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政系”掌管最高法五大巡回法庭：西南政法78级——难以复制的神话】

来源：法律读品综合中国人大网、最高人民法院网、南方周末赵凌《西南政法大学：风雨五十年》（2003年）等报道文章。法律读品”投稿邮箱：[e-mail]

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五次会议25日表决通过任免名单，任命了新设立的第三、第四、第五、第六巡回法庭庭长、副庭长。四个新设巡回法庭的一把手分别由最高法院四位副院长担任，其中任命最高法院党组副书记、副院长江必新为第三巡回法庭庭长，副院长景汉朝为第四巡回法庭庭长，副院长李少平为第五巡回法庭庭长，副院长张述元为第六巡回法庭庭长。此外，还任命了八位巡回法庭副庭长。此前，全国人大常委会已最高法院审判委员会副部级专职委员刘贵祥、胡云腾分别担任第一、第二巡回法庭庭长。

2016年11月1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最高人民法院增设巡回法庭的请示》，同意最高法院在深圳市、沈阳市设立第一、第二巡回法庭的基础上，在重庆市、西安市、南京市、郑州市增设巡回法庭。而最高人民法院第一、第二巡回法庭分别于2015年1月28日、31日在广东深圳、辽宁沈阳挂牌。

最高人民法院巡回法庭是最高人民法院派出的常设审判机构，与最高人民法院其他部门同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内设机构。巡回法庭审判工作受最高人民法院本部指导和监督，代表最高人民法院行使审判权，其作出的判决、裁定和决定，即为最高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和决定。

2016年12月2日上午，最高人民法院第二巡回法庭在辽宁沈阳对聂树斌案再审公开宣判，宣告撤销原审判决，改判聂树斌无罪。该案合议庭即由第二巡回法庭庭长胡云腾担任审判长，主审法官夏道虎、虞政平、管应时和罗智勇为合议庭组成人员。

“西政系”掌管最高法五大巡回法庭

据公开资料显示，最高法六个巡回法庭庭长除了第一巡回法庭庭长刘贵祥外，其他五人都有西南政法学院（1995年更名西南政法大学）的从学经历。

其中，胡云腾，1983年9月至1986年7月，西南政法学院刑法专业硕士研究生。

江必新，1978年9月至1982年9月，西南政法学院法律系法律专业学习；1982年9月至1985年1月，西南政法学院法律系中国法制史专业硕士研究生。

景汉朝，1978年9月至1982年7月，西南政法学院法律系法律专业学习；2000年9月至2004年1月，西南政法大学法学系诉讼法学专业在职研究生学习，获法学博士学位。

李少平，1978年9月至1982年7月，西南政法学院法律系学生；1982年7月至1984年9月，西南政法学院法律系教师；1984年9月至1987年7月，西南政法学院法律系刑法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张述元，2001年9月至2004年7月，西南政法大学刑事诉讼法专业在职研究生学习，获法学博士学位。

而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也是西南政法大学78级校友。官方简历显示，他于1978年至1982年在西南政法学院法律系学习，1982年至1985年为西南政法学院研究生院民法专业硕士研究生。

从中国法学“黄埔军校”到“落魄的贵族”

偏居西南一隅的西南政法大学，曾被称作中国法学的“黄埔军校”，也有人评价它是中国法学教育最成功的典范。

西南政法大学前身为西南政法学院。1953年9月20日在全国院系调整中，西政合并5所大学法律系而成立。

在这之后的20多年里，学校经受了历次政治运动的冲击，发展步伐逐渐缓慢。和所有遭遇“运动之苦”的中国高等学府一样，在“砸烂公检法”、“停办政法院校”的恶浪中，西政被停办近十年。

1971年4月，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召开，许多高等院校包括所有的政法学院在这次会议上决定被撤销。

西政几位资历较深、在运动中饱受磨难的老先生不愿接受这个现实，他们顶着自己头上已有的政治高帽，不止一次地给四川省、最高人民法院、公安部写信，苦苦恳求保留学校。这段历史被西政称为著名的“护校运动”。

1973年最高人民法院通知西政“三不动”：人员不动、校产物资不动、图书不动。西政以这样的方式得以保全，同时期的北京政法学院（中国政法大学前身）等其他4所政法院校均被“五马分尸”。

1978年2月18日，国务院高教部决定将西政列入全国首批重点院校，而且是司法部所属全国5所政法院校中惟一一所重点大学，并被批准提前于其他政法院校一年恢复招生。

那一年，梁治平、夏勇、贺卫方、王卫国、龙宗智、江山、蒋庆、顾培东、程燎原、王敏远、陈泽宪、江必新、张穹、于安、周强……到西政就读，他们成为当代中国法学界的精英、俊杰。

