过程，也是我们了解一个新生的过程。
校园里另外一个特殊的身影引起了我们的注意，这是一个瘦小的女生。不怎么进教室，自己在校园里转悠，或者拿着一本书在角落看，远远有一位女生活老师陪着。后来了解到，这个学生刚来学校一个多星期，是个成绩不错的孩子，但因为老人娇惯，喂饭到8岁，独立能力非常差。刚来学校时闹情绪很严重，赖在床上，不吃饭不洗漱不洗衣服，说什么都不听。这两天渐渐有变化了……
这个孩子来丑小鸭中学一周多时间，没有老师强迫她进教室，从刚来时的抵抗，到安静、平和，变化在她身上慢慢发生着
曾经有学生跟詹校长开玩笑：我知道你们办学的诀窍了，很简单，第一，学生来了，不管他怎么样，不要惹他；第二，让他吃好玩好睡好，维持正常的生命状态。詹大年想了想，笑道：你总结得还真对！
所以，一个新学生来丑小鸭中学，他首先感受到的是放松和被接纳。
另外，在丑小鸭中学，与学生相关的一切事务都由他们自主管理，大到各个班级公约的制定与遵守，小到学校角落空地上种什么植物、墙壁刷什么颜色、画什么画，一切都由他们自己决定，并分工完成。
因此，当你走进丑小鸭中学，你会发现这里的绿化植物并不像我们在其他地方看到的那样整齐划一，而是造型各异，甚至奇特，有的还缺了个角，显露出园艺师手艺尚且生疏，它们都出自学生之手。再走进学生宿舍，每个宿舍都是一个风格迥异的小天地。詹大年说，都交给学生，他们想怎么布置就怎么布置，想象力丰富得很嘞。
除此之外，这里还有丰富的兴趣班、节日活动、音乐会、美食节、艺术节、知识竞赛、辩论赛，甚至吃烤鸭比赛。“逢节必过。保证一周一次小活动，每两个月带出去一起，游泳、户外烧烤、徒步。”这些最早是由杨校长提出来的，她是阎维文老师的弟子，原本活跃在舞台，回想自己刚来这个偏僻的地方时，也非常不适应。而孩子们都处在青春期，要如何纾解他们刚来的不适情绪，释放他们的青春能量呢？这是她的初衷。
却没想到，这个提议远比她预期的走得更远。活动发挥的作用是巨大的，由于活动的策划、组织、开展都交给孩子们自己负责，这成为学生发展个性、发展能力、找到价值、找回自信的平台。
以接纳和信任为基础，最终，“学生的很多问题，都在活动中得到解决。”杨校长说。
杨柳，丑小鸭中学副校长，学音乐出生，后来放弃舞台生活来到丑小鸭中学
如今，詹大年已经成为丑小鸭孩子们口中的“传奇人物”，被称为“问题孩子他爹”。
学生们的作业本封底印着詹大年的手机号、QQ号、微信号，还有一句话：任何时候，校长都会帮助你。
他们也确实是这么干的，什么话都喜欢找詹校长讲，有时候突发奇想的点子被老师否决了，他们也找詹校长——万一詹校同意了呢——在他们眼里，詹校这里好像没有什么绝对不可能的事情。
之前有学生从丑小鸭中学逃学了，不回家，不跟家里联系，却跟詹大年联系：您放心，我在外面不会乱来，我想挣钱养活自己，我不想回家，我爸爸太可恶了。詹大年一直鼓励他回来上学。就是这个孩子，后来以第一名的成绩从丑小鸭中学考入了高中，考上了大学。
大学毕业第一年，他回来了，找到詹大年，说，詹校，如果不是您，我可能已经坐牢去了。原来他当年混过的团伙，因为伤人，最高被判了18年，而他曾经是“老大”。
詹大年曾经受家长之托去接一个不愿意来学校的“问题孩子”。到她家之后，发现女生染着红色头发、短裤、浓妆、高跟鞋。她在詹大年旁边坐下来，当即掏出一支烟递给詹大年，直直地看着他：“你抽吗？”詹大年摆摆手：“我戒了，你想抽你就抽。”女生果然就点燃了，吸了两口又灭掉，沉默了一会儿，对詹大年说：“你等我二十分钟，我去楼下把头发染回来就跟你回去。”
詹大年说，这孩子其实是在向成年人要机会、要接纳。后来这个女生听从詹大年建议，学了珠宝鉴定，现在成了一个很专业的珠宝鉴定师。
为什么詹大年对“问题孩子”如此有办法并深得他们的信任？除了“无条件地信任与接纳”，他还说过的两句话：
青少年逆反行为的背后，都一定有一个“求助”的原因。我们一定要绕过他外在的逆反行为，不动声色地检视、满足、消化和解决背后的“求助原因”。（2015年2月24日）
对待问题孩子，两招管用：一、给他说话的机会。二，给他说话算话的机会。（2015年10月24日）
2016年，丑小鸭中学的同学们自己编辑出版了一本书，名叫《丑小鸭校长与白天鹅孩子》。他们对詹校长说，您是“丑小鸭校长”，所以您要一直留在这里，而我们是白天鹅，我们是要往外飞走的。
从2011年到今天，丑小鸭中学走出了2000多个学生，令校长詹大年感到欣慰的是，从这里走出去的孩子，基本没有失学的情况，他们恢复了正常的生活、学习状态。并且，其中大部分因为人际交往能力、活动组织能力强，在新的班级里担任起班干部职务。
当年，詹大年想要改变昆明的民办教育，没想到最终却是昆明教育改变了詹大年。
回过头看，詹校长说了这样一段话：在办丑小鸭之前，我认为我是一个很成功的教育者。如果不办丑小鸭中学，我根本不知道学校需要怎样的校长，学生需要怎样的老师，家长需要怎样的学校，校长需要怎样的情怀。
虽然他的校长看起来是“越做越小”了，从公办到民办，从1000多人的大学校到几十人的丑小鸭中学，从优秀学生到“问题孩子”。但他说，“真教育就是保护天性，发展个性。教育的终极目的是培养幸福的人。”他开玩笑，“在这个意义上，把清华北大办成丑小鸭中学也是可以的。”
詹大年说，我不是要让学生怕我，我是要让他们不怕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