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基金会秘书长访谈录| 秦国英：公益生态建设要突破“圈子”局限

善达网策划的《公益十年——中国基金会秘书长访谈录》专题报道，计划采访业内知名基金会秘书长，请他们聊聊对中国公益这十年的思考。本期采访嘉宾为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副理事长秦国英。

人物简介：秦国英  1984年以前在部队服役，1984年2月至2000年10月先后在全国妇联组织部、中国妇女活动中心、办公厅工作，期间参加援藏并担任西藏自治区妇联副主席。2000年10月至2017年，先后担任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副秘书长、秘书长。现任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副理事长。

采访时间：2018年3月15日

采访地点：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北京市建国门内大街15号）

全文约11000字，阅读预计15分钟

“不平静的心终于安顿下来了”

马广志：看你的简历，在妇基会工作之前，曾在西藏工作过两年。

秦国英：我是军旅生涯15年之后转业到全国妇联机关工作。1998年我主动申请到西藏挂职锻炼。这期间，我几乎跑遍了西藏所有的地市及部分边远地区，当时人们的生活状态让我感到吃惊。比如，有的县财政年收入不足60万；孩子们睡觉没被子，学校没有电灯；一个女性有5个孩子却没任何自家的经济来源；女性去卫生院分娩要在马背上走两天……这些所见所闻让我难以平静，一直在想怎样才能为他们做些什么。

马广志：援藏结束后，你就到了妇基会？

秦国英：从西藏刚回来就送走了父亲，几乎没有在床前尽孝。组织上让我竞争上岗，我原本想去发展部，认为能接触基层帮助贫困妇女做些事。后来，领导问我是否愿意到基金会工作。我了解到慈善更能直接地帮助到基层群众，就欣然答应了，没想到一干就是18年。

马广志：这18年间，你每年都多次走进基层看望贫困妇女，累不累？你如何看待自己的工作？ 

秦国英：苦累是必然的。但真正的苦累是欲望太多，攫取太甚。放弃浮华，灵魂安静下来就不觉得苦累了。在基金会工作了一段时间后，我这颗总是不能平静的心终于安顿下来，也才感觉真正地找到了人生的方向。

期间也有回机关或去企业工作的机会，有的待遇可观，我也没有动心，其实就是扯不断这份情缘，感觉这份工作更有价值，让我更充实。

马广志：公益是一个更讲奉献与付出的行业，可能没更多的时间照顾家庭。

秦国英：是的。做公益确实需要付出很多，因为需要做的事太多了，我每年有大量的时间都在出差，遇到忙的时候没有周末，没有假期。所以很少顾及到家里，家人不但从生活上照顾我，还帮我协调公益资源，跟我一起捐款，让我感觉很温暖。我特别感恩，也很愧疚。

马广志：付出总有收获，妇基会工作近些年成就斐然，你也获得了包括政府、公益行业及社会的尊崇。你觉得自己成功的因素有哪些？

秦国英：说成功不敢当，我不过是带着团队从原来的地方，去了没有去过的地方。要说取得点成绩的话，有两个因素吧：一是把事业当成了生命中的一部分，从没懈怠过；二是时刻提醒自己方向和目标在哪里，并把这种方向和目标内化于每一位员工，与大家一起迎接挑战、共谋发展。

马广志：现在人们越来越强调秘书长对基金会的作用，你认为一位合格的秘书长是怎样的？

秦国英：秘书长相当于企业的首席执行官，在机构发展中的作用举足轻重。一个合格的秘书长首先要热爱公益，把工作当成事业去做，并且要有企业家精神；其次，有较强的综合能力、成长力和领导力,包括对政策法规的敏锐力，对社会问题的洞察力，对机构发展方向的判断力，以及与时俱进的学习力，创新精神和变革能力，对人才的鉴别力，真诚平等的沟通力，人格示范力即非权力影响力等等。只有这样，机构才会形成向心力与发展合力，才能持续健康的发展。

“把性别平等意识的理念纳入所有项目”

马广志：在发展过程中，有哪几个关键的节点造就了今天的中国妇基会？

秦国英：今年是妇基会成立30周年。30年来，我们共筹集包括政府采购在内的近46亿元款物，围绕妇女扶贫、妇女健康、女性创业等方面，实施了一系列公益慈善项目，成效显著。最近5年，平均每年有600万妇女受益。这些成绩来之不易。

