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进入下半场，中国企业如何应对“后疫情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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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下半场已经开启。刚刚落幕的上半场充满各种奇幻剧情：新冠疫情意外爆发，全球经济陷入动荡，国际局势扑朔迷离。国家、企业和个人，都面临突如其来的巨大变化。6月24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将2020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测下调至-4.9%，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都将在2020年陷入衰退，这将是自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的首次全球性衰退。“后疫情时代”的国际经济环境将发生哪些变化？中国企业如何应对变化和谋求发展？在中欧EMBA近期举行的云上公开课上，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学与金融学教授许斌对这些广受关注的问题予以了解答。
21世纪中国经济的不同发展阶段
让我们把目光聚焦在进入21世纪后的这20年。我认为，中国经济在这期间经历了几个截然不同的发展阶段。
享受“入市”红利的时期（2001-2008）
这个阶段，全球化是普遍共识。中国经过了漫长、艰难、曲折的“入世”谈判，最终在2001年成功“入世”，乘着全球化的东风，享受“入世”的红利，迎来了一波极为强劲的增长。很多中国企业在这个阶段高歌猛进，快速发展壮大。
“后金融危机”时期（2008-2018）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民粹主义思潮、逆全球化思潮在一些国家抬头。这一阶段，中国经济步入“新常态”，从数量驱动的高速发展转向质量驱动的中高速发展。面对中国的快速崛起，一些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开始着手构建一系列遏制战略。
中美贸易争端时期（2018-2019）
2018年初，美国率先出牌，单方面宣布对中国出口的部分商品加征关税，随后中国出台反制措施。在制裁和反制互有来往的同时，双方展开了多轮贸易谈判，最终于2019年底达成了第一阶段贸易协议。这一阶段，中国的出口型企业所受影响较大。
“新冠疫情”时期（2019年底至今）
第一阶段贸易协议达成后，大家普遍预期中美会进行第二甚至第三阶段的贸易谈判，中美博弈还将继续。但新冠疫情的意外爆发，让情况发生了巨大变化。2019年12月底，新冠疫情在武汉爆发，随后全国多地均发现确诊病例。中国以举国之力展开抗疫，取得了阶段性胜利，疫情得到了有效遏制。这期间全国经济活动几近停滞，2020年第一季度GDP同比下跌了6.8%。
4月初，中欧三位教授，范悦安（Juan Fernandez）、周东生和我，以及我们的研究助理所组成的研究团队做了一个线上问卷，就疫情对在华企业商业运营的影响进行调研。在之前发表的《数读疫情下的在华企业：压力、对策与信心》一文中，我们报告了调查所得的部分结果。从中可以看到，疫情对一季度的中国经济造成了极为沉重的打击。对众多中国企业而言，“活下去”成为这个阶段的首要目标。
新冠疫情从3月开始在世界各地迅速蔓延，对全球经济产生了非常猛烈的冲击。4月13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发布了对2020年实际GDP增长率的预测：全球-3%；美国-5.9%；欧元区-7.5%；中国1.2%。我在4月下旬发表的《走向“后新冠时代”，2021年的中国和世界经济会好吗？》一文中，对当时的经济形势进行了分析。
但最近两个月新冠疫情发展的深度和广度显然超出了IMF在4月中旬的预期。6月24日，IMF更新了预测，将2020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测值从-3%下调到-4.9%；美国从-5.9%下调到-8.0%；欧元区从-7.5%下调到-10.2%；中国从1.2%下调到1.0%。综合预测结果，IMF得出结论：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都将在2020年陷入衰退，而这是自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的第一次。
新冠疫情的爆发打乱了全球和中国经济的发展节奏。可以预见，在新冠疫情结束后，中国所面临的国际环境将会呈现一些深刻、复杂的变化，中国企业的生存环境和竞争环境也将发生一些根本性的转变。
“后疫情时代”前景展望
国际环境：警惕对峙升级风险
前面提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发生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视中国为21世纪最大的威胁，开始实施遏制中国崛起的政策，特朗普政府挑起的中美贸易摩擦就是一个实例。新冠疫情将大大增加中美甚至中国和西方之间对峙升级的风险，在经济、技术、金融等领域，摩擦甚至对峙在未来可能会愈发频繁，我们将长期面临严峻的国际环境。
