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锡嘉：关于过年的私人记忆
年关将至，你都有哪些关于过年的记忆？中欧国际工商学院荣誉退休教授苏锡嘉呈上一篇他关于过年的私人记忆，谈年货、谈礼数、谈习俗，妙趣横生，又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过年也是盼望春天、期待来年的时光。他祝中欧的读者们，去年的种种不快，随风而逝，来年的件件好事，尽到眼前。
过年，又叫春节，是中国传统历法的一年之首，全球华人最看重的节日。虽然民间有“冬至大过年”的说法，但我觉得那不过是抬高冬至重要性的夸张之词罢了。中国的新年与朝鲜、越南、琉球等地的新年为同一日，但庆祝的方法不尽相同。
民国初年，内务部向大总统袁世凯请求并获准，定新春（春节）、端午节（夏节）、中秋节（秋节）、冬至（冬节）为四节。一批有国际视野的学人更进一步倡议，应该向日本学习，将官方的纪年标准由农历改为格里历（也就是阳历），废除过旧历年的习俗，这大概是中国与国际惯例接轨最初的努力了。废除农历新年的努力毫无意外地遇到了民间强烈的反对，新法无疾而终，新旧年并行的习惯由此形成。
一说要过两个新年，赞成者有之，反对者也不少，一时议论纷纷。梁羽生在他的《名联观止》一书中搜集了与此相关的几幅对联：“男女平权，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阴阳合历，你过你的年，我过我的年。”“阴历上面注阳历，阳历下脚注阴历，是阴阳不可偏废；旧年前头过新年，新年罢手过旧年，知新旧仍要并存。”“三才以天地人为本；一历与欧美亚同春。”看起来很是热闹。
1917年初，胡适写了一首《沁园春·过年》，虽说挂了沁园春的词牌，但全诗直白如话：
早起开门，送出病魔，迎入新年。
你来得真好，相思已久，自从去国，直到今年。
更有些人，在天那角，欢喜今年第七年。
何须问，到明年此日，谁与过年？
回头请问新年：那能使今年胜去年？
说：‘少做些诗，少写些信，少说些话，可以长年。
莫乱思谁，但专爱我，
定到明年更少年。’
多谢你，且暂开诗戒，先贺新年。
说老实话，诗很一般，刻薄一点说就是把散文压缩一下再拆成短句；或许，百年前流行的就是这种文字。次年胡适还写了一首完全白话的除夕诗，诗味淡到不值一提了。诗虽平淡，但胡博士喜迎新年的心情还是跃然纸上。诗里还有一层意思，就是借辞旧迎新之际检讨过失，规划来年。我们又何尝不是如此？每年借着新年之际，立志、许诺、起誓，再发一番万象更新的宏愿，几天过后却故态复萌，就等明年新年再来一遍。无论是在校当学生还是走上社会工作，我们每一个人对这个套路都玩得很熟。现在怎么样？马齿徒增，过了装模作样的年纪，干脆以无欲无求的心情迎接新年。
年幼时我们都盼着过年，及至成年又害怕过年。盼过年是盼热闹，盼新衣，盼好吃的，盼无拘无束的放纵。怕过年是怕应酬，怕操持家务，怕开支无度，怕韶光流逝。盼过年的不知道有人怕，怕过年的都羡慕还在盼的。盼过年的总以为别人都在盼，怕过年的却常常不想让人知道他在怕。家中有小孩的，怕过年的很容易被盼过年的感染，小孩的雀跃，小孩的惊喜是最好的过年装饰和配置。要领悟到这一点通常都要等他们不再回来过年。到那时候，你才会发现再多的新年陈设也填不满孩子留下的空旷。
