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老龄化全球第一，新冠死亡率全球最低！
The following article is from 智谷趋势 Author 智谷子
然而，与一些人想象中的水深火热不同。疫情这三年，日本人的小日子其实过得很不错。高涨的确诊人数的背后，是日本极低的新冠死亡率与70%的人没有被感染。
对于外界来说，日本能取得最低水平死亡率与70%人没被感染，无疑是一个“奇迹”。
要知道，日本是全世界老龄化最严重的国家。
01.
一直以来，日本政府应对新冠疫情的态度是：足够的谨慎，却又足够的变通，尤其在体现在对医疗资源的调整和准备上。
（1）“重点人群”的疫苗高接种率；
在疫情爆发初期，由于日本国产疫苗迟迟未研发成功，同时又对外国疫苗维持着观望的态度，日本落后于其他国家的“低疫苗接种率”，让时任首相菅义伟挨骂不断。
虽然日本本土药企努力研发的日本国产疫苗迟迟没有上市，但日本政府并没有非等到国产疫苗研制上市不可，而是引进了以辉瑞为代表的欧美mRNA疫苗。
从2021年2月份开始，日本厚生劳动省正式批准了辉瑞公司的新冠疫苗在日本制造销售，在全力推进疫苗接种的同时，优先保护“重点群体”。
比如，在辉瑞疫苗刚投入市场时，日本也面临着进口疫苗短缺的问题，日本政府当机立断，按照易感程度来决定接种的先后次序，优先打疫苗的重点对象为：1.医护人员；2.65岁以上的高龄老人；3.养老院的工作人员以及患有基础疾病的患者；4.其余普通民众（年龄由高到低）；
所以，日本高龄群体，是最先得到疫苗保护的人，根据日本内阁府统计，截至12月28日，日本老年人完成三针疫苗接种率均超过90%，另外，前不久厚生省宣布，在年内会有近9成老年人，将完成第五剂接种。
（2）多渠道“备份”新冠药物
说到底，抗击疫情的底气，排除一切公共层面上的管控措施之余，除了提高各年龄阶段的疫苗接种率，新冠治疗药物的保证也很关键。
可能在初期接纳海外疫苗的犹疑上吃了“小亏”，日本政府在采购新冠药物一事上不敢再有丝毫耽误。
目前，众所周知的治疗新冠中重症的口服药——美国辉瑞“Paxlovid”，在2021年12月在美国和欧洲地区得到实用化后，日本政府便“紧急特批”了这款口服药物，并以免费的方式用于对国内新冠患者的治疗。
而辉瑞公司的相关数据表明“Paxlovid”这款药物，能够将新冠相关的住院和死亡风险减少近90%。
其实，不仅辉瑞“Paxlovid”，日本同时也在多渠道采购相关的新冠药物，例如美国默克公司的“Lageviro”口服药，主要针对的是新冠轻中症患者，从今年9月起（8月获批）也开始在日本面向大众流通，可以在日本的一般药房中买到，药费依旧可报销。
当然，不得不提的，还有上两个月日本国产的“盐义野新冠口服药”（Xocova）获批，得以大量投入生产，而这款药物主要应对新冠轻症，适用人群氛围会更广，也一定程度上保证了日本国内新冠药物的稳定供应。
（3）提高ICU（重症监护病房）收患效率
在应对疫情当中，日本医院实施分诊管理，类似癌症等专科医院不收治新冠患者，交由传染病和综合医院来统一治疗，避免其他病患“就医难”情况的发生；
而为了缓解这些医院的医疗紧张，使尽可能多的、需要入院治疗的新冠患者得到救治，日本直接发钱补助传染病院或综合医院来扩充ICU病房和购买医疗设备。
据日本经济新闻12月26的报道调查，医院每张ICU病床的补助金额为195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103万元），目前日本政府在这上面花费的总额已超过了3660亿日元（约合人民币193亿元）。
02.
