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专访 | 杨先让：有些东西无法抢救，我们要做好记录保存

对图上这位89岁老人，你可能会有些陌生，但你也许听说过他的老师：徐悲鸿、李苦禅、董希文、蒋兆和、吴作人……也许听说过的同事和朋友：顾毓琇、周汝昌、黄永玉、郭兰英……也许听说过他的学生：徐冰、陈丹青、吕胜中、陈文骥……

这位老人，就是著名艺术家、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的先驱杨先让。日前，应郑州松社书店邀请，杨先让来到郑州，举行了以“徐悲鸿与中央美院”为主题的《杨先让文集》新书分享会。分享会开始前，杨先让先生接受了猛犸新闻·东方今报记者的专访。

耄耋老人出了四卷本文集

开启一个世纪的美术史大门

文：猛犸新闻·东方今报首席记者 梁新慧

图、视频：张晓冬

杨先让是徐悲鸿主持国立北平艺专后的第一届学生，那是中央美院最为星光熠熠的时光。岁月缓缓流淌，在一个甲子之后，后来者或许已经无法感知当年中央美院的风采。而杨先让的新著、由黄永玉题写书名的四卷本《杨先让文集》，则展示了艺术家杨先让另一个身份：记录者。

他用艺术家的丰富情感记录下了中央美院及现代美术数十年发展中的那些人、那些事。他笔下的每个人物都是情感的自然释放，都是他内心深处对于每一个人物最真挚的情感。

第一集《我是岛里人》，是以杨先让的成长以及家族史的变迁为主线，掀开了被时代所尘封的家族、亲朋、师长等一些人与事。在杨先让饱含热情的文字中，能偷读出浓浓的家国情怀，喷薄的艺术生命，磅礴的艺术情怀，勉力笃行的人生态度。这是他们那一代人的底色，更是那一代人的所不舍的价值追问。这是新中国第一代艺术家的“巨流河”。

第二集《三人行》，是杨先让写文化艺术界的人与事，写了众多“为时代造型”的艺术家。其中有徐悲鸿、齐白石、李苦禅、古元、邹雅、王朝闻、黄永玉等，更有快要被历史遗忘的艺术家，比如郑锦、王青芳……而顾毓琇、周汝昌、郭兰英、郎毓秀、郭淑珍等或为其挚友，徐冰、陈文骥、韩书力等或从其学，流芳弥远，可谓一个人的中国百年美术史。

第三集《梦底波涛》，是杨先让先生对中国民间美术思考、梳理、总结的结晶。杨先让曾在中央美院主持年画、连环画系，创建“民间美术系”，他把民间艺术提升到学院体系中观察、学习、创作……短短数年之间，就培养出了徐冰、陈文骥、吕胜中、韩书力等艺术大家。更是带队十四次走黄河，在丰富的民间土地上挖掘出库淑兰、苏兰花、潘京乐……可谓重新书写了中国美术史。

第四集《我为主》，讲述了去国前后的杨先让对艺术本体性的思考。如同一个赤子，杨先让以一个“旁观者”、“他者”的姿态超然地、敏锐地观察着西方艺术，对比着中西方艺术的异同，也注视着在西方的华人艺术家。他认为中国艺术无须低人一等，妄自菲薄，更不必一味仰望迷信西方，乃至丧失自我。“我为主”，便是其中精神所在，前总理温家宝在与他的通信中，也强调了这三个字。

杨先让的记录如同一个世纪老人的非虚构写作，只不过他的写作饱含情感和历史记忆。编辑出版这套文集，意在通过这位老人的记忆开启一个世纪的美术史大门，渐渐呈现一幅幅中国现当代艺术名家的画像，梳理出一条中国现当代艺术史的发生、发展脉络。

▲杨先让

有人对徐悲鸿有偏见

他常为徐悲鸿鸣不平

徐悲鸿是杨先让的老院长。1948年，十八岁的杨先让来到北平。因为喜欢喜剧，当时想当演员，结果被同学说服报考了徐悲鸿任校长的北平国立艺专。解放后 1950 年学校改为中央美术学院，从那以后学生们就改称呼徐悲鸿为院长。

1953年，徐悲鸿突然离世，杨先让等 4 个学生为他守灵。“当时我眼里看到最悲哀的场景是廖静文抱着两个孩子，一个六岁一个五岁，孩子哭得非常厉害。”杨先让回忆，“我受他教育五年，从最开始不知道他是谁，到慢慢知道他画马画得好，甚至当时都不知道他油画也画得好，就那么糊里糊涂地，直到最后真正认识了一位画家。”

