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维迎:群思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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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迎:群思陷阱
文 | 张维迎
源 | 辛庄课堂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美国一直保持中立,直到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后才参战。即便在当时,任何头脑清醒的人都明白,美国参战,日本必败。所以,珍珠港事件令丘吉尔和蒋介石都欣喜若狂。
难道日本政府的决策者就看不明白这一点吗?他们当然看得明白。海军大将山本五十六曾警告近卫首相,日本成功对抗美国的时间不会超过一年。在战后的东京审判上谈到对美国开战决策时,铃木贞一(战时任企划院总裁)回忆说:“海军打心底认为与美国开战必败无疑,只是不愿意公开表态。陆军未必真想打仗,但又激烈反对从中国撤军。外务大臣坚定地认为,不答应从中国撤军,与美国交涉断无希望成功。因此,首相若想避免战争,仅存的办法要么是让海军大臣正式公开其真实想法,要么是让陆军理解海军未公开的意图,并同意撤军。我看得出首相很为难,因为从他个人来讲,他觉得自己无力说服海军或陆军。”(伊恩·布鲁玛《创造日本:1953-1964》第五章。)
这样,一群聪明人做出了一个愚蠢的决定,让日本走上一条自取灭亡的不归路。类似的情况同样发生在战争后期。在战败已成定局的情况下,没有人愿意站出来力主接受《波茨坦公报》,无条件投降,直到白白挨了两颗原子弹。这就是“群思陷阱”导致的结果。
“群思陷阱”(groupthink)指的是群体中出现的这样一种现象:群体成员追求“和谐一致”的愿望导致了一个非理性的决策。这里的关键是,和谐的愿望!这种愿望产生了不惜一切代价达成一致的倾向,每个人以团体的立场为自己的立场,不同意见被隐藏起来,或者被置之不理,因而群体表现出高度一致。为了和谐一致,人们甚至忘了群体本来的目标。
在群体中,个体之所以不愿意表达自己的真实想法,压制自己的良心和理智,首先是因为他渴望被群体成员接受,不想成为另类,不想成为团结的破坏者;其次是因为他没有把握自己的判断一定是正确的,不愿在同事面前暴露自己的“无知”和“固执”;第三是因为没有人愿意承担责任,既然决策是大家的意见,即使错了,自己也不需要对此负责。
耶鲁大学心理学家埃文·詹尼斯最早对群思陷阱做了系统研究(Irving Janis,1972)。他认为,具有如下特征的组织最容易陷入群思陷阱:
(1)高度追求和谐团结和团队精神;
(2)不重视个体的表达自由,不鼓励创新;
(3)领导人行事专断,自以为是;
(4)群体成员由提拔任命,背景和信仰过于同质化;
(5)成员之间信息交流不畅,个体处于孤立状态;
(6)决策缺少程序规范;
(7)面临强大的外部压力、特别是外部威胁,决策要解决的问题既复杂又紧急;
(8)近期决策失误多,降低了个人的自尊。
上述特征意味着,层级越高、竞争性越弱的组织,影响范围越广、后果越严重的决策,越容易陷入群思陷阱。比如,群思陷阱在政治组织比在商业组织更可能出现,在战争年代比和平时期更为频繁。
前面讲了日本偷袭珍珠港的决策,事实上,在其原著中,詹尼斯把在珍珠港事件中,美国的措手不及作为群思陷阱的典型案例。驻夏威夷的美国海军将领有一种共同的错觉:日本人不会进攻夏威夷。所以即使来自华盛顿的警告也没有引起他们的重视。
一场战役,日美双方都陷入了群思陷阱,日本人的群思陷阱把日本送上自取灭亡的不归路,美国人的群思陷阱让美国太平洋舰队损失惨重。
以上我们分别分析了四个非理性决策陷阱。需要指出的是,这四个陷阱不仅是相互关联的,甚至经常是共同发挥作用。比如,当希特勒变成一尊神(信仰陷阱)的时候,希特勒本人变得不仅更加自负,而且更加不能容忍别人的批评(自尊陷阱),纳粹高层必然陷入群思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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