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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社智库:《塔吉克人:上古时代、古代及中世纪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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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吉克斯坦独立后,《塔吉克人:上古时代、古代及中世纪历史》成为塔吉克斯坦最受推崇的著作之一,是塔吉克斯坦公民人手一本的经典,是了解塔吉克斯坦历史和文化的必备工具书。


《塔吉克人:上古时代、古代及中世纪历史》记述了塔吉克祖先的历史,以及塔吉克民族、语言和文化的起源与发展等重要问题,对塔吉克民族的历史文化成就做出了唯物主义的解释,特别同情民众运动,反对阶级压迫,强调文化交流的巨大意义。该书尤其详细分析了塔吉克族和乌孜别克族的起源,认为尽管这两个民族形成于不同时期,两种语言也属于不同的语系,但两个民族的人类学基础相同,两个民族的历史命运和他们的文化非常紧密地交织在一起。


——塔吉克斯坦民族科学院院长法尔霍特·拉西米







前言


对塔吉克民族历史的研究有助于了解中亚民族传统纽带的起源。塔吉克人和乌兹别克人之间的联系尤为密切——他们是在同一个族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民族。塔吉克人的文化瑰宝同时也是乌兹别克人的财富,而乌兹别克人的文化也广泛影响着塔吉克人。他们的物质文化、习俗和民间艺术的特性都息息相关,有时甚至难以区分。这些民族在同一个地区发展起来,他们在远古、古代以及中世纪时期历史的许多方面都颇为相似,而且常常相同。


这就是为什么在研究塔吉克人的历史及其对人类文化的独特贡献时,既要研究中亚各民族历史,也要探索民族的共同根源。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中亚民族间亲如兄弟般合作的深厚历史根源,就可以而且应该被揭示出来。



当然,与所有中亚民族一样,塔吉克人的历史与亚洲东部地区许多民族的历史有关,如印度、巴基斯坦、阿富汗、伊朗、阿拉伯国家等。历史学家们高度重视中亚民族与域外东方国家之间在历史上就曾有过的复杂的联系,这种联系使他们团结起来共同争取和平与社会进步。


在一些学者的著作中,包括塔吉克人在内的东方民族的过去,似乎就是无休止的一连串战争和宫廷政变,充斥着有关国王、统治者、军事首领的故事,将现实的历史文化变成叙事故事一部分,历史的规律性要么被完全否决,要么就是从理想主义的立场来进行阐释。


有关中亚历史的浩瀚资料表明,一些历史学家尽量将中亚人民的历史描述为没有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历史,仅将其视为不同族群和种族之间冲突的舞台。他们提出了讨巧的“优势种族理论”,并且不顾所有科学原则,将种族等同于民族。另外,他们忽略了乌兹别克人和塔吉克人属于同一种族——帕米尔—费尔干纳这一事实。从种族角度阐明中亚(以及其他地区)的历史有害无益,从科学的角度看,这种理论毫无根据。



只有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社会历史学说,才能真正科学地解释不同民族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生活现象。马克思从遗传学角度揭示了社会发展的机制:“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从经济基础(在历史发展特定阶段的复杂生产关系的总和)的决定性作用出发,马克思列宁主义科学地揭示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相互作用规律、上层建筑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某些社会意识、精神和物质文化形式的积极作用。千百年来人类社会实践所创造的最优秀的精神和物质文化价值,人类的物质、科学和艺术活动,先进的知识、先进的理论和创造性思维形式的成果,即在这一概念最广泛的一般社会学意义上的文化遗产仍然具有强有力的、可以彻底改变现代社会的一种手段。我们之所以转向实践研究并重新思考人们最丰富的历史过去,就是为了社会的真正进步和共产主义人格的和谐发展,为了从中汲取到更多的新的精神力量。


