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慕克：记录消失的事物比哭泣和伤心更重要｜专访
奥尔罕·帕慕克（Orhan Pamuk，1952-）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当代欧洲最杰出的小说家之一。
按：城市的变迁与时空的转移，我们应该如何看到这过程中新旧事物的交替？2006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奥尔罕·帕慕克在他的新书里给出了他自己的答案。
这本书他足足写了六年的新书名为《我脑袋里的怪东西》，来自于威廉·华兹华斯的诗《序曲》：
我脑袋里的怪东西，
内心里也有。
一种我既不属于那个时间
也不属于那个空间的感觉。
在多年前年读到《序曲》时，帕慕克就已经下定决心要以其中的一句诗句为题写一本小说，如今，这个命题终于完成。
《我脑袋里的怪东西》通过主人公钵扎小贩麦夫鲁特的行走，见证了伊斯坦布尔这座城市在几十年里的变迁。也让“钵扎”这种低酒精饮料进入了人们的视野。但帕慕克本人对这些过往存在的已消失事物却并不只是一味留恋，他在接受的《新京报书评周刊》邮件专访里表示，记录下这些事物，要比哭泣和伤心更重要。
对话
帕慕克：
记录下消失的事物，比哭泣或伤心更重要
采写 | 新京报记者 姜妍
帕慕克几乎成为了伊斯坦布尔的“代言人”，对于这座城市，他奉献了自己的写作。他曾经回望伊斯坦布尔不复存在的过去（《白色城堡》、《我的名字叫红》），也曾用历史视角展现现代土耳其的悲剧（《雪》），伊斯坦布尔是帕慕克永恒的主角，在谈及这座城市时，他说，“我喜欢透过车窗看那些赶去上班的人、推着小车走向街区的小贩、停泊在金角湾的小船，特别是那些去上学的孩子。我仔细地去念挂在杂货店橱窗里的报纸上的大标题、墙上的布告、巨幅的广告牌。我若有所思地在脑子里重复着写在汽车和卡车车身上那些意味深长的句子，感觉城市在和自己交谈。”
是的，帕慕克依然在写伊斯坦布尔，而这一次，他在新作品《我脑袋里的怪东西》里，再一次用纯真的目光，杂糅历史记忆与私人体悟，把目光从中产阶级群体转向了出身低微的街头小贩。他开始试图进入底层人物的内在世界，由此，探寻伊斯坦布尔这座古老城市过去50年的变迁密码，以及这变迁背后的，对逝去事物的情思。而我们的对话，就关乎这个变迁密码。
谈新书 “这次我要理解底层人物的内在世界”
新京报：《我脑袋里的怪想法》是一本不同于你以往作品的书，主人公麦夫鲁特是个街头小贩，而以往你作品里的主人公常常来自中产阶级，为什么新书关注的群体发生了变化？
帕慕克：这本书的主人公麦夫鲁特，是个来自底层社会的街头叫卖小贩。他12岁的时候从家乡来到了伊斯坦布尔，那是1969年，他比我小了5岁。他当时以上学为借口和家人表达了自己想要去伊斯坦布尔的愿望，因为在他生活的镇子上是没有中学的，上世纪60年代的土耳其是很贫穷的，而他更是来自贫穷的土耳其的贫穷之地。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在土耳其有大量的人口从乡下来到伊斯坦布尔，麦夫鲁特就是其中的典型。我想从这本书里谈论的是，这些新的移民，他们来到伊斯坦布尔，他们用双手搭建自己的房屋，工人阶级的生活是怎样的、街头小贩的生活又是怎样的……过去我看到的是他们外在的生活，但是这一次我希望可以感受和理解他们内在的日常生活。
新京报：这本书你写了足足六年，为什么会写了那么久？
帕慕克：为了准确描述我的主人公，我做了大量的采访，我和街头小贩们聊天，和卖青口贝的小贩聊天，和退休警察聊天，和服务员聊天，和收电费的人聊天……这本书的书写基于大量的研究，但是与之相比，更花时间的地方在于对人物性格的描绘与探索。
新京报：怎么讲？