每年过年的一大话题是春运。春运一票难求，依然挡不住回家过年的人潮。实在买不到票的，驾着摩托车千里走单骑也要回家。中国人最顽固的习俗是回家过年，过年必须回家，回家才是过年。过年前最能打动人心的场景是父母倚门倚闾盼归，小辈陟岵陟屺急回。进门的那一句“我们回来了”如春风化雨，让一年的思念、委屈和苦楚随风飘散，只剩下笑声伴着急切的问候和诉说。过年回家有父母等着，有说不完的唠叨等着，有一成不变的年菜等着，这是何等的幸福！
过年的礼数，北方似乎总要比南方来得更隆重，更繁复。以前北京过年，并不是只在春节这一天热闹，节庆的气氛需要早早酝酿。当年北京的民谣说得清楚：“送信的腊八粥，要命的关东糖，救命的煮饽饽。”就是说，腊月初八的腊八粥一喝，就开启了过年的模式。腊月二十三祭灶王，吃了关东糖，催账的就上门了。等到大年三十，放了鞭炮祭了祖，嘴里吃上热气腾腾的饺子（饽饽），债主按例就不能再催讨债务，这年关就算过去啦。春节过后，年还没有过完，到正月十五元宵节后，年庆才算结束。而老北京更讲究，正月十三叫上灯，十四叫试灯，十五叫上元灯，十六叫残灯，十七叫落灯，一直到正月十八年才算是正式过完年，大人小孩各归其位。（唐鲁孙《天下味》）
从小就听周边的老人抱怨，说现在过年没有年味，如今自己也开始抱怨了。从前的年味从何而来？从人的忙碌、人的期盼而来，从周边的张灯结彩、处处可见的春联年画而来，从菜场商店的琳琅满目、人头攒动、争相采买而来。
过年前是忙碌伴着兴奋，大人小孩各有所忙。大人忙着清扫，忙着把一年没用过的锅具、餐具、摆设擦得干净铮亮。在物资匮乏的年代，要忙着找关系买平时难得一见的主副食品。还要忙着给小孩派活干。小孩能干什么呢？太多了：炒花生瓜子、择菜、掐豆芽根、做蛋饺，大一点的小孩还要帮着磨糯米粉。记忆中最喜欢干的活是煎蛋饺，蛋煎碎了可以理直气壮地放进嘴里（当然要注意掌握分寸）。
最怕干的活是坐在天井里择菜，手冻得通红还要坚持。更痛苦的是天还没有亮透就被家长从床上提了起来，去菜场排队。以前平时很少看到鸡鸭鱼肉，过年凭票供应，上海的家庭分大户和小户，配给量不一样。一张家禽票，排在前面的可以买一只鹅，排后面的只能买一个冻鸡或冻鸭，越后面越小。事关肉量，想想都要咽口水，谁不想排到前面？鱼票也是一样。所以，每个摊上都要弄个人排队，人不够了小孩就要上阵。每个菜场都有自己的规矩，通常是一早去放个菜篮或砖块占位，但到了一定的时间节点，比如早上六点，必须有人出场，人不到场的视为自己放弃。睡眼朦胧的小孩于是成了菜场自发秩序的受害者。
买了这么多好菜，过年餐桌上一定是花样繁多、精彩纷呈了吧？其实未必，除了年夜饭，过年几乎是天天吃剩菜。过年了，上海谁家不是一大锅水笋烧肉、一大锅鸡汤排骨、堆起来的鱼丸肉丸？每天拿一点出来，加蔬菜热一下就打发一顿。以前的北京人似乎更惨，初一到初五不兴煎炒烹炸，只能熬煮，不能生米下锅，所以只能吃五天饺子、馒头加剩菜。
说起来惭愧，在香港工作了十多年，在当地过年的经历只有一次。虽然春节那几天回上海了，但前前后后在香港还是感受了本地人过年的习俗。香港人过年的应景食品有不少和内地类似，但有几样是我以前没有见过的，比如萝卜糕和马蹄糕。我尝过的最好的萝卜糕、马蹄糕都是同事家里自制的，因为原材料好，因为用心。