第一个节点是建会之初，在陈慕华大姐的领导下，尝试项目化运作。如1992年-1997年募资1.5亿元，支持了我国第一所女子高等教育学院的建立，就是现在的中华女子学院。1996年我们又设立了“小额循环扶贫专项基金”，以“小额借款，入户扶贫，循环使用”的方式，支持妇女就业。这两个项目让我们体会到，即便是妇基会成立初期，我们依然可以发挥境内外理事和妇联组织的作用，通过社会化运作方式进行募捐，汇聚社会资源。

第二个节点是2000年后，我们自觉地把性别意识纳入项目运行中。创立了“母亲水窖”、“母亲健康快车”、“贫困英模母亲资助计划”、“母亲邮包”、“母亲微笑行动”等母亲系列的品牌项目集群。这5个项目都获得中国政府最高慈善奖项—中华慈善奖。品牌项目集群也成为妇基会的核心优势和核心竞争力。

第三个关键节点,从2009年开始全面转变内部治理和管理模式。妇基会是没有任何行政经费支持的，需要自收自支，当时我就提出要注重投入产出比，并运用企业化的管理方式，实行公开招聘、竞争上岗、绩效考核，建立激励机制；加大专业培训，加强团队文化建设，从而激发员工的内生内在动力，这为提高组织的整体能力和社会影响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第四个关键点是在2013年，妇基会主动迎接移动互联网时代带来的机遇。互联网时代给公益慈善带来了巨大变革。我对这个问题还是非常敏感的，引导团队主动适应，成立专门工作团队，拓展互联网合作伙伴，包括与腾讯、支付宝、轻松筹等平台进行筹款。

最后一个节点，是发挥女性慈善的行业引领作用，并在响应中央“一带一路”战略中走出国门。为此，妇基会先后成立了多个跨界的组织联盟（性别、健康、创业），创立了专家智库、媒体智库、企业智库等，让各类资源在我们公益平台上相互碰撞交融、互补优势、共享共赢，充分发挥妇基会公益平台的优势。

另外，从2010年开始，我们坚持每年在国外举办女性公益可持续发展国际论坛，让企业家、女性公益组织带头人走进纽约联合国总部、法国联合国教科文总部，把非遗手工精品拍卖到国际市场。

2016年还获得联合国经社理事会特别咨商地位，次年受联合国妇女地位委员会邀请列席会议。同时配合国家“一带一路”倡议，妇基会还将母亲水窖项目推广到非洲，力所能及的帮助其他国家的妇女儿童解决饮水问题。这些关键的举措让妇基会得以走上国际舞台，向世界展示自己。  

马广志：与其他基金会成长相比，妇基会有什么独特的基因优势？

秦国英：妇基会是全国唯一一家以性别视角为特征的、以妇女家庭为主要服务对象的国字头基金会，就具有妇联组织促进性别平等和妇女发展的基因。这应该是我们最主要的基因优势。

基于这种优势，我们把性别平等意识这一理念纳入到所有项目的所有环节中，更关注将赋权妇女作为基金会追求的终极目标，从单纯帮助弱势妇女转变到改变妇女的意识和能力，将受助者从被动角色转变为主动参与和贡献。

第二是国务院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办公室设在各级妇联，使我们与政府合作沟通有了天然的渠道，有利于较好的撬动政府资源。

第三，就是我们在全国可以依托最为健全的妇联组织系统。这种组织基因使妇基会在获得体制资源、充实实力、提高执行力等方面有强大的优势。

当然，其中也存在一些问题，即公益机构的社会化和妇联组织行政化属性存在一定的矛盾和冲突，比如存在非竞争性制度安排，部分工作的审批制无法适应高度弹性复杂的社会形态，在一定程度上约束了创新，且容易导致组织效能低下等。

为此，我们也在尝试改变组织基因的单一性，比如通过建立女性公益慈善组织协作联盟、健康联盟、创业联盟、超仁妈妈等多种形式，将一切关注女性发展的民间和专业组织吸引进来，让单一的基因发生变异，更多元、更健壮、更丰富。