帕慕克：我用探索一个普通人的方式研究麦夫鲁特，但更希望的是，可以赋予他更深层的性格。小说的艺术性并没那么适用于描述底层阶级，底层人民通常在小说里总是经由中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角度和目光进行描述，而我尝试避免这样的情况发生。为了这本书我花了大量的时间进行研究，用了很多时间去让我笔下的主人公变得立体，去塑造他的性格与人性，去探索他的内心深处。当然不仅仅是主人公，书里还有很多其他的角色，我都努力赋予他们独特性。
谈文学 “小说与博物馆一样，帮我们记住过往”
新京报：你的书大概会让钵扎这种饮品重新回到土耳其人民的视野，也让他国的读者产生好奇。在这本书中，麦夫鲁特说，“谁也不会来骚扰一个卖钵扎的穷人。因为钵扎是很久以前我们的祖先留下的一样东西…大多数人，他们听到叫卖声，会幻想一下旧时光，从中得到安慰。这也正是让卖钵扎的人得以生存、感到幸福的事情。”对你来说也是这样吗？
帕慕克：就像我在书里所描述的那样，钵扎是我童年时非常富有浪漫色彩的一种饮料。我们享受它，并不是因为它的味道，更多是因为其中涵盖的仪式感。在寒冷冬夜的午夜，钵扎小贩沿街行走叫卖这种含有低酒精的发酵饮料。土耳其人喜欢它，因为它是一种合法化的酒精饮料——含有低酒精，但是又不会被认为是酒精。对我来说，在我童年时代，我喜欢遇见这些农民装扮的小贩走在街头一声声叫卖”钵扎！“的场景——这提醒我们回忆起土耳其人的旧时光。
新京报：但你在本书里也提到或许再过2、30年，人们就不再知道钵扎是什么了。你怎么看待生活里如钵扎这样的东西呢？我是说那些终将消逝的曾经在人们生活里出现过的重要之物。
帕慕克：这本书是关于伊斯坦布尔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各种改变，但是我还是把聚焦点放在了我称之为”微变化“的部分上。我涉及了军事政变、政治动荡、街头斗殴，但在这些大背景下，我的着力点其实是小贩们是怎样把酸奶灌瓶的，钵扎是如何被装进塑料瓶里面的。人们的衣食住行、生活习惯是如何一点一点发生改变的，广告、电影、文化、报纸又有哪些变化？这些都是看上去很微小的事情，但是我们的生活就是被这些微小的细节填满，这些改变是很慢很慢的。麦夫鲁特就处在这些微小改变的中心。我并不是一个非常怀旧的人，不会特别在意包括钵扎在内的这些事物的消失。对我来说，记录下这些细节过往的痕迹比哭泣或是伤心于它们的失去更重要。这些改变是无法避免的，或许在这里，小说与博物馆承载了相同的功能，都是帮我们记住这些过往，让我们知道过去那里有什么，以及现在还有什么。
《我脑袋里的怪东西》
作者：（土耳其）奥尔罕·帕慕克
版本：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6年2月
谈城市 现代城市让我们认识孤独，也创造友好空间
新京报：现在说说书名的由来吧，很多人会觉得很特别。
帕慕克：从我十几岁到三十几岁的时光里，我周遭的朋友们常常会对我说：”奥尔罕，你有个怪念头！“之后我又读到了华兹华斯的诗句，”我脑袋里的怪东西“是他其中一句诗。然后我把这句诗抄了下来，我想着总有一天，我会用这个题目写一本属于我自己的小说。后来就有了现在这本书。我当然有把我自己的念头想法赋予了麦夫鲁特，但我可不会告诉你这些都是什么。
新京报：在这本书里，你说这座城市有时候会让人们觉得孤独，但也正是因为这样的原因，给了人们保有突发奇想的空间？
帕慕克：在一座城市里，你可以躲在人群中。这也是城市之所以成为城市的原因。城市里有人，成千上万的人，但你依然是独自一人。但当你在乡下的时候，可能你的身边只有五个人，你却从不会觉得孤独。我觉得现代城市的生活，就是让我们认识到孤独，同时创造友好的空间，人，与群体。
新京报：我觉得你用麦夫鲁特的生活试图描述伊斯坦布尔这座城市的改变，在你的观察中，这座城市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帕慕克：那绝对是人口的变化。在我出生的年代这只是一个拥有百万级人口的城市，但是现在，伊斯坦布尔是一座拥有1700万人口的城市，当然经济也随之发生改变。在过去的15年里，这里的经济增长迅猛。这些改变也波及到了伊斯坦布尔的建筑、城市、街道、日常生活等等。过去15年里的改变，要多过我生命里前50年所见证的这座城市的变化。我可是已经在这里生活了65年了。
