谍影重重：香港一家不起眼的茶铺实为八路军驻港办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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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凰大视野》

香港背靠内陆面向世界，多年来据守着西方进入中国的南部要道。迷雾重重的太平山下，似乎从未真正的太平过。

从二战结束到现在已逾七十载光阴，随着二战的结束，斯里兰卡与里斯本已经逐渐淡化了其在情报史上的作用。而在香江之上，来自隐蔽战线的冒险家依然前仆后继暗中角力。

2013年6月，前美国中情局雇员斯诺登藏身香港，向全球揭发美国秘密监控国民通讯的违法行为，而由此美国中央情报局在香港活动的痕迹也意外暴露。

同年9月，香港《大公报》《文汇报》等媒体报道，英国情报机构在香港的活动，不仅没有在回归之后停止，反而不断加强。

香港湾仔的骆克道越战时曾是令美国大兵流连忘返的红灯区，而早在70年前，在香港被日军侵占的三年零八个月中，这里已是皇军慰安所的集中地。

在这片三教九流趋之若鹜的混杂地区，有一栋洋房却很少有人问津，甚至还让汉奸与流氓之辈避而远之。

洋房门口贴了一张盖有印章的日本皇军通告，表面上看这里似乎是日本前进指挥官的落脚点，但在洋房的二楼，中共营救在港文化精英的行动正在悄然进行。何香凝、柳亚子、邹韬奋等人正在营救之列。

周奕（《香港左派斗争史》作者）：九龙沦陷以后，有一部分人就从九龙跑到香港了，但是当时香港比较乱，英日方面炮战，找他们比较麻烦。

杨奇（前中共香港工委秘书长）：因为大家分散了都不知道，失掉联系了。他（潘静安）就考虑到两个人，一个是生活书店的徐伯昕；另外一个就是华商报的总编辑张友渔。这两个人因为是生活书店和华商报的关系，就跟邹韬奋、茅盾这些人联系得比较多。所以他们从九龙半岛到香港以后住哪里呢？有些人都知道。就是这么一个联系一个，一批影响一批。

潘静安别名潘柱，是八路军驻港办事处的机要干部，是个土生土长的“香港通”。香港沦陷后，他留下来协助刘少文负责香港岛的营救工作。在租下骆克道这栋洋楼的二层后，潘静安雇了保姆与八路军办事处的张淑芳一家人以避难为由搬进去，暗中将这里作为落难文人们偷渡九龙前的临时落脚点。

潘静安为一排最右

而彼时，这个在洋楼二层悄然进行的营救计划早在1941年底日本攻占香港之后就开始酝酿。

香港成不能久留是非之地

1941年12月8号清晨，圣诞节的前夕，当人们正准备开始新一周的工作，忽然“隆隆”的飞机声从港岛的东北角传来，随之而来的是一阵划破节日气氛的空袭警报声，战争降临了。

周奕（《香港左派斗争史》作者）：日本已经在攻打香港了，就是在这个时候呢，它才愿意跟共产党接触，就是打算支援给中国一些武器。

杨奇（前中共香港工委秘书长）：这个谈得差不多，但是动作很慢。日本人进展太快了，4天就占领了九龙半岛，所以根本没有办法移交枪支。再深层次的原因呢，就是怕中共的力量进入香港，将来战争结束了，请客容易送客难。这几个原因凑在一起根本谈不成。

港都杨慕琦在1941年的黑色圣诞夜将管制了近百年的英国领地拱手让给了日本，宣传上声称将“华人从英国殖民统治下解放出来”的法西斯统治者，挎着刺刀迈着铁蹄进入香港，160万的香港人惶惶不可终日。

黄作材（时任新华社香港分社政治秘书、黄作梅的五弟）：日本人抓到的女人，他强奸之后就押到海边，全部跪在那里。刺刀一刺、用脚一踢就跌落海里。那时湾仔的海边都是死尸，都是红色一片，很残忍的。

为了粉饰太平，日本的特务机关在报刊上刊出启示，“请邹韬奋、茅盾先生参加大东亚共荣圈的建设”，因熟谙广东语而在战时派驻香港的“艺能班”班长和久田幸助也在各大电影院打出幻灯，请梅兰芳、蔡楚生、司徒惠敏等先生到半岛酒店会晤。香港已成了是非之地不能久留。

周奕（《香港左派斗争史》作者）：日本一发动太平洋战争的时候，延安来电报，周恩来在重庆也来电报。这个电报分别打到八路军办事处给廖承志，那么另外一份电报就打到东江纵队，就希望这两方面的配合，把这批文化精英、民主人士撤退回国内的安全的地方。