▲杨先让的木刻作品《徐悲鸿》

后来到国外留学，杨先让渐渐结识了许多与徐悲鸿熟识的师友、亲人，越来越深入地认识了自己的老师。在他的眼中，徐悲鸿太丰富了。

前段时间参加一个会议，杨先让偶然认识了徐悲鸿的一个干儿子，徐悲鸿给这个孩子起名“小牛”，在他刚出生和一岁、三岁、四岁时分别画了一幅牛相赠。“徐悲鸿的许多事情我们并不了解，我在书中都没有写这些，只写了我认识的徐悲鸿。”杨先让感慨。

国内一些同时代的画家，对徐悲鸿有些偏见。他们认为，徐悲鸿把中国绘画艺术拉回了 50 年。看到这些评价，杨先让总为老师感到不平。

“徐悲鸿有历史使命，他要为中国的绘画做事。”杨先让笑言，自己学画是糊里糊涂走上了道路，而徐悲鸿是有目的的。“他从小就学透了四书五经，还专门到法国去学习，他带着改造中国绘画的目的而去。”

“当时的中国绘画千篇一律，画个毛驴，画个小船，钓个鱼等等，旧山旧水，大家你画我也画，普遍认为按照《芥子园画谱》就成了画家。徐悲鸿觉得如果这样中国绘画就完了，文化也要亡了。徐悲鸿在法国是饿着肚子学画。有人说他的油画画得好，也有人认为他的马画得好，其实他素描画的最好。素描是基本功，油画是在素描的基础上来表现内容，中国的笔墨也是要表现内容，所以他一直走在前头。”

“大家都认为写实谁不会，谁都会。可是在那个年代如果不是徐悲鸿，谁会画？徐悲鸿把写实引进来，画哪座山就是哪座山，不能把山画得全都一样。所以他是很有目的地为了民族而学习，有意识地改造中国传统绘画，尤其是人物画。在这样的目的下，他从学校和教育入手，改变中国绘画的现状。”杨先让说，这样一位绘画大师，对一个民族来说是难得的。

▲杨先让美术作品

喜欢演戏

一个偶然的因素走上了绘画之路

《杨先让文集》中的第一集，名为《我是岛里人》。这个岛，就是他的故乡——山东省烟台市牟平县的养马岛。尽管不到十平方公里，但这个小岛铭刻在心，毕竟，他的父亲、爷爷，都这里长眠。

1930年春节前的几天，杨先让就出生在这个岛上。杨家是个相当富贵的资本之家，爷爷在朝鲜半岛南部的仁川、父亲和叔叔在中国东北都有大宗生意和产业。他记得那时父亲收藏了许多国画，这给杨先让留下了深刻印象。

九岁那年，日本已经占领东北，在父亲的带领下，杨家移居仁川，直到 1944 年抗战胜利前夕才回国。

“在仁川我们家附近，经常看到日本人和朝鲜人写生，画的是西洋画。看看觉得挺有意思，回到家就自己画。”杨先让说，他从小就发现自己似乎在艺术上有些天赋，不但喜欢画画，还喜欢唱歌跳舞。

17岁那年，杨先让曾导演过《雷雨》，他出演里面的二少爷周冲，被当时报纸赞为“最好的二少爷”。

喜欢演戏的杨先让，因为一个偶然的因素，最终走上了绘画之路。

1948年，杨先让在沈阳国立东北中山中学念高中，学校里的政治气氛相当紧张。他并不属于哪个党派，只是本能地向进步同学靠拢，而当局政府正大规模逮捕这些进步青年。有一次，他在课上偷看借来的《闻一多的道路》，因太入迷被老师发现，幸而老师的思想也开明进步，放他一马。但这件事让人后怕不已，在同学劝说下，他思量再三，决定离开学校。

那时他正痴迷戏剧，有好心的同学为他弄来一封给南京国立戏剧学校校长欧阳予倩的介绍信，让他带着信去南京。

“我凑了钱，托人买了一张去北平（现在的北京）的飞机票，匆忙地离开沈阳。在北平一落地，遇到了我的同学王家树（后成为著名画家）。他当时正准备考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美术系，他说，咱俩一起考吧！”杨先让回忆，当时身上的钱快花光了，根本到不了南京，于是就留下来，和他一起考试。结果，就给考上了。 

1948年，杨先让进入国立北平艺专美术系，从事油画创作。等到 1952 年毕业时，学校已经改名中央美术学院了。 

当年，他以班里最好的成绩被分配到刚成立不久的人民美术出版社，依然搞油画创作，但很快就坚持不下去了。

“刚毕业那会儿，月工资 56 元，除了生活支出，我还得买油框、布料、颜料，经济上受不了。”于是，杨先让就搞起了版画。版画省事儿，没事儿的时候拿出来刻一刻，花钱少，但油画是基础。