除了较高的疫苗接种率和充足的药品，较低的新冠死亡率与日本政府决策的作用其实也密不可分。
与国内民众普遍认为海外一律躺平不同，日本政府的决策与躺平之间简直有天壤之别。
要知道，根据合理估算，迄今为止日本其实仍然有多达2/3甚至是3/4尚未感染过新冠。
较低的感染基数，自然也是死亡率较低的重要原因之一。
那么，日本政府是如何制定公共政策来防治新冠的呢？
包括日本在内，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在病毒流行初期就基本达成了一个共识：
所以，日本政府通过尽量采取措施降低患者增长的速度，保证自身医疗体系在没有崩溃的情况下度过疫情高峰，而疫情最终也会随着有抗体的人数在人群中的逐渐增加和个人防范的加强逐渐减慢并最终结束。
科学研究表明，奥密克戎的R0值在4.0~8.0之间，最高可达到21。换句话说，极端情况下，一个人感染奥密克戎，最多可传染至21人。
很恐怖对不对？
但是，即便抛开R0值为21的极端情况不谈。即便将R0降为4，也并不是说一个人感染奥密克戎后，就可以传染四个人，它仍然代表的是一定人群中所分布的平均数。
只要措施得当，避免超级感染的事件发生，完全是可以将R0值降得更低。
要做到这一点，整天把自己关在家里，杜绝一切和外部交流，自然是一种方法。关于这种方法的利弊，相信大家有自己的看法。
简单的封闭隔绝，会让社会随之停摆，无论是经济，还是普通人的生活都会受到十分严重的影响。
别说日本了，就连新加坡那样也做不到“封控”。
日本政府和相关协会，针对超级传播事件的形成条件作了相关总结。
超级传播事件的形成，多与以下几个条件相关：
包括健身房、KTV、小型演唱会、医院、宴会等在内，都是容易发生超级传播事件的场所，而家庭传染和医院内部传染更是重点传播途径。
呼吁减少外出、提供酒的餐饮店8点关门、禁止人数超过限额的大型活动、停课、要求大规模的体育文化活动暂停或终止减少人群聚集、向企业要求居家办公，这些都成了日本开放前的重点预防措施。
此外，无论是为了预防超级传染事件的发生和降低R0值，还是避免不必要的医疗挤兑，日本政府都严格控制就医人群并为去医院设置一定的门槛。以尽量排除非新冠感染人员前往医院并减少人群向医院聚集；提供咨询热线尽量使所有对自己症状担心的患者经过电话分诊确认以后再去医院。
该“中心”不仅可以根据你上报的健康状况和症状判断你是否需要就医治疗，还可以向政府申请各类食品到家的配送服务，申请配送抗原检测剂和脉冲血氧仪。
有感染症状明显的者或有重症高危基础疾病的人，同居家庭有重症高危基础疾病的人或孕妇等需要尽早隔离观察的人，将根据个人申请，入住政府准备的疗养酒店进行观察疗养，护士24小时值班，提供健康观察和健康咨询服务。如果病情严重，护士将会联系医疗机构送院治疗。
日本这一套体系相信会令不少海外人士唏嘘不已。
03.
除了通过政策尽可能降低R0值，能否得到民众的支持配合也是关键。
从日本政府的角度来看，良好的国民素质、一贯的卫生习惯、分餐制、独栋住宅等等都能够有效降低病毒的传播。
提高民众的防护水平，就会进一步降低传播规模。
可喜的是，日本民众恰恰是地球上自我防护意识较高的那一拨人。
在其他国家，疫情渐趋放缓时或者有人相继被感染后，会选择放松警惕或者是不再戴口罩出行。
但日本不一样。
即便日本政府曾有过几次“鼓励”民众在通风良好的户外、甚至是室内是可以适当摘下口罩的，可在日本街头发现，选择戴口罩的民众依旧占了大多数，这和日本人骨子里的“不想给别人添麻烦”的国民性、以及遵循社会良俗的“从众心理”是分不开的。
而且直到目前，日本进出所有大小公众场所，都配备有酒精消毒液供民众使用，商城、餐厅、办公大楼也坚持定时进行全方位的消毒。
保持戴口罩和坚持消毒的习惯，一定程度上有效阻止了日本疫情在短时间内快速蔓延。
可以说，日本做足的充足的准备，让民众能给比较“游刃有余”的应对疫情，不会过分担忧被感染或者疫情多轮的爆发，可是，对待新冠病毒，日本人仍保持着“敬畏之心”，并非“破碗破摔”，而是遵从着后疫情时代的新生活方式，做好自我的防护，同时也对其他人的健康负责。
在日本整个三年的防疫方向中，我们不难发现，日本民众对于日本相关政策的推进和配合，始终是一股不可或缺的力量。
他们相信科学，依靠理性而有序的生活惯性认真生活，而不是甘做政府和社会的巨婴，在天灾的打击面前被动承受，自怨自艾。
一颗沙砾和一棵浮萍究竟有什么区别？
沙砾在狂风的洗礼下可以形成风暴，而浮萍终究只能是浮萍而已。
04.
最近国内一些地方迎来了发烧的高峰。
医护人员，无疑是最最辛苦的人群。他们能否坚守下来，他们的身心状况如何，是普通老百姓能否安然度过这一段特殊时期的关键。
这两天有新闻出来说，上海市的医护人员陆续收到了6000元的一次性津贴。这无疑是很好的示范效应。
不过话又说回来，当初的核酸检测员，每月的巨额薪水高达2-3万元，甚至核酸公司内部普通员工月薪达到七八万。
这样看，对于一线最辛苦的医护工作人员，六千还真不算多。
我强烈建议，我们应该发更多更多的钱。这段特殊时间，让这些可爱的天使拿上四五六七万的薪水。
你说过不过分？
在偏远的农村，一如《白鹿原》显示，民国时期是由家族宗老绅士主理村民伦理；解放后是人民公社村委会或生产队主理；改革开放以后的偏远不发达地区，则进入无人管辖的状态。《喜丧》电影反映的就是这样一种背景。随着城市化的高速发展，农村家庭伦理价值观的塌陷，缺乏有效公共资源，是一个严重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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