1941年12月19日，一封绝密电报发到耀华街上一栋不起眼的二楼楼房内，急促的电报声正如几日来香港上空凌厉的空袭警报，打破了大家原本迎接圣诞的喜庆气氛。

电报发自重庆，报头提及的三人正是中共在香港从事隐蔽战线工作的主要负责人，廖承志、潘汉年与刘少文。

郝在今（《中国秘密战》作者）：中共早期的这个秘密党组织，长期就设在香港。因为它在内地，国民党统治比较严；在香港相对自由。所以中共早期的南方领导人，像方方、连贯、廖承志他们是经常住在香港，对香港非常熟悉。广州起义失败以后，张太雷这些人就又撤到香港了，周恩来南昌起义也是撤到香港。香港在中国早期是一个革命通道。

香港皇后大道中18号二楼70多年前是一家不起眼的商铺，对外是以经营中国茶叶为生的“粤华公司”，实为八路军驻港办事处的机关所在。

办事处负责人正是国民党元老廖仲恺与何香凝之子，人称“国民党三公子”之一的廖承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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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奇（前中共香港工委秘书长）：这个办事处不挂招牌的，不公开的。但是香港政府是许可的，等于半公开。

周奕（《香港左派斗争史》作者）：根据材料说呢，这个粤华公司是当时候周恩来在重庆见到了英国的大使，向他打了一个招呼。说我们共产党在香港设立一个办事处。你们可以协作，作用是很多的，其中一部分就是搞统战，这个统战就是从香港和以香港为基地吸引华侨的力量来支持八路军。除了这个以外，粤华公司还搞了一个向海外宣传，就是把共产党抗战的主张或者是解放区的情况，在香港搞一些刊物、地下刊物发到海外去。

然而树大招风，1939年3月，经营仅一年的“粤华公司”，突然遭到港英当局的搜捕，被迫结业。八路军驻港办事处的工作秘密转移到铜锣湾的耀华街，中共在香港唯一的秘密电台正是设在其中。

文化人士大量南迁 香港上演文化大繁荣

日本战机南进香港后，时任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的周恩来已陆续向廖、潘等人发出了多封电报，目的就是为了营救一批在香港特殊的“朋友”。

文化人士的南迁浪潮在香港上演了前所未有的文化繁荣。《大众生活》、《华商报》先后复刊问世，抗日团体和文化艺术组织层出不穷。尽管香港远离战事，但很多工人和民众依然不顾港英政府的反对，站在了反法西斯战线的最前列。

另一方面，当时从上海、重庆、桂林、辗转至香港的还有宋庆龄、柳亚子、何香凝等一批国民党元老。

日本一纸临时通告竟成抗日文人护身符

日本攻占香港后，为了营救在港的文化精英，在中共的部署下，租用了一栋位于香港湾仔骆克道上的洋楼二层作为落难文人们偷渡九龙前的临时落脚点。而门口一张盖有印章的“日本皇军”通告，让汉奸和流氓之辈避而远之。

杨奇（前中共香港工委秘书长）：在北角登陆之后，日本先遣部队就从铜锣湾、湾仔到中环去，看到那个楼是比较坚固的一个水泥结构，就让长官在那里住一个晚上。住的时候就贴了一张皇军的布告，走的时候没有把它撕走。那些汉奸、流氓看见就不敢动那层楼。

让日本的前进指挥官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一纸临时通告竟成为这栋洋楼的护身符。而更加令他们意想不到的是，日后共处一楼的居然是中共部署秘密偷渡的地下工作者。每天在这里短暂停留的正是日军挨门逐户大肆搜捕的抗日文人。

虽然找到了临时落脚点。但随着日军占领九龙半岛，又一个横梗在营救计划上的障碍出现了。日军占领九龙半岛后，立即封锁了对外的水陆交通，九龙与香港两地尽管隔海相望却是咫尺天涯。维多利亚港成为在“孤岛”中坐以待毙的文化人士难以跨越的屏障。

黎明将至的铜锣湾浓雾笼罩着避风塘，不失为突破日军封锁秘密撤离的黄金出口。1942年的元旦，第一批从这里挺而走险的三人，正是这次秘密行动的组织者，廖承志、连贯和誉满香江的“南乔”乔冠华。

杨奇（前中共香港工委秘书长）：乔冠华在香港写了很多抗日的军事论文，日本的特务机关完全清楚，所以是列入黑名单里面一个重要人物。另外一方面的原因呢，乔冠华有个同学在国民党里面做高级参谋，廖承志就考虑到乔冠华如果跟他联系上呢，把韶关作为一个转运站，就可以利用这个社会关系。