古希腊著名历史学家修昔底德从历史哲学的高度提出，一个崛起大国与一个守成大国之间的竞争与冲突有其必然性，国家实力此消彼长的结构性矛盾将引发战争，这就是“修昔底德陷阱”。如何避开这个陷阱需要极大的智慧，所以中国提出了要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我认为，博弈论中的“合作性竞争（cooperative competition）”策略可作为一个参考。大国之间不必是你死我活的零和博弈，而可以培养起既激烈竞争又合作共存的新型大国关系，从而避免“修昔底德陷阱”。
全球经济：区域重组
近年来，“区域主义（regionalism）”日渐盛行。这里的“区域”并不是地理概念，而是指一些国家基于共同利益而达成的限于这部分国家之间的合作，也就是内外有别，例如东盟就是基于区域主义的。
实际上，在2008-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中国劳动密集型商品出口中已经有相当一部分向东盟国家转移。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爆发后，墨西哥挤占了一部分原来中国对美出口的高附加值商品的份额。在“后疫情时代”，全球经济“区域重组”的进程或将加快。
如何应对这一潮流？答案是强化国内循环，继续对外开放。
5月1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会议上首次提出要“充分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5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政协经济界委员联组会上指出，要“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培育新形势下我国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6月18日，刘鹤副总理在第十二届陆家嘴论坛上表示：“一个以国内循环为主、国际国内互促的双循环发展的新格局正在形成。”
可以预期，未来中国经济的发展会立足于国内大循环的内需体系，同时继续对外开放。有鉴于此，中国企业应在国内国际双循环中探寻发展机遇。
中国经济：寻求高点均衡
现代经济理论表明，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可能面临下图所示的双点均衡状况。图中点A是低点均衡，点B为高点均衡。当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处于两点之间时，既有可能滑落至低均衡点，也有可能上升到高均衡点，这取决于这个国家选择何种发展方向。
以中国为例，1820年时中国（清朝）的GDP总量为2800亿美元（以2011年价格计），占世界GDP总量的三分之一。但之后中国在长达百年的时间内积弱积贫，走向了图中A点的低点均衡，而造成这个状况的根本原因在于那时的中国没有走上建立现代国家的道路。1978年后中国从人均GDP排名世界第133位（与孟加拉国、马拉维和布隆迪相当），到2018年时排名世界第77位（与哈萨克斯坦、墨西哥和土耳其相当），靠的是持续40年的高速经济增长。中国经济走向图中B点的高点均衡的根本原因在于走上了建设现代经济的改革开放道路。毫无疑问，只有继续走改革开放的道路，中国经济才能克服前进道路上的困难，迈向新的高点。
产业趋势：升级与分化
随着中国经济继续前行，中国有望在2030-2035年成为高收入国家（人均GDP达到12500美元）。在这个大背景下，产业升级将成为这一时期中国经济的一个趋势，企业可以从这个产业升级趋势中寻觅商机。
与此同时，我们不能忘记中国依然有6亿人的平均月收入仅1000元人民币。如何缩小巨大的财富和收入差距，以及巨大的地区和城乡差距，将是未来中国社会必须解决的一个重大课题。从经济发展角度看，这些差距的存在使得产业间和产业内的分化成为趋势，企业同样可以从这个产业分化趋势中寻觅商机。
根据美国经济史学家罗斯托（Walt W. Rostow）的理论，一个国家的经济成长可分为五个阶段，即传统经济阶段、起飞准备阶段、经济起飞阶段、成熟经济阶段、消费升级阶段。1978年时中国的农业人口占总人口80%以上，当时仍处在传统经济阶段；在1978-1992年期间，中国通过改革开放促进了经济发展，积累了一定的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此时处于经济起飞的准备阶段。在1992-2008年期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实现了经济起飞。从2008年至今，中国经济进入了从数量驱动转为质量驱动的成熟经济阶段。从消费角度来看，中国目前既存在消费升级现象，又存在消费降级现象，处于消费分化阶段。理解和把握中国经济所处阶段，是企业在制订未来发展战略时必须做的功课。
企业需要树立“三个意识”
进入“后疫情时代”，面对严峻复杂的国际形势，以及国内产业分化和消费分化的趋势，企业应该如何应对？我认为需要树立“三个意识”：
危机意识：要意识到中国经济在未来较长的一段时间内会面临巨大的困难和挑战，必须做好艰苦奋斗的准备。
自强意识：要意识到中国和世界的营商环境在短期内难有较大的改善，必须学会自立自强。寻机意识：要意识到中国经济在中长期蕴含着大量商机，需要企业去积极寻找和努力开发。以上“三个意识”不仅仅是企业应对当前困境的临时武器，也应成为企业应对充满不确定性的未来的长期行动指南。
编辑 | 岳顶军
责任编辑 | 雷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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