杨先让很快掌握了版画语言。他的第一张版画作品《出圈》，是一幅农村题材的现实主义作品，获得了 1957 年的全国青年美术作品奖。

走完黄河，他开窍了，心里有底儿了

作为五十年代版画代表人物之一，杨先让的版画作品屡屡获奖。到上世纪 80 年代，无师自通的杨先让在版画领域已经成果卓著，创作出《怀念周总理》《弘一法师》《延安组画》等一大批脍炙人口的艺术作品。

▲杨先让版画作品《鲁迅与可爱的祖国》

▲杨先让木刻作品《冼星海》

▲丁聪为杨先让画的漫画像

按照常人理解，杨先让会在这条路上走下去，一路花开鸟鸣。

此时的杨先让，已经在中央美院“年画、连环画系”（民间美术系前身）呆了 6 年。

“年画、连环画系”是 1980 年时任中央美院院长江丰提议建立的，当时已回到母校版画系任教的杨先让对年画、连环画这两个专业并不喜欢，但在江丰的劝说下，他同意组建并担任这个系的教学工作。

杨先让在这个岗位上工作了三年，常常要为年画、连环画系争取一些利益。油画家艾中信当时笑称：你看那个跑来跑去的就是杨先让。

1983年，杨先让去美国探亲一年。这一年对他的影响很大，他看到美国许多艺术家对民间艺术非常重视，又从毕加索对非洲民间木雕的学习吸收中受到启发，认识到“每一件中国古老的民间美术作品，稍加变化即是一幅充满现代观念的艺术品，既摩登又有历史内涵。”

但中国的民间艺术太博大深厚，杨先让感到年画、连环画只是民间艺术海洋中的一滴，就有了改年画、连环画系为民间美术系的想法。

接下来的日子，常常出现杨先让游说领导改建民间美术系的情景，杨先让把这个过程称之为“如痴如醉”。很多人并不理解他的设想，有领导就认为“美术学院怎么能培养民间艺人？”

终于，民间美术系在改建中起步了。

▲1974年黄永玉、杨先让合作《红太阳升起的地方》

▲2011年，杨先让木刻作品《梁漱溟》

“我搞民间美术系，很多人都不理解，说实在的，就连我自己也不理解。中国艺术体系、中国民间艺术体系、西方艺术体系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我无法回答。我被问题困扰，因此，我必须走进民间寻找答案。”于是，杨先生决定考察黄河，因为黄河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他希望从中得到解脱。

从 1986 年春节至 1989 年 9 月。四年间，杨先让带着包括教师、学生、摄影师、录像队的考察队，十五次出入黄河流域考察民间艺术，足迹遍及青海、甘肃、宁夏、陕西、山西、河南、河北、山东八个省区七个民族，100个左右的县镇。

在走的过程中，每到一个地方，他就去博物馆。“在一个地方的文化馆大院里，汉画像砖就堆在文化馆的大院里，眼看着宝贝被糟蹋。这种印象太深了。”

“考察的最大收获，就是明白了阴阳，与佛释道没有关系。后来，我考察印第安文化，玛雅文化，其实都与生殖崇拜有关。从这个角度说，中外艺术最大的相同点，就是阴阳，就是生殖崇拜。”杨先让说，走完黄河，他开窍了，心里有底儿了。

“他这一走，就好像当年梁思成、林徽因

为了传统建筑的那一走”

从陕西绥德县以北各县的石狮，到陕西华县一带的皮影和求雨鞞鼓；从山西运城的民间刺绣，到晋南的木板年画；从河南淮阳伏羲人祖坟前的祭祖庙会，到黄河流域的面花和剪纸艺术……杨先让一边走一边记录，一边走一边发掘民间艺术家。

他来到陕西旬邑县“剪花娘子”库淑兰的家中，破窑洞的墙壁上贴满了她色彩绚丽、造型奇特的剪纸作品，简直就是一座艺术殿堂。当然，三年的沿黄考察，最惊险的是在河南卢氏县，翻车了，差一点死掉。

▲杨先让走黄河期间，和队员们一起采访剪纸艺人库淑兰

杨先让在黄河边跑来跑去，他的老朋友黄永玉对此不理解，对他有一句诙谐幽默的评价：总在别人地里跑，自己的地都荒了。而他的姐姐则用“浪费生命”给他下了定义。

但杨先让却有着不菲的收获，他不但收集到几千张照片，还拍摄了一部四十五分钟的纪录片《大河行》，同时还撰写了 30 万字的考察报告。

1993年，《黄河十四走》由汉声出版社出版。杨先让将书送给了黄永玉。翻开书后，黄永玉盛赞“黄河十四走”是“对千秋万载后人有深远益处影响的东西”，认为该书“点明了研究民间艺术的一个方向，一个方法。是一个铁打的、无限远大的可能性”。