马广志：这种基因优势也造就了妇基会独特的发展战略，这种战略是怎样的？

秦国英：妇基会的发展战略始终是以妇女发展中最核心、最迫切的问题为导向的，在妇女健康、扶贫、创业、赋权等层面做出不懈努力。

具体来说，一是切实在解决社会转型过程中妇女生存与发展方面有所作为，每一个项目从创立、论证到实施、评估都从经济体制转变、社会结构转型以及劳动力大规模迁徙大的时代背景和特征出发，去发现妇女发展中遇到的难点和热点问题。

二是立足对女性的赋权增能，为受益群体带来“长远改变”。我作为在北京参加过1995年联合国第四届世界妇女大会，受到性别主流化影响的秘书长，一直要求团队自觉把这一理念贯穿到全部项目各环节，促进受助妇女观念改变。

第三，注重长期发展效应，力戒短期行为。无论是妇基会自身的发展还是妇基会项目的设计，我们都注重建立问题解决机制，产生长远影响和效果。

第四，充分发挥公益平台作用，跨界合作，汇聚政府和社会资源，获得长期发展的支持和动力。包括与政府、各类企业、媒体等的合作。

这四个方面是妇基会一直坚持并不断完善的发展战略，正是这些战略让妇基会更加明确一定时期内的发展方向、发展点及发展能力要求。

“品牌项目有效管理是确立核心优势的关键”

马广志：我发现，你从担任妇基会秘书长开始就在创新，包括项目、制度、模式和手段等各方面的创新，为什么花这么大的精力在创新上面？

秦国英：近些年，无论是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格局、公众对公共资源和公共服务日益强烈的需求、还是移动互联网形势下公益慈善发展生态环境都发生了急剧的深刻变化。特别是在国民经济从高速增长转变为高质量发展时期，国企、特别是央企，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大额无定向捐赠日益减少，对妇基会提出了众多的挑战。应对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形势，妇基会唯一的出路就是创新求变。

在这样一个充满变数的时代，缺乏求变和创新的智慧和勇气，无疑就面临不进则退的尴尬局面，一旦前进的步伐停顿下来，再赶超就难上加难。

特别是当上妇基会的秘书长这十几年，我不敢有丝毫的懈怠，不敢有丝毫满足现状的想法，尽管体会到负重前行的艰辛，但想到那么多的爱心企业和无数默默付出的公众对妇基会抱有的期望，想到那么多渴望得到支持帮助的贫困妇女，想到带领团队不断奋进的责任，我心里就会激发出不断创新拓展的勇气。

马广志：你说过，公益组织没有品牌就没有核心竞争力。近些年妇基金会打造了“母亲健康快车”“母亲水窖”“贫困英模母亲资助计划”“母亲邮包”等多个品牌项目。为什么这么重视品牌建设？

秦国英：在公益市场上，品牌就是机构的名片，就是区别其他基金会的特色公益产品，就是核心竞争力。品牌项目既可体现基金会的社会价值，也可在公益领域、企业、公众中树立良好的形象。一个有社会影响力的品牌项目，意味着这个机构就可具有较强的社会影响力和公众动员力。对品牌项目进行有效管理，是基金会确立其核心优势的关键。

品牌建设是公益慈善组织与市场进行良好衔接的契合点，是引导企业、公众投入资本和奉献爱心的亮点。没有品牌项目，很难想象这个组织可以获得丰厚的资源和大的可持续的发展。

创建项目也许相对容易，但要把项目培育成为品牌，并可坚持数年、十数年，让项目拥有丰富的内涵和延伸优化的空间，做大做强这就非常不易了。需要在公益实践中深入思考和探索，需要有足够的知识积累和经验，需要有创新的智慧和能力，更需要坚持和坚守。与此相配套的，还要有传播力、科学的管理体系、与捐方和受助方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

我在妇基会在十多年的工作中，充分认识到品牌的优势和影响力，因此工作中坚守一个信念，品牌不能在我这里价值递减，工作的重中之重就是不断地研究形势，判断品牌新的创新点和增长点，一切工作以品牌维护为中心，通过多种渠道宣传品牌的价值，并以慈善文化带动妇基会的品牌项目不断升级。

妇基会在“母亲水窖”品牌的基础上，逐步延伸出以“母亲”为标志的系列品牌项目，多个项目相互独立，而又具有内在关联。一方面对于传统品牌项目深挖品牌潜力、不断升级创新。另一方面，不断推出新的品牌项目，形成了母亲系列品牌项目矩阵式效应，不仅多方面为贫困母亲提供公益服务，还加大了妇基会的发展空间。