盆菜原来是香港近郊原住民团聚的热闹菜，各种食材按一定顺序堆积在大盆里，许多人围着吃。一层层往下挖，不断有新的发现，带来阵阵欢呼，十分热闹。后来高级食材慢慢入侵，盆菜逐渐变味，现在差不多变成了丰俭由人的大杂烩。香港过年的一大特色为利是（红包）随手发。一个利是普遍是20元，当然也有10元或50元、100元的，但主流我觉得就是20元。香港人在节前都去银行换一沓新钞，银行也提供这项服务。20元的利是，给的人轻松，拿的人也没有负担，就是表示祝福，一个意头而已。儿子回到内地，第一个红包有800元，大惊失色，以为别人放错了。
过新年，当然要焕然一新，于是要理发，要洗澡。理发店在春节前的那几天真是人满为患，枯坐几小时才坐上理发椅是常有的事。冬天的洗澡在上海从来都是大工程，因为一般大众家里既没有暖气，也没有热水供应，更不要说家庭浴室。洗澡要去公共浴室，节前的浴室人山人海。于是工作单位有沐浴设施的便“开恩“允许带家属进来享用，街上拿着脸盆水桶和一袋换洗衣服的不用问就知道要去哪个单位洗澡了。我父亲带我们兄弟去洗澡时还会捎带上单亲邻居家的男孩，浩浩荡荡，隆而重之完成年度清洁大礼。
焕然一新的另一件事是准备新的衣裤鞋袜。有限的布票和预算要让家里每个人都里外一新，办法只能是雨露均沾，点到为止。到服装店买成衣太贵，合身又合眼的也不容易找，于是自己动手。家里有缝纫机的还好，让当妈的省点力气和时间。没有缝纫机的就只好依赖“慈母手中线”了。当然也可以找裁缝铺解决，但裁缝铺到年底都是应接不暇，收费贵不说，能不能按时交货总让人放心不下。作为最后的选择，当妈的不得已硬是靠一针一线缝制出全家人的一身新装。印象中妈妈们最辛苦的事是纳鞋底，一双鞋底要熬夜好几个晚上才能完成，留在手上的斑斑点点让家人穿上新鞋也迟迟不忍踩到地上。
年货的采办都是家中大人来完成。什么是年货？一般是指过年必吃、过年吃得特别多的食品，但具体内容好像从来没有确切的共识。我觉得按采购渠道大致可分四类：菜场买的、南货店买的、酱油店买的和食品店买的。菜场买的包括鸡鸭鱼肉、豆制品、蛋、蔬菜等。记得六十年代有几年鸡蛋缺货，过年到菜场只能凭票买冰蛋。做蛋饺倒是合适，做荷包蛋水煮蛋什么的就别想了。
到南货店可以凭票购买木耳、黄花菜、粉丝、白糖一类，以及不要票的瓜子、核桃等炒货。如今南货店里摆得铺天盖地的咸肉、火腿、腌鸡、风鹅等，在当年是难得一见的奢侈品。酱油店的油盐酱醋常年供应，但麻油以前只有在过年时才能买到。到酱油店最要紧的是买酒，各色的酒，囤够了才有过年的感觉。食品店里买糕点糖果，以及一些只在新春时节才供应的时令食品，如猪油糖年糕、八宝饭、松糕等。这些食品除了放在家里待客和自用，出门拜年时也要拎上一点表示心意。现在流行年货大卖场，逛一次就将各种年货一网打尽，如果是网上采购，连门都不用出，着实省了不少事，却也错失了许多年节气氛。
年货中有两样东西一般归小孩采购（至少我们小时候是这样），就是糖果和炮竹。那时的中小学生在年前经常会凑在一起咽着口水讨论哪家店的糖果最漂亮、最好吃，买糖果的事交给他们肯定不会错。早先的炮竹就是鞭炮和高升（北方俗称二踢脚），烟花是后来经济发达起来才流行开来的。一串鞭炮舍不得一下子放完，一个个拆下来放，东点一个，西放一响，可以热闹很久。引信坏的还要把鞭炮从中折断，非放出点火焰来不可。高升气势就大了，胆大的拿在手里点，胆小的放在地上点，胆子更小的只好请别人来放，由此留下一句讽刺人傻的俗语：买了炮仗给别人放。