众所周知,阶级斗争是阶级对立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民众的动乱和起义不时撼动着中亚社会。马克思和恩格斯写道:“自由民和奴隶、贵族和平民、领主和农奴、行会师傅和帮工,一句话,压迫者和被压迫者,始终处于相互对立的地位,进行不断的、有时隐蔽有时公开的斗争,而每一次斗争的结局都是整个社会受到革命性的改造或者斗争的各阶级同归于尽。”中文译文参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00页。对于历史学家来说,列宁的指示尤为重要,在“如迷宫般混乱”的环境中,马克思主义提供了一个能够揭示规律性的指导线,这一线索就是阶级斗争的理论。正是从这些立场出发,苏联历史科学才对塔吉克人和其他民族的历史进行了研究。



早在20世纪20年代,关于中亚文化和政治历史的某些问题出现许多研究成果。正是在那时,苏联伟大的东方学学者瓦西里·弗拉基米洛维奇·巴尔托利德撰写了有关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土库曼斯坦历史的论文,他所撰写的《突厥斯坦文化生活史》极具概括性,塔吉克苏维埃文学的奠基人萨德理金·艾尼创作了精彩的历史学和历史文学作品,另外还有亚历山大·亚历山大罗维奇·谢苗诺夫和米哈伊尔·斯蒂芬诺维奇·安德烈耶夫也从事相关研究。


20世纪30年代,马克思主义方法论成为历史研究中的主要方法论。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出发,开始对之前积累的科研资料进行重新修订(亚历山大·尤里耶维奇·雅库波夫斯基为此发挥了特别重要的作用),找到新的资料,并且在塔吉克斯坦开展了第一批考古考察工作。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各种各样的历史资料数量呈爆发式增长:古代档案、中世纪法规、古钱币学、古人类学、语言学及其他材料。这使得研究更加深入,可以更全面地追寻历史进程的重要规律。除了研究个别问题,历史学家们还出版了一些专著和合著。


本书并非百科全书般涵盖塔吉克民族历史的所有问题。笔者力图将历史脉络同最重要、最复杂、经常有争议的问题研究结合起来,将塔吉克人的历史文化置于中亚地区所有民族的历史文化背景下进行考察和分析,这也是中亚人民共同的历史文化的组成部分。



在塔吉克斯坦远古、近古和中世纪早期的历史研究方面,许多研究仍处于初始阶段,新的研究材料也源源不断地涌现,很多问题没有最终解决。因此,本书在实事求是地阐述历史事实的同时,也分析苏联及外国同人的一些假设结论,并提出作者自己的观点。当然,这需要详细的介绍,并提供资料来源,包括相关历史学、考古学、古钱币学、语言学、人口学、文学出版物和研究文献的出处。


我们努力避免重复前辈学者已经做过的工作,主要涉及一些中世纪的、在几代俄罗斯和苏联的东方学学者(首先是В.В.巴尔托利德、А.Ю.雅库波夫斯基、А.А.谢苗诺夫、E.E.贝塔斯、П.П.伊万诺夫等)的著作中已经被足够详尽研究的政治史和部分文化史。因此,本书的参考文献也具有综合概括的特点。



本书分析的一些问题值得关注:青铜时代的中亚文化和经济发展水平,以及与印度、伊朗和其他国家部落的联系:雅利安问题;中亚、印度北部、阿富汗、伊朗欧亚草原的古代部落和民族的语言基础;阶级社会的产生和发展;琐罗亚斯德教(即祆教、火祆教、拜火教)的起源和演变;中亚—伊朗—印度—希腊文化综合体;贵霜的起源、年代和文化问题。有一个章节专门讨论了古代中亚的社会经济结构,包括对这个复杂问题的历史学解释,对现有可得材料进行分析,其中一些材料被首次用于此方面的研究。


本书详细研究了中世纪早期吐火罗斯坦(Tokharistan)和粟特(Sogd)的历史和文化,可以肯定,封建关系的出现和发展导致社会生活的逐步变化,如生产力的发展和艺术文化的非凡崛起。毫无疑问,中亚在贵霜时代、中世纪早期以及之后的时代,始终是东方最重要的文化中心之一。