“理念的变革和创新是最大的变化” 

马广志：因为汶川大地震，2008年被称为中国公益元年。今天来看，你如何评价那次地震对中国公益事业的影响？

秦国英：汶川大地震给当地带来了巨大损失，不仅是自然的、物理的和经济层面的，更多的是对社会层面的冲击。但是，这场灾难同时也“震”热了中国公益，更激发了国人的公益热情，开启了中国公益的新时代。

具体来说，一是创立了中国抗震救灾的新模式，民间公益成为政府救援的有效补充力量，后来的玉树地震和雅安地震都因此受益。第二，国内一批公益组织迅速组建并成长起来，现在公益行业很多知名的公益机构都是在那期间及以后成立的。第三就是引发了全国性的志愿服务热潮并持续至今。公益不再是个小众的话题，或者大时代中的点缀，而是成为很多人喜闻乐见愿意日常参与的事务。

马广志：汶川大地震给中国公益圈留下了一笔宝贵的财富。

秦国英：是的。但也要看到捐赠行动中暴露出来的问题，比如说，慈善捐赠管理机制不顺，社会的现代慈善意识还很薄弱，慈善捐赠信息不太透明等。这提示公益机构一定要走专业化、职业化和信息透明化之路。

马广志：今年正好是10周年，作为历史见证者和参与者，你认为中国公益这十年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秦国英：我认为是公益慈善理念的变革和创新，这是一切变化的核心，也是激发创新与突破最大的源动力。而这种理念的变化又是多方面的，它重塑了整个公益慈善的新格局。

马广志：这种理念的变化包括哪些方面？

秦国英：首先是突破了狭义的慈善概念，引入了公领域的公益概念，在扶贫济困、帮助弱势群体的同时，开始更关注重大的社会问题，教育、医疗、文化、体育、环保和社会服务等事关整个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问题。

其次，突破了只有富人才可做慈善的社会认知，人人皆可慈善的理念被更多的人认可，他们通过不同方式参与公益活动。现在，谁要是没做过公益或志愿者，就好像落伍了。

第三，公益人和公益机构不再仅仅是对弱者单纯的救助，而是在活动中更体现对受助者人格尊严的尊重，支持受益者获得改变和成长。

还有，更多的公益机构还突破了单纯进行资金运转、传递社会关爱的角色，开始利用互联网的科技优势，通过公益创投以及社会价值投资等方式，使得公益机构和公益行动具有可持续发展的空间和可能性。

马广志：你提到的这种“公领域”公益理念，其实就是2016年出台的《慈善法》提到的“大慈善”概念，很多人也因此认为中国公益事业的春天来了，你怎么看？

秦国英：《慈善法》出台是公益史上的大事，是我国公益慈善行业走向法制化、专业化、职业化、多元化的里程碑。说“春天”来临可能更多的体现在慈善组织不断发展壮大，参与主体越来越多元化，捐赠模式会不断创新，社会捐赠大幅增长等方面，公益组织会发挥更主流的作用。

但是，《慈善法》的各项配套制度的建设还相对滞后。公益慈善组织制度、财务制度及志愿服务、税收优惠等方面都缺乏相应的法律法规支持。如“慈善信托”虽然在慈善法里单独成章，但一年多来，相关的配套措施，特别是对公益组织如何利用慈善信托保证公益项目获得源源不断的支持，至今政策导向不明，导致高净值家庭及家族缺乏通过建立慈善信托履行社会责任的动力。

马广志：对于这些正在发生的和将要发生的事情，你认为未来的公益事业呈现什么趋势？

秦国英：第一个大趋势是市场产业化带来的公益变革，越来越多的兼具公益性与市场性双重属性的公益业态，如社会企业、慈善超市、公益银行等不断涌现，创造更大的社会价值。

第二是跨界融合，政府、企业和公益机构之间越来越相互依存、相互支持。三者的跨界融合有助于增强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的针对性、可及性以及普遍化。另外，移动互联网和大数据时代将会涌现出各种开放、共享、透明的平台，不仅超越既有的三大部门，也超越所有的组织，在更广泛公众参与的基础上推动社会价值的实现。