北京大学法学院院长朱苏力在其所著《从法学引注看中国法学的现状》中开出的国内法学学者“大名单”——近乎一半出身西政。

有人评价说，西政的“新三届”（1978级—1981级）是中国法学教育的成功典范。他们的学术或政治成就对中国法学产生了重大影响。这是所谓“西南现象”的大致含义。

1990年代中期，西政在法学教育中仍保有傲视的姿态和实力。1997年底“211工程”的失利是西政困境的标志。司法部当时所属的6所高校只有中央司法警官学院进入“211”的名额。

1991年6月，种明钊教授被任命为西南政法学院院长。上任后，他便提出自己的计划，在他的任期之内，一定要办好三件大事，其中之一就是更改校名为“西南政法大学”。

1995年5月，“西南政法学院”更名为“西南政法大学”，种明钊成为西南政法大学正式挂牌的首任校长。

1999年末，西政校园开始传出这样的消息：西政将被并入重庆大学！时隔25年，西政又上演了一场“护校运动”。西政最终被保住，但改革再度袭来，西政遭遇了校史上最大的变故———下放重庆管理，由全国性大学变为地方性大学。

（准备出校游行的队伍被校长田平安和老师们拦了回来）

自此，这所传统名校因为远离中国的政治或经济中心，她在教育资源和教育政策上被一步步边缘化。

2002年，有关机构做出中国法学教育排名，西政位列12，前12名除西政和中国政法大学外，全部为综合性大学，中国政法大学排名第五。

一些西政学生把西政调侃比作俄罗斯———一个“落魄的贵族”。

西南政法78级——难以复制的神话

对于中国而言，1978年是个特殊的年份，这一年后来被认为转变了整个国家经济发展的方向；对于中国的法律界而言，1978年是个特殊的年份，恢复高考后进入大学攻读法律的这一届学生，后来高密度地诞生了一大批对中国法治影响深远的人物。

1978年，西南政法大学恢复招生，共招生400名，其中法律系364人。

1978年的这一届人，后来成为西南政法大学引以为豪的骄傲，他们当中诞生了后来在中国政界、法学界如雷贯耳的名字——周强、贺卫方、梁治平……在1978级校友入校30周年纪念时，统计表明，这届学生中省部级领导职务的有14人、厅局级领导约100人，知名的法学学者近100人。这就是后来屡被传颂的西政78级神话。

目前，七八级400多名同学中，从工作单位地域划分，北京和广东最多。北京有60余名，广东省有70余名。除北京、广东外，人数较多的是重庆和四川，各约30名。其他200多名同学分布于全国各地，但黑龙江、吉林、内蒙、青海、西藏、台湾、澳门目前没有七八级同学。大约10名同学已移民外国。

从职业上划分，七八级同学目前仍在国家机关工作的大约200名左右，占全部同学的半数；在国内各大学担任领导职务和任教的大约100名左右，其中包括10名左右的同学在社科机构任职。其他100多名同学的职业，以律师为主，约有70余名，还有少数同学经商。

为何78级法律本科生能够取得群体性的成功，成为一种现象？

尽管不同的研究者有不同的答案，但有一个原因是他们都意识到的：时势造英雄。78级之所以能成为一个现象、一个神话，与当时特殊的时代环境分不开。

正如清华大学教授、西南政法学院78级的于安所说：“78级读大学时，正处于国家的转折时期，社会需要大量法律人才，他们生逢其时，无比幸运。”

78级是“文革”后恢复法学教育的首批法律本科生，毕业后自然是新时期法治建设的第一批人才。

经常有法学界人士这样问西政78级学生：在这样一个偏远、破旧、狭小的校园里，为什么会走出那么多优秀的人才？78级学生为什么会取得群体性的成功？

被问多次以后，西政人除了回答客观的“时势造英雄”的原因外，还会提到“西南精神”。

一位学者将这种精神解释为：学术开明、思想独立、治学严谨、厚德重法、生生不息。

而今天的许多西政人认为，78级就读的时间就是“西南精神”的奠基时期。甚至有人将“西南精神”称为“78级精神”。

一位研究78级现象的学者说：“正是从78级的学生开始，西政人就表现出一种具有独特气质的精神，他们一边走在泥泞不堪的小道上，一边谈论着他们对时事的惊世骇俗的看法；他们没钱坐车，却步行到重庆的人群聚集地，告诉劳作奔忙的人们‘中国应当向何处去’。”

清华大学教授于安说，78级的学生由于经历了在农村的十年反思，身上具有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这也是他们后来能走向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

有人说，78级法律本科是一个神话，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前无古人似乎已经是事实，对于后无来者，许多人还有期待，抑或将来还会出现类似的神话？

“这么多年过去了，人们津津乐道的还是78级。我不知道这是一种骄傲呢，还是一种悲哀？”一位法学界人士的发问，将沉醉于78级光荣历史的人们拉到现实中来，“我们还能不能创造一个新的78级神话？”

对此问题，著名学者、西政78级的陈泽宪坦然回答，“时代背景无法重拟，学生群体特点难以再现，相同的奇迹自然不再。”

顾培东有着类似的观点：“西政78级的辉煌——那是历史的际遇，可一而不可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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