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具争议明星官员的倒掉——仇和末路
曾经大陆政坛上的明星仇和，如今笔直地站到了被告席上。在电视转播画面里，庭审中的仇和，憔悴了不少。他两鬓斑白，标志性眼袋依旧明显。对于指控，以惯用排比句闻名的他，用“四个真”完成了最后的陈述：“做到真心知罪，真情认罪，真诚悔罪，真切赎罪，负罪服法。”
2016年8月25日，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审理了云南省委原副书记仇和受贿一案。起诉书称，2008年至2015年，仇和利用担任中共云南省委常委、昆明市委书记、云南省委副书记等职务上的便利及职权和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为他人在项目推进、银行贷款、工作调整等事项上提供帮助，非法收受、索取刘卫高等13人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2433万余元。
但在其2015年接受中纪委调查之前，仇和无疑是大陆官场上的一颗明星。其影响力与知名度远超其他副省级官员。
从担任沭阳县委书记到成为宿迁“一把手”，从回到其大学时的旧地南京担任副省长、再到成为昆明市委书记，仇和一路不改其大刀阔斧、独断猛进的风格。其中有整顿市容、修路造桥等城市建设的必需，也有大栽杨树、大肆拆城的争议。
但毫无疑问，仇和总是受到媒体的青睐，至少是作为争议的中心而受到关注。作为那些年里大陆媒体争相进行专题报道的主角，出现在新闻画面里的仇和，大多发色黝黑，一只手高高抬起，无不展现出这名官员的魄力和决心。
2008年的仇和，还在各项评选中被评为“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杰出人物”、中国改革功勋贡献人物、“改革之星”等称号。他不仅与吴敬琏、厉以宁、于光远、袁隆平、林毅夫等名人同享殊荣，也成为这诸多奖项中首位获奖的在任官员。
而庭审中的仇和，已经与媒体上照片中的他，全然不同了。
仇和入滇，其发表的“八无感言”称自己“人地两疏”、“无亲无故”，“工作一定能无恃无畏”。事实上，他不仅不是“无亲无故”，相反，还带来了自己的“左膀右臂”—曾任仇和秘书、昆明市委常委、副市长的谢新松，和“红顶商人”刘卫高。仇和的落马以及涉嫌犯罪，与谢、刘二人密切相关。
2015年3月15日，两会闭幕后，仇和被通报落马。同一天，谢新松也被纪委带走。而在此之前，中豪集团董事长刘卫高因涉嫌“非法集资”被带走调查。3月17日，中豪集团在其官网发布公告称，刘卫高因其个人原因已提出辞职，公司经营正常。
在仇和案开庭前一个月，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审理了原昆明市委常委、副市长谢新松受贿案。谢新松曾任仇和秘书，跟随仇和一路，从沭阳到宿迁再到昆明，被称为仇和的“大总管”。
据公诉机关指控，谢新松先后3次收受原中豪商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刘卫高贿赂近600万元，其中主要包括螺蛳湾商贸城的7套商铺。
2007年12月，仇和南下入滇，担任昆明市委书记。据报道，谢新松看到仇和到昆明当“一把手”，便主动联系老领导，表示愿意跟随仇和到昆明一起做一番事业。
于是，2008年，谢新松空降昆明，任市委副秘书长、办公室主任，随后升为市委秘书长。直至2014年6月，谢新松迎来了仕途的巅峰，任昆明市委常委、副市长。同期，老领导仇和为云南省委副书记。
据悉，借调到昆明工作后，谢新松为了感谢仇和的帮忙，在2012年春节送给仇和3万元；2013年春节又送给仇和4万元。
据检察机关指控，仇和利用担任中共云南省委常委、昆明市委书记、云南省委副书记等职务上的便利及职权和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为他人工作调整等事项上提供帮助。尽管不知道“他人”包括的范围有多广，但谢新松的职位调动及其送钱的举动无疑包括在指控范围之内。
谢新松还在一份自述材料中写到：2010年，仇和安排他找刘卫高索要价值30万元的书画一幅，仇和怀疑是赝品，由谢新松转手送给昆明市某局局长，这幅被怀疑为赝品的书画后来不知去向。
