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是喜欢阅读外国文学的读者，想必都非常看重翻译，如遇上一个好的翻译，那就会拥有一个顺畅、美妙、产生惊喜的阅读体验，也因此养成一个习惯，找书就看译者。就比如数百种版本的《小王子》，备受人认可的应该是周克希老师翻译的那版。
我们今天邀请的“文学纪念碑”的策划编辑魏东，就一直致力在茫茫书海中寻找合适的传记主人，并给它们找到最理想的译者。要为这些书找到理想的译者，其难度程度，不亚于在相亲过程中遇到了“爱情”。不只是“门当户对”，更要心灵契合。
幸运的是，这些书出版以后，几乎本本豆瓣评分都在9.0左右。
而我们今天的“编辑说”，就是一个“多次相亲”的故事，为丛书找到合适的传记主，再为书找到译者。这其中的过程到底有多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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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值班编辑魏东，想跟大家聊聊我们是怎么为丛书引进图书以及找寻理想译者的。
丛书可说是出版社的门面，杰出的出版社总会有自己的标志性丛书。像商务印书馆“汉译名著”，中华书局“中国古典文学基本丛书”。设置一套丛书也许不难，立足于某个学科某种思潮，请来权威学者主编，就可以操作起来。但要持之以恒，形成气候，就非常不简单。
刘东教授策划主编的两套丛书近年开始总结实绩，引人注目：江苏人民社“海外中国研究丛书”，三十二年，一百九十三种；译林社“人文与社会译丛”，耕耘多年，近两百册，蔚为壮观。这大约是目前人文学术类理想丛书的样态和归宿。
当然，2007年，刚参加工作两年，起意搭建“文学纪念碑”时，我并没有想这么多，这么远。我热爱俄罗斯文学，尤其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所以想着策划几种与他相关的。最初的成果就是纪德的《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六次讲座》，别尔嘉耶夫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世界观》。
编辑后面这本时偶然得知俄罗斯有那么一套丛书，收录世界文学经典作品，配有完备的学术题解和注释，丛书名翻译过来大致意思为“文学的纪念碑”“文学的丰碑”。我觉得这名字不错，“纪念”二字关联传记或回忆录，“纪念碑”意味着庄重，于是定名“文学纪念碑”（Literary Monuments），专注出版文学传记和回忆录。
关注点首先还是在俄苏文学。俄苏文学在我国曾有很大影响，对于知识分子尤其有亲缘性。经过调研，进入视野的是贝科夫刚得了俄罗斯“大书奖”的《帕斯捷尔纳克传》，弗兰克的五卷本《陀思妥耶夫斯基》，博伊德的两卷本《纳博科夫传》。
帕传版权花落别处（此书迟至2016年9月才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陀传因篇幅巨大选题未过（我曾在豆瓣发帖邀请同好“集资出版”，未果），最终领衔出版的是纳传。
“如同期待理想读者一样
我一直在找理想译者”
如同纳博科夫期待理想读者，为给这套传记寻找理想译者，也费了不少工夫。最后还是通过豆瓣发帖得到建议，我辗转找到国内顶尖的纳博科夫研究者，上海交通大学的刘佳林老师。看到他试译的一章，我就明白：理想译者出现了。两卷传记分别在2009年7月和2011年5月推出，得益于纳博科夫的粉丝（自称“纳米”），以及佳林老师的绝妙译笔，丛书最初的声誉即来自于这套传记：豆瓣评分都逾九分（当时有此分数不易），频频登上各类榜单。也正是这套传记的成功促使我更多的思考丛书的定位和未来规划。丛书立足于经典作家，尤其是在中国已有相当读者基础的，像陀思妥耶夫斯基、王尔德、伍尔夫、奥斯丁等。坚持做引进版作家传记，毋庸讳言，国内原创整体水准还是跟不上。这些传记经过国外传记类奖项的遴选，本身就很经典，既重要又好看。大的奖项有传记类，像美国国家图书奖（重视题材）、普利策奖（重视修辞），还有很多专业的传记奖，像达夫·库珀奖和詹姆斯·泰特·布莱克纪念奖等。入选传记不惧体量庞大，甚至主动寻找厚砖头。国外的现代传记，虽然不再像维多利亚时代的“生平加书信”模式动辄七八卷或十几卷，但也越来越厚，尤其是作家传记，对于作家的生平与作品要想深入阐释，基本不会低于五六百页。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之后被奉为经典的作家传记基本如此，比如艾尔曼《詹姆斯·乔伊斯传》（过千页），马钱德《拜伦传》（三卷），埃德尔《亨利·詹姆斯传》（五卷），贝特《济慈传》（近九百页），霍尔罗伊德《萧伯纳传》（四卷）。译成中文至少再增加15%的厚度。引进这些足以带动国内相关作家研究，刷新读者对于这些经典作家的认知，祛除成见与偏见。这些都会是丛书的加分项。“文学纪念碑”十年庆暨《纳博科夫传》（精装版）新书发布沙龙在上海思南公馆举办