在很多人的童年记忆中，过年就是放鞭炮，放鞭炮就是过年。夸张一点说，传统的年味至少有一半是由烟花爆竹撑起来的。自从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禁放烟花爆竹，除夕夜晚的空气质量明显改善，意外事故减少，但代价也不小，过年的热闹欢腾几乎荡然无存。我家两个孩子小时候每年都随我们从香港回上海过年，他们对上海的吃喝玩乐，对家庭团聚的温馨快乐非常期待，但最让他们兴奋并念念不忘的还是除夕和初四晚上的爆竹声。
女儿婚后专门陪洋女婿来上海过年，想让他实地体会一下什么叫夜如白昼，什么叫声震云霄，不巧恰碰到上海第一年禁放烟花爆竹。午夜时分，一家人在寂静的街道上梭巡，看到的是一队队巡逻的纠察而不是偷偷燃放烟花的居民。女婿脸上的表情由期待变为不解，由不解再变为狐疑，那一刻我觉得我们一家人的信用指数在急剧下降。最近有人公开呼吁燃放烟花爆竹的民风民俗不应一味地禁止，或许不久的将来女儿女婿可以带着他们一家重回上海过年，弥补当年的遗憾。
过年也有令人担心害怕的事。一怕打碎瓷器，扫兴之余在老人眼里很可能还是一个不祥之兆。万一真打碎了，只好念念有词：碎碎平安、岁岁平安。二是怕小孩口无遮拦，出言不吉利。以前的人也有应对办法，要么是在墙上贴“童言无忌、万事如意”的红纸春条，抵冲不吉之言，要么是用厕纸在小孩嘴上擦一下，表示小孩说话等于放屁。现在看起来是十足的自欺欺人。
不吉利的话不能说，吉利奉承的话过年时则不妨多说。过年向例是人们互相奉送廉价好话的时候，什么“万事如意”，什么“心想事成”，什么“财源广进”。说者毫发无损，一点成本也没有，听者却如沐春风，站在财务立场看这真是无本万利的生意。所以，大家尽管对好话的不作数心知肚明，但还是乐此不疲，年年照说照听不误。
过年最烦人的要数拜年了。比较幸运的是，我们小时候拜年已经不兴磕头了。民国时代的文人对拜年磕头的回忆还是满满的怨愤，如梁实秋在《雅舍小品》中的回忆：“日上三竿，骡子轿车已经套好，跟班的捧着拜匣，奉命到几家最亲近的人家拜年去也。如果运气好，人家‘挡驾’，最好不过，递进一张贴子，掉头就走。否则一声‘请’，便得升堂入室，至少要朝上磕三个头，才算礼成。”如此不近人情的礼仪，难怪乎梁要用“窝囊”两个字概括自己的感受。现在虽然不用磕头，但该有的礼数还是不能马虎，该鞠躬就鞠躬，该祝福就祝福。到了互联网时代，拜年可以躺在床上完成，甚至可以预先设置好，到时自动发出去。古人如果知道，不知该有多羡慕。
其实，小时候街上拜年的人流是过年喜气洋洋气氛最直接的体现。一家大小，簇新的衣服包裹着，新得都有些不自在了。手里提着礼物，最显眼的是一个大蛋糕。拖老带幼的，自行车是不能骑了，只能坐公交车。车上叽叽喳喳，那是平时不坐公交车的小孩子发现新大陆似的兴奋哗叫。不时地，一个刹车引来一片尖叫，一阵哄笑。只要蛋糕没有打翻，酒瓶没有碰碎，车上的欢乐会在一个个车站卸下又涌入。因为要外出拜年，外出玩耍，所以大家特别关注过年会不会下雨。预示过年天气最流行的话是“邋遢冬至干净年”，于是大人小孩都盼着冬至下雨。如今，年味淡薄到似乎已经没有人在意过年是不是下雨了。