自仇和主政沭阳起，就有媒体报道称，仇和擅长走上层路线拉关系，并不时会向下属开口要钱，用于招待、打点。而谢新松在材料中所述之事，正好印证了三人分别立足政商圈，各自的角色和相互之间微妙的关系。
值得玩味的是，面对指控，谢新松的辩护人云南宁湖律师事务所主任张聪认为：谢新松对公诉机关指控的犯罪事实和罪名都没有异议，但谢新松具有自首和立功情节，其被“双规”前曾经主动写材料向有关部门坦白，他还供述了仇和的一些涉嫌受贿线索。
昔日的“大总管”，在失势面前还是选择了与老领导“分道扬镳”。而仇和身边的另一号人物——刘卫高，也在其受贿罪名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浙江籍商人刘卫高以袜业起家，在仇和于江苏宿迁大搞招商引资期间，将大本营由浙江转至江苏，由此与仇和结缘。在宿迁，刘卫高最广为人知的“作品”就是创建了“宿迁·义乌商贸城”。在其2005年8月1日的奠基仪式上，作为市领导的仇和以及时任浙江省义乌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的吴荣川，均有出席。
2015年2月，吴荣川因涉嫌受贿犯罪被立案侦查。据媒体报道，吴荣川正是刘卫高进军宿迁地产的引荐人。
2007年，仇和赴昆明上任。不久后，刘卫高也飞往昆明，并成立了云南中豪置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称“云南中豪”）。
在仇和将沭阳、宿迁模式搬到昆明官场时，刘卫高也打算将“宿迁·义乌”模式复制到昆明的商业圈，“中豪·螺蛳湾国际商贸城”（以下简称“新螺蛳湾”）应运而生。但刘卫高的新螺蛳湾项目甫一亮相，就备受争议。
在昆明，本已有的螺蛳湾商品批发市场（以下简称“老螺蛳湾”），位于昆明主城区西山区二环内，多年来，逐步发展成了占地面积82万平方米的大型批发市场，享誉华南和东南亚地区。
但在中豪的巨无霸商贸城规划中，老螺蛳湾需要拆迁，商户迁至新螺蛳湾，新螺蛳湾项目是未来昆明仅有的综合小商品国际商贸城。
2009年11月21日上午，矛盾升级，不满拆迁的数百名商户自发上街，堵路抗议，一度导致交通瘫痪。之后，24人被带离审查。这一被称之为“螺蛳湾事件”的群体冲突，更是加剧了以仇和为核心的政府与昆明市民间的矛盾。
民情激愤，也未能阻止中豪云南圈地的步伐。政府公权力为商业站台，在新螺蛳湾项目上体现得淋漓尽致。有关部门大开绿灯为其放行。
公开报道显示，2008年9月23日，昆明官渡区总面积877亩的7宗国有建设用地的土地以开价7.8亿元，平均每亩90万元的价格被云南中豪收入囊中。整个竞拍过程用时不到五分钟。而在2011年3月16日，昆明当年面积最大、总价最高的27块整体竞买地块被云南中豪以64.87亿元的价格获得。整个交易也仅用了不到10分钟，并且在这两起土地拍卖会上，云南中豪都是唯一的竞拍者，成交价格均为起拍价。
新螺蛳湾的争议还不止于此。“以刘卫高当时的资本实力，是不可能承接新螺蛳湾这么大一个项目的”，昆明地产界人士张枫说。由于摊子铺得太大，刘卫高资金吃紧。据大陆媒体报道，一位中豪集团的高层曾透露，刘卫高的项目基本是依赖银行贷款和民间集资。而为了解决资金问题，仇和也曾帮助刘卫高筹措资金。
而上文提到的吴荣川，也被报道不仅为刘卫高提供关系、便利，更是他民间借贷的中间人。
之后，刘卫高被司法机关带走调查，传闻其因涉嫌“非法集资”。很多人将此视为仇和将落马的先兆。而之后发生的事，确实也印证了外界的猜想。
法庭上，检查机关指控仇和，利用任内职务上的便利及职权和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为他人在项目推进、银行贷款、工作调整等事项上提供帮助，非法收受、索取刘卫高等13人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2433万余元。
虽未点明项目推进、银行贷款等帮助的具体受惠对象，但从刘卫高的诸多行为及其项目的进展上，可以窥见其相关性。
值得注意的是，在上文提到的中纪委发布的对仇和的组织调查结果里，还提到了仇和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亲属的经营活动谋取利益。