当时连通粤湘鄂三省的粤汉铁路南段已被日军控制，要将逃离香港的文化人，成功转移到内陆，打通惠州北上老隆的交通线则至关重要。老隆是粤东地区的水陆交通枢纽，向西经韶关可达广西，四川向东经梅县可抵皖南苏北等地。先行脱险的三人避开香港后，第一开始赶赴老隆和韶关，避开国民党特务的耳目，沿途布置营救的后方转运站。

然而此时的香港，粮食和燃料已经极度匮乏，日军为了摆脱困境，下令疏散100万居民，经元朗返回内地。

1942年1月6日起，大批“改头换面”的文人，从骆克道出发沿着秘密打通的路线，趁铜锣湾外巡逻日军换岗的空档，从维港潜入九龙。在游击队交通员的护送下，混杂于回乡的难民潮中，逃往内地。

周奕（《香港左派斗争史》作者）：日本一进攻香港，当天晚上12月8号东江纵队的两批人员就分两批两路进入香港。他们选择了两个地方，一个地方就是在西贡，那么第二个就是在乌蛟腾，元朗那边就不行了。元朗是平原，没有什么大的活动地方，那么荃湾就更差了，当然这两个地方都有地下的武装在那里。而且都有地下的情报人员在那里活动。

抗日游击队智斗日本兵

早期的元朗因被蜿蜒曲折的大帽山环绕鲜有人烟。1930年代初为了躲避战乱，陆续开始有一批梅州籍华侨经由南北行引介，在此买地和兴楼定居。

如今这栋客家式建筑，杨家祠的主人当年正是原籍梅县的印尼华商杨氏两兄弟。

因地处新界通往内地的交通咽喉，所以战争一打响元朗很快便成为难民们徒步返乡的必经之路，旋即这里也被尾随日军进入香港的游击队选中，作为秘密中转的物资储备站。

杨永光（杨家祠的现主人）：因为开战的时候，我大伯的屋都没建好，日本人就打来。日本打来情况很乱，后面本来要建的房子就没有建了。

那时妈妈告诉我说，他们是游击队，他们不是日本兵。游击队把这里当做暂避一样，所有的军火什么的都放在这里。那时好危险，日本人经常来巡逻，有人把守门口。一发现情况不对，（游击队）就三更半夜把军火转移到山上藏起来。后来日本人知道了，就拿了几桶灯油来，准备把房子烧掉。很多日本兵和汉奸来了发现没有人，所以就没烧。

成千上万无名英雄参与 营救战大捷

在乡民的掩护下，活跃在新界的游击队成功护送文化界人士分东西两线秘密北上，而对于那些年老体弱、走关卡林立的陆路、易曝光的电影戏剧界人士，指挥部则特别开辟了经长洲岛跨越零丁洋西渡澳门的水路。

年逾九旬的杨奇老人战时是东江纵队机关报《前进报》的社长，作为那场秘密营救活动中，少数健在的亲历者早在1960年他已将经历写成《虎穴抢救》一文，并经过几十年不间断的增补求实，如今成为这段经历的唯一历史纪录者。

杨奇（前中共香港工委秘书长）：周恩来给廖承志电报里面特别提到，要廖承志把宋庆龄、何香凝、柳亚子这些人安全护送出境。

潘静安接受任务，首先考虑这三个人。在香港岛的香港仔附近上船，把他们送到海丰，那里有国民党的部队，日本人没有打到那里去。谁知道日本人凡是有机动的，有马达的都要没收。所以他们那个船主怕惹事，就把发动机丢到海中心去了，靠风帆逆风逆水走得很慢，所以以后都没有用这条路线。

我当时已经进入了游击区了，在东江，他们到的那天我就看到邹韬奋，讲的最好的就是邹韬奋。他说你们是拿枪的游击队，我们是拿笔杆的文化游击队。强调笔杆子要跟枪杆子结合起来印象很深。所以我一早就写文章的时候，就把它称为“伟大的系统工程”，就是这个道理。各方面的力量成千上万的无名英雄参与的一个大营救工作。

就在秘密营救香港落难文人计划进行的途中，1941年5月30号，廖承志被十个武装特务抓获，期间国民党费尽心思企图利用金钱、女等诱饵引诱他签字脱离共产党，但都被严词拒绝。

在监狱期间，廖承志曾给周恩来写信并设法寄出。1946年1月，国共双方下达停战令，迫于形势蒋介石将廖承志释放，当周恩来再次见到廖承志的时候，哽咽着叫了一声“小廖”。随后，便伸开双手紧紧把廖承志拥抱在怀中。

此刻，在国民党监狱中受尽折磨而未曾掉泪的廖承志泪如雨下，失声痛哭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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