“杨先让《黄河十四走》这一走，就好像当年梁思成、林徽因为了传统建筑的那一走，罗振玉甲骨文的那一走，叶恭绰龙门的那一走……理出文化行当一条新的脉络，社会价值和文化价值无可估量。”黄永玉感叹的同时，还写了一篇文章《天末怀先让》。

后来，黄永玉把这篇文章收在了《比我老的老头》这本书中，以表示他对杨先让——这个比他年轻几岁的老头的敬意。

正是通过这一次次地黄河考察，杨先让终于在西洋画体系、中国画体系之外，带动完善了民间美术的教学体系。用他的话说：“民间艺术是一个庞大的造型世界，实实在在与广大的庶民共存了数千年，并自始至终地沿着自己的规律去进行创造，发展成一深厚而丰富的艺术体系。我们必须加紧发掘研究这份民族文化的宝藏。”

退休之后的 1993 年，杨先让和妻子油画家张平良来到美国休斯敦。利用儿子、儿媳工作室中的展示厅，展览他们的作品，主要包括杨先让版画回顾展，杨先让、张平良绘画展，中国农民画与窗花展三部分内容。凡参观过的人，无不啧啧称赞。于是热心的华人朋友将他们的作品介绍到休斯敦及美国南部、东部的一些城市如费城、巴特鲁茨市、华盛顿等地开办展览会。

与频频展览同时，各地也都为他安排了讲座。甚至被路易斯安那州大学聘为客座教授，讲授“中国美术史”。杨先让通过自己的展品、讲座、文章展示与诠释了中华艺术，增加了美国人民对中国的了解。美国多个城市授予他荣誉市民称号。

天才只有一个

所谓的继承，只能是比葫芦画瓢

黄河十四走，走出了一番新天地。但今天的各大美院，依然没有民间美术系的影子，有又让杨先让怅然若失。

“民间文化和上层文化不一样，和文化人的文化不一样，和外国人的文化不一样。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所以当初我想建立民间美术系，因此才有了历时三年的黄河十四走。民间美术系虽然取消了，当然也有作用，对全国很多地方也起了很大的鼓舞。”杨先让说。

尽管如此，杨先让还是不无遗憾地说，他的考察太晚了，如果早一点去了解，会收集更多。“1956年我第一次到陕北，当时年轻媳妇头戴的大爪银器、小孩脖子上戴的银饰、小伙子头上围的羊肚子白手绢，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时候民间艺术就在我身边，而我对它视而不见。等到 80 年代我在黄河沿岸考察的时候，再回到陕北，年轻人都戴鸭舌帽了，连一条羊肚子白手绢都买不到了。如果现在再走，恐怕更没有了。”杨先让说，亲眼见证了民间艺术如潮水般消亡，速度之快让他震惊。

工业化、城市化大潮汹涌猛烈，上世纪九十年代，我国提出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甚至大规模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抢救工程”。

▲杨先让

杨先让对“非遗”的提法并不感冒，而对于“抢救”更不赞成。他认为，有些东西无法抢救，传承不了谁也留不住，只能进博物馆。

“郭兰英是我的好朋友，唱的非常好，前段时间我问她：你能培养另一个郭兰英吗？她笑着说，不可能。”杨先让说，天才只有这一个，所谓的继承，只能是比葫芦画瓢。

杨先让又想起了陕北民间剪纸艺人库淑兰。生活那么苦，但生活在民间的她，从不表现悲哀，她表现的都是向上的、积极的事物。库淑兰的创造性，她自己独有。同样，唱戏的梅兰芳，中国也只有一个。如果人人都是梅兰芳，那就不叫梅兰芳了。

“民间艺术，就是农耕社会的民间艺术。那个时候的东西，放在今天这个工业化、城镇化时代，不可能发展和延续，必然消亡。所以，我们要做的，就是趁他们还在，做好全方位的记录、保存，留给后代，让后人能够看到老祖宗的智慧，然后吸收其创造性，变成营养，在新时代以一种新的形式呈现出来。”

89岁的杨先让，如今又回到国内定居。日常生活很有规律，每天都会写点文字，都属于“有感而发”。当然，也会在家里画点东西。至于版画，为了应酬，也会偶尔拿起刻刀，送个人情。

“我是一个在艺术专业上不够安分的人，我喜欢演戏，又喜欢油画的造型色彩，中国画的笔墨情趣，版画的线条和概括，民间艺术的朴素真挚。就这样，抱着走到哪儿算哪儿的心态，糊里糊涂地走到了这个新时代。活了这么大年纪，我知足了，现在就等死了。”说这话时，杨先让笑出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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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转载自猛犸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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