谈技巧 “简单才是文学的最高成就”
新京报：作为一个读者，我觉得你的新书比起以前的作品要更容易被阅读，而且这个故事也更温馨甜蜜，你觉得呢？
帕慕克：我同意，或许就是因为你说的这些原因，这本书在土耳其，成为了我所有作品里最畅销的一部。我为此感到高兴。就我自己的理解来说，我认为土耳其的这些读者，他们在我的书中找到了他们自己的身影，我的主人公是个英雄，也是个凡人。
新京报：你怎么思考作家和读者之间的关系呢？你写作时会想着你的读者吗？
帕慕克：是的，我会考虑我的读者们。我的土耳其读者、韩国读者、中国读者、阿根廷读者、美国读者、德国读者……我的天哪，我的作品已经被翻译成了63种语言，我可没办法同时惦记着我所有的读者。我在写作时也会想着的友人，那些我爱的人，或者只是一个我曾经见过的但我确定会读这本书的人。没错，我会思考我各种各样的读者，只是不是同一时间。但也有很多的时光，我只是在创作时追寻着我的幽默、我的愤怒、我的情绪……在那些时光里，我是为我自己而创作的。甚至有些我创作的内容，我自己也说不清到底是为了什么，有时候我觉得，我写一本书，可能就是为了理解我为什么写这本书吧。
新京报：我也得说，我觉得这本书的文学性恐怕比不上你之前的作品，你同意吗？
帕慕克：我觉得这本书在创作技巧上是更透明的，我认为使用简单的书写方式其实更难。文学对现在的我来说意味着简洁和朴素，我认为简单才是文学的最高成就。
《我脑袋里的怪东西》抢先试读
1994年3月的一个漆黑夜晚，麦夫鲁特叫卖钵扎时，眼前突然出现了一个从上面悄无声息快速垂挂下来的篮子。“卖钵扎的，卖钵扎的，两杯钵扎。”一个孩子的声音。
黑暗中篮子就像一个天使从天而降。麦夫鲁特如此惊讶,大概是因为一个早已被遗忘的习惯，伊斯坦布尔人会把系着绳子的篮子从窗口放下，从街头小贩那里买东西。麦夫鲁特一下子想起了二十五年前，他还是一个中学生，跟爸爸一起卖酸奶和钵扎的日子。他往草篮里的搪瓷罐内倒了差不多一公斤钵扎，而不是楼上孩子要的两杯。他很得意，仿佛自己跟一个天使做了交流。最近几年，麦夫鲁特有时会思考或幻想一些宗教问题。
为了让读者准确地理解这个故事，不因为故事充满了怪异事件而使读者误以为故事本身也完全怪异，还是让我先来告诉世界各国和下一代土耳其读者，什么是钵扎，因为我估计二三十年后，他们可能会遗憾地忘记它。钵扎是一种由小米发酵制成的传统亚洲饮料，这种浓稠的饮料气味香郁、呈深黄色、微含酒精。钵扎在温暖的环境里会快速泛酸变质，因此在奥斯曼帝国时期的伊斯坦布尔，店家只在冬季出售钵扎。1923年共和国成立之时，伊斯坦布尔的钵扎店受到德国啤酒店的冲击全都关门歇业了。但这种传统饮料，由于有像麦夫鲁特这样的小贩，便从未在街头消失。20世纪50年代后，冬天的夜晚，在那些铺着鹅卵石的贫穷、破败的街道上，钵扎仅成了一路叫卖“钵扎”的小贩们的营生。他们的叫卖声，唤醒了我们对过去几个世纪、那些消逝的美好日子的记忆。
麦夫鲁特感到了趴在五楼窗口那些孩子的急切，他把草篮里的纸币放进兜里，把该找的零钱放在搪瓷罐旁，像儿时跟爸爸一起在街上叫卖那样，他轻轻地往下拽了一下篮子并放开，示意楼上的人可以收绳了。
草篮随即开始上升，篮子在寒风中来回摇摆，轻轻刮碰到楼下几层的窗台和雨水管，难为了楼上拽绳的孩子们。到达五楼时，草篮就像一只幸福的鸽子遇到了合适风速，在空中悬停了一瞬，随后宛如一个神秘、禁忌的物体，突然消失在黑暗里。麦夫鲁特继续往前走去。他对着面前昏暗的街道喊道：“钵— 扎”……“最好的钵— 扎……”
（本段节选自《我脑袋里的怪东西》一书第二章节）
（来源：新京报2016年3月19日书评周刊B04版，采写：姜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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