媒体曾报道，在仇和从沭阳县委书记逐步升任宿迁市委书记的过程中，其弟弟仇恒时常充当政商之间的掮客角色，延揽土地和工程，转手卖给开发商。而其岳母也在仇和主政沭阳期间，打着他的旗号经商及受人请托办事。据悉，在仇和于沭阳大搞杨树种植时，其岳母将大量的杨树树苗运到沭阳，两三年间，沭阳有过半乡镇都被迫以高于市场价几倍的价格购买了这些杨树苗。
但在检察机关对仇和的指控中，只提到了仇和于云南任上的问题，其亲属于江苏一带的活动是否与其有关，是否也属于被提供帮助的“他人”范畴，官方暂无更多披露。
能吏还是酷吏？这一判断，从仇和在江苏沭阳独当一面起，就始终存在争议。曾经的改革明星，有着光鲜的履历和辉煌的政绩。在外人眼中，他们应扶摇直上，仕途无可限量。
然而时过境迁，当年官员中的改革明星们，落马者不在少数。同样是江苏，曾被认为是政坛新星的杨卫泽，与仇和一样，难逃官场跌落的宿命。
纵观这些曾经的明星官员，身上都有着共同的标签：工作卖力、能力强、有魄力。这与崇尚中庸之道的不少官员相比，自然显得“出挑”。但魄力的背后，往往是说一不二的霸道，甚至是仇和所称的“用不民主推进民主，用人治来推进法治”这样的目的至上。
一个强势官员，用不民主、人治的手段来管理一座城市，确实能在短时间内产生明显的变化。但集中的权力也会在不民主、人治的空间里寻找寻租的可能性。仇和与刘卫高之间的关系，就诠释了这种可能性产生的必然。
原山西省副省长、“反腐作家”张平曾在一次大陆媒体采访中，谈及落马官员，他说“我常常思考一些共性的问题，比如那些出事的官员，有一点基本上是相似的，那就是他们平时表现得都很‘强势’，处理问题往往都说一不二。现在想来，这些现象的背后，大概都是利益使然。一个领导，之所以总是那么说一不二，根本原因就是他必须保住自己的利益，所以他必须强硬，必须霸道，必须排除异己，清除障碍。”
在被问到怎么看待这些官员落马的过程时，张平提到，有的领导一年四季都睡在办公室里，晚上12点以前总亮着灯，早上六点准时起床。秘书、司机跟他几个月都得累垮，整天都在疯狂地工作。然后，卖力工作的背后，往往又有让人大跌眼镜的结局，“新来的纪检书记对我的一个老大姐慨叹，有些干部让人气愤又难以理解，他们的工作太努力了，但在办公室一搜就是上千万、几千万。”张平说。
尽管张平所谈“共性”，是就山西“塌方式”腐败而言，但这一“共性”在仇和等不少“明星”落马官员身上，同样能找到影子。从公认的“工作狂”，到受贿的阶下囚，仇和的遭遇与此相似。
仇和被指控非法收受、索取的2433万余元，用途为何官方未有披露。但此前有多家大陆媒体报道，仇和不止一次开口向下属要钱。有些报道称，要来的钱，不少用于向上打点、招待。不过又有多少个人收入囊中的情况，未有明确报道。
中国人民大学国发院副院长、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聂辉华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假设官场存在一定程度的逆向淘汰，如果不贪腐、不送钱、光干事就升不上去的话，这就是一个悲剧。换句话说，平民官员，不仅要做大业绩，恐怕还要送钱，如果不送钱，可能升不上去。”
聂辉华的评论是否适用于仇和，仍待案情的进一步披露方可判断。但一些“能吏”的政治生涯不能善终，显然是个值得关注的话题。
近年来，随着反腐高压态势的进程，云南官场成为反腐“重灾区”。据大陆网站腾讯的数据整理，截至今年3月，十八大后云南腐败落马官员达到904人，超过山西的837人，排名全国第一。其中厅级以上干部51人，昆明市处级以上干部47人。
前云南省委书记白恩培，2014年8月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组织调查，今年6月开庭审理其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案，涉案金额达到2.4亿元，白恩培当庭认罪。有知情人士告诉《凤凰周刊》，在其执政期间，白恩培曾相当看重仇和。仇和一调任昆明，便被安排住进省委一号院，就在白恩培家隔壁。白恩培离职省委书记时曾想推仇和成为自己的接任者，但遭到众多老干部反对而作罢。
记者／王彦入 编辑/李克难 美编/青年
新媒体编辑/丰泽 马茹均
本文节选自《最具争议明星官员的倒掉——仇和末路》，原文刊载于《凤凰周刊》2016年第27期，总第592期。
点击“阅读原文” 浏览更多精彩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