第三就是公益全球化的趋势。我国现代慈善事业属后发态势，发轫之际就无可选择地步入全球化进程，进入“全球大公益慈善时代”。一批公益先锋冲破空间和观念的局限和束缚，放眼世界，走出国门，“师夷长技以自强”。妇基会在这方面也早有尝试，比如很早就有在美、英等国建立合作机构的探索，并最早将女性公益论坛开到了美国等等。

“最好的基金会要会运用市场化的方法”

马广志：“公益市场化”是近两年公益圈一个持续争议的话题，还出现了“两光”之争。对此，你怎么看？

秦国英：这个问题在国际上早已经不是问题的问题了，既然公益慈善是立足于市场化大背景下的一个行业，其基本的运作就必须遵循平等竞争、合作共赢、公开透明的基本原则，不能单纯依靠企业和公众捐赠来实现公益的目的。只会做无偿捐赠的传统公益产品，不会运用市场化的方法的基金会不是最好的基金会，因为这样持续性差，不利于做大做强。

永光对“公益市场化”的解释是，在开放的市场中，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竞争的、优胜劣汰为手段，追求资源充分合理配制、效率最大化的目标。也就是说，公益市场化追求的是公益资源配置和组织运行的效率机制和规则，是一种实现有效公益的手段。

马广志：我们应该怎么理解和处理公益与市场的关系呢？

秦国英：公益与商业既有联系，又有本质上区分。从追求投入产出性价比来看，公益机构的管理和运作与企业异曲同工。公益需要借助企业管理的方式和经验，提高我们的专业化水平和工作效率，提高人力资源配置的合理性，在管理思维和程序上要尽量减少行政化的做法。

但两者又存在根本的区别,公益追求的是解决社会问题的效益最大化，商业则是以追求利润为目的。大量的公益机构是不可能用企业化赚钱的方式来解决问题的，依然需要靠社会公益意义的坚守和公益理想的导引与规约，依然需要大量小而美的“雨滴”来润化人心、化解冲突，给人以精神动力。

马广志：随着互联网公益的兴起，商业与公益融合，公益创新模式频出，这种争论也变得尤为激烈。

秦国英：在互联网时代，竞争不再是产品的竞争、渠道的竞争，而是平台资源以及资源整合的竞争。公益组织要摒弃各自为战、消耗资源的陈旧习惯，运用“互联网+”思维，主动打开组织边界，在资源共享、信息共享、价值共享基础上实现多部门、多行业、多机构纵横交织的跨界合作，将优势资源转化成创新品牌项目和慈善服务的核心竞争力。

这就要求基金会提高信息化、智能化的服务和管理水平。同时要有效整合慈善资源，创新公益项目，与政府、企业、其他NGO组织及各类智库机构形成跨部门的合作关系，搭建既相互包容，又具有明显差异特征的公益合作平台，形成一个优势互补、互动共赢的生态圈，这样才能更好的提出社会问题的解决方案，有效应对快速发展的慈善需求，实现公益价值的最大化。

马广志：妇基会在这方面有什么探索？

秦国英：妇基会基于互联网搭建了一个具有多种功能、拥有多种资源对接的公益平台，不仅体现在线下的募捐、项目、服务、管理等，更体现在线上与线下二者的有机融合，实现定制化的信息推送、专业的服务、精准的资源对接，形成参与主体的良好慈善体验，提高公众的粘性和忠诚度。

马广志：提到公益价值最大化，有人认为就是看谁筹的款多，“唯筹资论英雄”成为很多基金会信奉的准则。

秦国英：拥有足够的资金和物质是一个基金会生存发展、提供公益服务的基础和前提，没有足够的募资额就谈不上履行基金会的社会责任。但如果什么钱都敢要，一味迎合企业的利益诉求，我们就丧失了公益机构的良知和职业操守，也会因此受到公众的质疑。现在有的媒体在做募资额排序的传播，这的确助长了“唯筹资论英雄”的导向。如果从公益组织的整体发展看，结构的合理性是最重要的。

妇基会很早成立了合规部，建立了信息披露制度、项目审查小组和工作寻访制度，力争在源头、运行过程中防治有风险的资金进入机构，在项目监管和后期评估上也加大力度，一定要把所有的善款放到透明口袋，让每一分钱都干干净净地投入到受益者手中。

“政策推动是公益组织实现公益效益最大化的最佳途径”