在有关封建关系建立和发展的各章中,关注的重点是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经济生活规律及其具体表现形式的研究。


本书的主要重点是确定每个时期的特点,并追踪部分社会经济体制的发展动态。本书简明扼要地阐释了塔吉克人中世纪文化的所有方面:文学、科学、艺术、建筑和物质文化。书中还介绍了中亚其他民族文化生活中的一些事实。



本书关注了民族起源的过程。笔者试图聚焦和分析包括语言学、古人类学、人类学、民族志和文学等已知的所有书面资料,以便确定塔吉克人形成的过程和路径。同时,书中也有专门的段落说明乌兹别克民族的形成——实际上,在本书的其他部分,乌兹别克斯坦同事的研究结果得到了广泛应用,这令人信服地显示出乌兹别克民族的远古起源,以及乌兹别克民族文化的高水平和独特性。


本书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已有学术著作(包括笔者著作在内)对中亚纳入阿契美尼德王朝、希腊—马其顿帝国和阿拉伯哈里发帝国所产生后果的解释。对此,学界有两种解释:第一种是资产阶级研究中特有的对征服者无节制的称赞,以及对中亚人民文化水平的直接或间接贬低;第二种是苏联文献中的广泛报道,正确地强调了中亚部落和人民热爱自由、反抗征服者的斗争,并着重展示了中亚当地文化的高水平和独特性。但是,与资产阶级观念的斗争以及与之相对的马克思主义解释只是在问题的某一个部分中进行,主要围绕政治事件。与此同时,对社会和经济后果方面的研究也不够深入,观点比较模糊,或者以消极的方式加以报道。笔者试图用有关经济、历史文化联系、各国人民的相互影响以及文化交融的材料,对这些问题进行补充。


人类通过生产、文化发展以及交流知识、成就和实践经验而发展进步。在共同抵抗亚历山大大帝、成吉思汗、帖木儿等征服者所领导的破坏性军事行动的过程中,各族人民建立了友好关系和兄弟情谊;为争取社会进步、和平经贸往来而进行的合作促进了文化的发展和相互交融。希腊艺术、犍陀罗艺术融合了印度、中亚、帕提亚和希腊当时的创作精华,而阿拉伯文学则带有国际性的包罗万象。文化间的相互丰富和紧密联系,在促进共同文化价值发展的同时,也保留了当地的传统,保留着各民族(包括古代和中世纪的塔吉克民族以及中亚各民族)独具一格的文化特征和特色,他们都是奇妙而高度发达文化的创造者。



本书于1970年完成,因此书中使用的是作者在1969年年底至1970年年初之前掌握的资料和研究成果,而在校对过程中部分使用了之后的材料。


笔者真诚地感谢所有提供建议、评论、补充和批评的各位同人,特别是A.E.贝塔斯、И.С.布拉金斯基、Э.А.格兰托夫斯基、E.A.达维多维奇、А.М.米尔佐夫、И.М.奥兰斯基、В.А.拉诺夫、В.А.罗莫丁,当然还有本书的编辑Б.А.利特温斯基先生。



《塔吉克人:上古时代、古代及中世纪历史》


[塔吉克斯坦]博博占·加富罗维奇·加富罗夫 著

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塔吉克斯坦共和国民族科学院、塔吉克斯坦驻华大使馆 联合课题组 译

ISBN:978-7-5161-9007-1

出版时间:2022年1月

定价:318.00元


内容简介

《塔吉克人:上古时代、古代及中世纪历史》记述了塔吉克祖先的历史,以及塔吉克民族、语言和文化的起源与发展等重要问题,对塔吉克民族的历史文化成就做出了唯物主义的解释,特别同情民众运动,反对阶级压迫,强调文化交流的巨大意义。该书尤其详细分析了塔吉克族和乌兹别克族的起源,认为尽管这两个民族形成于不同时期,两种语言也属于不同的语系,但两个民族的人类学基础相同,两个民族的历史命运和他们的文化非常紧密地交织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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