现在流行的祝福词是“恭喜发财”，新春期间香港人几乎是把这句话挂在嘴边逢人就说。这在我们小时候是万万说不得的。革命年代，说发财就是资本主义尾巴没有割干净。记忆中最特别的春节是1967年，文革正处高潮，春节不放假，照常上班，一生中唯一的一次。春联也变得符合革命精神，比如当时比较流行的一联“革命方知北京近，串联更觉主席亲”，如今读起来真有隔世之感。
点缀过年气氛的重要手段是春联和年画，春联现在还有，年画在大城市中已经很少见了。天津杨柳青和苏州桃花坞都是凭年画扬名天下的，现在即便还生产，估计只能满足小众的需求了。春联的历史悠久，最早的春联据说是“三阳始布，四序初开”和“新年纳余庆，嘉节号长春”，都有千年以上的历史了。
写春联向来是文人争奇斗艳、一试高下的好时机，一副好的对联可以让天下人津津乐道，长久流传。没有文采的只好央人代笔，或者买一副现成的。因为商品化了，如今的春联看来看去都差不多，什么“向阳门第春常在，积善人家庆有余”“生意兴隆通四海，财源茂盛达三江”，给家门添点喜庆而已，文采是谈不上的。前几年有台湾校友辗转送我一副国民党前主席马英九手书的鼠年春联（当然是印刷品）：“金鼠风光无尽藏，万物熙和有余香。”联语不很工整，意境也相当俗，但至少证明他还有这样的习惯和能力。老实说我写不出来。
小时候春节都是严寒天气，在外面玩耍缩手缩脚的，很不痛快。小伙伴们于是感叹，要是能夏天过年就好了。本以为是痴人说梦，谁料想真有夏天过年的。1985年初公派去澳大利亚学习，到唐人街的商店门口一看，左边是“夏季大酬宾”，右边是“新春大减价”，一时恍惚，大有时光错乱之感。
回头再看一下这篇小文，用的最频繁的词似乎是“小时候”。古语说“小时了了，大未必佳”，大而不佳的人只好挑小时候的事聒噪，列位看官要谅解。
过年也是大发感叹的时候，“阅岁渐深，韶光渐短，添得一番甲子，增得一番感慨”（明·卫泳《闲赏·元旦》）。过年也是盼望春天、期待来年的时光。“江梅堤柳，装点春工。晴雪条风，消融腊气。”去年的种种不快，随风而逝，来年的件件好事，尽到眼前。做人还是要有点盼头的。
年岁渐增，对过年的要求越来越简单，无非是家人闲坐，灯火可亲；衣食无缺，书香绵延；长幼安康，朋辈发达。一张嘴，愿又许过头了。明年一定改，相信我。
教授简介
苏锡嘉是中欧国际工商学院荣誉退休教授，在中欧任会计学教授前，他是香港城市大学商学院会计学系副主任、副教授。
苏锡嘉教授毕业于加拿大蒙特利尔市Concordia大学，获得管理学博士学位；1982年和1987年分别获得厦门大学经济学学士和硕士学位。苏教授主要从事国际会计、审计、公司管理、中国会计与审计等方面的研究。其研究课题主要包括家族企业的公司管理、审计员的岗位轮换、审计质量以及盈余管理。
苏教授的研究发表于众多知名的期刊，如《审计：实践与理论》《亚太会计与经济研究》《会计与公共政策期刊》《国际会计期刊》《中国会计与金融评论》《国际会计研究》《国际审计研究》《当代会计研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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