马广志：“郭美美事件”是中国公益发展中的重要节点，回头来看，你如何评价这件事对中国公益事业的影响？

秦国英：2011年的“郭美美事件”在行业内掀起滔天巨浪，公益慈善组织尤其是具有政府和人民团体背景的公募基金会被推到社会舆论的风口浪尖。这个看似偶然的事件从某种程度来说，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证明了行政动员、效率低下、信息不透明的慈善行为已不能赢得公众的信赖，难以满足行业持续发展的要求。

反过来看，这次事件也是一件好事，暴露出的公益慈善行业问题，促使我们认真反思如何适应新的社会发展要求，如何真正使公益慈善提质增效，如何改革传统慈善事业管理体制，向现代慈善转型。

马广志：妇基会也是国字头的基金会，“郭美美事件”发生后是否也感受到了压力？

秦国英：郭美美事件爆发后，许多公募基金会当年的募资额大幅下降，妇基会主动加强了与捐赠者的沟通，更加及时的公布所有善款使用情况等相关信息，完善了信息披露制度，并责任到人。当年我们的募资额不降反升，达到了2.74亿元（不包括政府福彩基金的5000万）。也是从2011年开始，妇基会每年的募资总额以12.28％的比例增长，其它指标也在不断上升，跻身到公募基金会的前列。

马广志：“郭美美事件”揭示的其实是公益组织的公信力问题，公信力被称为是公益组织生命的源泉。

秦国英：公信力建设是赢得政府支持、企业和公众信任的能力，也是公益组织的生命线，只有信任关系建立起来，公益组织汇集资金、扩大社会影响力才有保证。

但目前公信力建设状况并不十分理想。自律方面的可行性发展不平衡，目前很多机构的网站建设、信息披露机制还不健全。公信力建设的成本也较高，对大量小型基金会是一个考验。而他律方面，问题更为复杂，最有权威的是项目通过第三方专业机构进行监管和评估，但成本支出一是得不到捐赠方的认同，二是成本过高，一般基金会无论是项目费用还是管理费用的承担都是一个难题。

马广志：有的机构也报怨公众和媒体对公益过于“挑剔”。

秦国英：公益和媒体对公益机构期望值和要求的确很高，有时甚至高过对企业的期待，因为你是做公益的，不能有丝毫的过失。有人说是对公益人的道德绑架，公益组织在理论和实践上开展创新活动，试错、容错空间几乎为零，从一定意义上也是对公益机构能力的一个严峻的挑战。

特别是新媒体时代，一个小小的失误，瞬间就有可能被放大后扩散出去，给组织甚至整个行业带来极大的负面影响。如何把握这个度，把握正确的舆论导向事关重要。在这方面，我一直是如履薄冰。

马广志：对于公募基金会的管理者来说，一个重要工作是处理好与政府的关系。妇基会在这方面有什么经验？

秦国英：政府是社会治理的主体，公益组织要紧紧依靠政府在政策支持、资源配置上的优势，争取政府最大的支持，并把政策推动作为自己的责任和目标，争取实现公益效益的最大化。“免费午餐”是这方面的典型案例，它撬动了政府政策性的支持，让更多的孩子受益。

多年来，妇基会也探索出了一条聚焦在政府和妇联所急、妇女所需、妇基会所能方面，提供多样化、精准化、专业化的慈善服务的路子。

一方面充分利用政府和妇联的政治信任资本和组织资源优势，团结更多的企业和公众利用我们的公益平台奉献爱心，并发动基层妇联组织做好项目的执行和监管。比如，农村“两癌”免费检查和救助项目，如果得不到政府的政策保障和资金支持，这种大规模、可持续性的健康扶贫项目就难以为继，在执行层面也会遇到人力资源严重不足的困难。这个项目就是政府、妇联组织和妇基会优势互补、良性互动的成功的案规范运作例。

另一方面，作为独立法人机构，我们更注意严格遵循公益慈善特有规律和互联网＋公益的大趋势,在募集资金、项目执行上充分发挥公益网络平台优势和多年积累的规范、透明、创新的专业经验和社会信誉，基本没有利用行政手段开展各项工作，特别是在内部治理和团队建设方面一直在积极探索去行政化的做法。