选书标准是选题介于学术和大众之间，必要的话，可以偏学术一些。具体来说，通常会选择作家的标准传记，尽量选普林斯顿社、哈佛社、牛津社等，生平展开与作品分析兼备，或更重作品分析的，而不选择只是偏重生活或八卦者。作者通常是该领域的权威学者。对于引进版图书来说，找到选题不是最难的，最难的或最考验运气的是寻找理想译者。这是策划编辑的基本功。译文文质兼备当然最理想。不过，理想很完美，现实很骨感。免不了会碰到糟糕的局面。（行文至此，想起前不久正好看见豆瓣上有编辑吐槽译者，一群编辑心有戚戚，附言感慨万千。）除了老师或朋友推荐译者，编辑首要的还是做好功课，像写论文一样查资料，弄清该领域有哪些杰出研究者，从中寻觅译者人选。感恩的是，很多资深译者加入了纪念碑的行列。比如，蓝英年老师，徐振亚老师，刘文飞老师……新的译者也不断给与惊喜，像上半年刚出的《生命是赌注》的译者糜绪洋，即将推出的《华兹华斯传》的译者朱玉，他们贡献了纯熟的译本，绝对有实力竞争年度最佳文学传记。作为主编，我的一大任务就是跟他们做朋友，经常保持互动，进一步合作。以上几点我经常归结为对于经典作家的热爱以及相应的“热情”。权威的作者，专业的译者，奋战的编辑，当然，还有欣赏、追随丛书的忠实读者，我们共享这份“热情”。我更经常提及的是“契合”：传主，作者，译者，三重契合。以五卷本《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运作为例。从各方面来讲，这套迄今还差最后一卷译文才算出全的传记均可视为整个“文学纪念碑”的缩影。大巧若拙，长途跋涉，终有所成。我接着讲述它的出版过程，或许更能清晰见出“文学纪念碑”是如何打造的。对这套书我一直念念不忘。到2012年总算有了回响。选题重获通过，同年，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推出一卷缩写本（相当于前两卷）。考虑到弗兰克的渊博精微以及陀氏的经典程度，决定放手一搏，还是推出五卷全本。事后看来这个决定是对的，第一卷推出后，读者反响热烈，热情期待、不断催促后续各卷。更重要的是，能够找到戴大洪老师担纲翻译。因为出版了三大册茨维塔耶娃传，我跟止庵老师建立了联系。他也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粉丝。我跟他提起想出版这套传记，他很高兴。不久他就介绍愿意啃大部头的戴老师给我。虽然乐意接受，戴老师还是表达了疑虑，如此大部头，作为编辑我要是中途走掉怎么办。我再三表达了自己的出版热诚以及规划，答应会坚持到底（当然，到目前为止我做到了）。最终戴老师接下这个注定艰难的任务。签署合同之前，他从止庵老师那里背回包括《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二十二卷）的一大堆资料，我也准备了一些资料给他。戴老师译了几章发给我，征求意见。我一下子被译文吸引住了，准确，地道，干净，利索。他不怎么了解俄语，此前也没有研究过俄语文学，想必只能靠大量翻阅资料。（这一点我后来在他家里得到证实，一本俄汉大辞典基本翻烂了。）我很兴奋，译著质量绝对有保障了。每译完一部分戴老师即发我征询意见。定稿很整洁，只需打磨局部细节。弗兰克用语雅正谨严，长句繁复幽微，胜义纷披。戴老师处理长句能力超强，译文与原文几近咬合。编辑过程中，我坚持不妄改（对此戴老师要求出奇地高），列出疑问清单，戴老师就在清单上详细作答，改或不改都附上理由。这也成为后续几卷的常规。 大约五六年前，丛书略有所成，上述想法陆续形成文字，付诸行动。也是在那个时候，一些现在声名赫赫的图书品牌开始出现。譬如引领世界史学术普及读物潮流的“甲骨文”，后起的竞争者“汗青堂”“新思文化”“见识城邦”等。几年下来，跟他们相比，“文学纪念碑”的“慢”与“拙”就很明显了。除了历史读物的通常优势，文学传记相对于文学作品的制作又会慢一些，读者面也窄一些。要打造一座纯然由文学传记（回忆录）组成的纪念碑方阵，这样的困难也在意料之中。强调文学传记的经典性，丛书基本就与热门选题无缘。看重经典传记的体量，翻译的周期与难度也成比例增加。我一直坚持译者优先，有了选题务必先联系合适译者，没有的话宁可再等等。有时就会造成憾事，等找到了选题已被别人签下。过于专注于选题的文学性，有意无意忽略了一些更为深厚的相关思想史类选题。此外，丛书基本是我一人策划，绝大部分也是自己编辑，速度和规模始终上不去。纵然如此，我还是有信心打造好这座纪念碑。前列多数经典传记已纳入丛书，这是丛书的底气。经过一年多的筹备，丛书设立子系列“浪漫星云”，未来两三年聚焦于英国浪漫主义主要诗人的传记和相关作品。从关注单个经典作家到考量整个经典时代，丛书步伐会明显加大。假以时日，从经典传记走向经典丛书，带给读者更多惊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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