马广志：人才缺乏一直制约中国公益更好发展的瓶颈之一。很多人呼吁要建设公益人才生态。你认为解决公益人才缺乏的出路在哪里？

秦国英：找出路要先知道问题出在哪里。公益人才缺乏既与我国现代公益慈善起步晚、规模小有关，也与社会对公益认知不够、公益从业者待遇低，薪酬没有保障机制等有关。

所以，解决公益人才这一瓶颈问题，需要综合用力。一是强化人才队伍建设。如在专科院校开设相关课程进行系统化、专业化的人才培养是最为有效、长远的方法之一。与美国的292所院校相比，我们目前只有两所大学有相关专业，公益慈善作为一个专业或学科还有待进一步开发建设。

二是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通过顶层设计、制订政策来提升公益领域就业率。

三是要在法律层面加强对公益从业者的薪资待遇保障，推动完善专职公益从业者的人事、福利和社会保障体系，增强公益慈善事业从业的吸引力。

“公益生态要突破‘圈子’的局限”

马广志：中国公益在取得巨大发展的同时，也存在许多问题。你认为中国公益这10年中有哪些问题是基金会在下一个10年需要极力避免和必须加强的？

秦国英：最重要的就是公益慈善领域在公众多层次、多样性、个性化利益诉求与公益慈善资源配置不均衡不充分之间存在的长期矛盾。但由于政策引导力度不够、社会各界的忽略，改善效果不显著。比如，目前大部分公益资源都投向教育领域，且集中在大城市的优质高等院校，政府的教育投资也相对充足。但是投向偏远农村、投向长期从教农村教师能力提升的资源和项目却严重不足，公共教育资源均等化显然被公益慈善领域各方忽略。

怎么解决呢？我认为关键在于政策的倡导和引领、政府加大购买社会服务的力度来加以解决，特别是要积极引导捐赠企业关注那些被忽略的困难群体和政府难以满足的公共服务，让公益慈善资源的配置更为合理、更为均衡，更为充分。

马广志：有人说，在过去十年当中，中国公益在法治化的进程下，已经进入了生态化。对此，你怎么看？

秦国英：我理解完整的现代公益生态链应该是由政府的源头引导支持、媒体的传播倡导、公益组织的发动运作，企业和公众的参与与支持、第三方专业服务的有效供给、受助群体因此得到的帮助与改变构成。但从目前来看，公益组织体量总体不大，功能单一，并未形成层级分明、优势互补、合作共赢的组织链条。

马广志：也就是说，公益慈善组织本身的生态还未形成？

秦国英：还是很有差距吧。尽管《慈善法》出台了，但并未出现慈善组织爆发式增长，什么原因呢？国家层面实际的推动力还不够，公益组织总体体量不大，从机制创新上还缺乏自我造血、良性循环、自我壮大的能力，受捐赠者意愿等方面的局限，难以获得支持行业专业化发展的成本。如草根组织没有获得更多的生长土壤，虽然登记门槛降低了，但实际注册程序还非常复杂。另外，国字头的基金会规模大，获取社会资源占了大半壁江山，但真正资助型的基金会却很少，对草根组织支持力度很不够。

一个合理的公益慈善组织生态应该是形成较为清晰的上、中、下游，资助、运作、倡导型组织的有机结合，组织功能清晰并相互依存与相互合作的稳定的生态体系。如果从上面两点看，现代公益生态还远未建立起来。

马广志：你理想中的中国公益生态是怎样的？

秦国英：现代公益生态系统应该是功能完整、结构优化、和谐共生、持续繁荣的。

现代慈善绝不再是简单地靠富人或企业捐钱给受助人，也不是政府大包大揽，更不是公益组织“夹缝中野蛮生长”，而是靠全民共同参与，营造良好的公益环境，构建一个完整、可持续的共享公益生态。

马广志：那你认为，这个公益慈善生态链应该怎么才能有更有效地建成呢？

秦国英：这需要国家意志与战略等多方面的努力，需有一个有机发育过程。我们现在能做的，就是要有创新的思维、市场化的本领、专业化的服务，同时与品牌传播、公关、咨询、法律、金融等各个层面协同合作；破除组织资源壁垒的制约，通过培育大批专业化公益人才，来做平台链接，这种专业的平台链接，可突破“小圈子公益”的局限，把公益慈善行业引导到科学规范的道路上，让公益慈善发展成为“大公益”的潮流，由个人分散的公益梦想，走向整体性系统性的“新公益慈善梦想”，进而做“大公益圈”，做“强公益圈”。每一位有公益情结的公众都可以在这个生态链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和功能，人人公益时代才能真正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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