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卫·奇普菲尔德：建筑师首先要做的是设计城市，而不是设计建筑。

“我认为好的建筑会提供一个环境，它在那里，但它又不在那里。就像所有意义重大的事物一样，它们既是前景又是背景。”

——戴卫·奇普菲尔德爵士

在不久前的上海“RAM Assembles外滩建筑节”（RAMA外滩建筑节）上，我们见到了今年普利兹克建筑奖的得主——戴卫·奇普菲尔德爵士(Sir David Chipperfield)。他穿着一身藏青色西装，披着颜色更深的藏青色大衣，静静地站在洛克·外滩源的博物院广场上，就像他的建筑作品所呈现的一贯风格——低调而优雅，微妙而有力。

这次他专程来到上海，是为了参加由他担纲艺术总监的“RAMA外滩建筑节”。早在2006年初，洛克·外滩源便邀请戴卫奇普菲尔德建筑事务所(David Chipperfield Architects)加入这一意义非凡、难度极大的城市焕新项目，其中包括修缮、更新和改造该地块的11栋历史保护建筑以及众安·美丰大楼，并对美术馆全新入口与博物院广场进行改建，以及为上海外滩美术馆所在的亚洲文会大楼添建新翼。

洛克·外滩源圆明园路街景，摄影：田方方

上图：上海外滩美术馆博物院广场入口，摄影：田方方

下图：众安·美丰大楼 ©Rockbund

如同一切意义重大的事物需要长期而持续的投入一样，这个项目一直处在进行时态中。在奇普菲尔德看来，城市是动态的，经历百年历史的外滩源也不会在原地静止，它与城市同步处于不断演进当中。当面对外滩源这样具有历时性的大型建筑课题的时候，城市空间的规划者、城市建筑师、城市公共文化的开拓者的天赋、远见与人文责任感便显得空前重要。

正是出于对城市公共空间的持续探讨，上海外滩美术馆与洛克·外滩源联合发起“RAMA外滩建筑节”，这个每两年举办一届的盛会旨在汇集多种历史与前沿的思考，跨学科性地思考建筑与设计。作为洛克·外滩源主持修缮建筑师的奇普菲尔德，在其职业生涯中不断倡导增进社会和环境的福祉，很自然地成为首届“RAMA外滩建筑节”艺术总监的不二人选。

外滩在上海人的心中意义非凡。人们渴望在圆明园路一带触摸到19和20世纪之交的浮华的旧上海，又希望它是摩登大都会里具有现代性和生长性的文化地标，这无疑对建筑师及城市规划者发起一个巨大的挑战。

圆明园路上的历史建筑 ©Rockbund

奇普菲尔德为首届“RAMA外滩建筑节”策划的主题——“公共空间”，对此给出了一个有力的回答。在他看来，“在全球疫情、社会分化与气候危机的重压下，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建成环境对生活品质的影响。要让城市得以增进公众福祉，我们就需要维系‘何为城市’的基本共识，而公共空间始终居于这一愿景的核心。”

一般来说，城市中心广场扮演着极富象征意义的角色，它颂扬了文明与社会进步。也许正是在这种观念的掩盖下，那些并不宏大开阔的里弄和后巷，点缀着行人的街角，抑或是朋友之间适意畅谈的长凳之类的松散、临时性、间隙性的公共空间所组成的重要网络反而被忽略了。洛克·外滩源所在的街区恰恰具有这种间隙性空间的特征，它曾经是一个提供人与人之间交融聚汇、共享时空的场所，如何激活这种历史街区，并通过建造赋予其当代性？奇普菲尔德及其团队为首届“RAMA外滩建筑节”特别创作了全新的空间介入装置，试图回应“公共空间”这一主题。

左图：洛克·外滩源安仁里；

右图：洛克·外滩源美丰巷，摄影：田方方

与时下追逐奇观式的建筑艺术装置不同的是，奇普菲尔德从一开始就提出避免再造一个奇观化的物件，相反，他关注城市空间对公共生活的承载力的方式，将这些极其简约、轻便的灰色台阶装置分散在博物院广场及周边里弄，使之成为街区内历史建筑的低调延伸。进入博物院广场的人们，如果不刻意留心，甚至无法注意到这些灰色台阶式装置的存在。但这恰恰是奇普菲尔德的“成功”之处。

戴卫奇普菲尔德建筑事务所(DCA)设计的“RAMA外滩建筑节空间介入装置”

这些装置创造的空间可以被用作各种自发的城市行为，例如休闲、集聚、表演，人们可以随意在灰色台阶上坐卧、聊天、下棋，甚至起舞。在为期两周的“RAMA外滩建筑节”里，100多场活动围绕着奇普菲尔德及其团队设计的“空间介入装置”展开，以“激活”“对谈”“街区”三个系列对“公共空间”这一主题进行拆解。

墨音MOIN，音乐快闪-阿卡贝拉《Words》，2023 RAM Assembles外滩建筑节，摄影：墨音MOIN

吴艳丹，《渗透·清流》，2023 RAM Assembles外滩建筑节，摄影：仁宣

李鋆天，《唤醒》，2023 RAM Assembles外滩建筑节，摄影：Yan Yufeng

在奇普菲尔德的心中，始终有一个隐形的客户——栖息于建筑中的公民。他坚持场所的公共性取决于其所能承载的活动，而不仅是其建成形态。它依赖于物理环境，但同样取决于社会基础设施，譬如人与人之间的默契链接，以及分享和参与的意愿。一座以建筑本身为目标的建筑并非理想建筑，一座将“造福人类”作为终极目标的建筑才是。

除了对外滩源内11栋历史保护建筑进行修缮和为众安·美丰大楼做整体建筑设计以外，奇普菲尔德还担纲了整个街区广场内巷的景观设计。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奇普菲尔德所承担的任务不仅是建构上的“修旧如旧”，还要在此基础上赋予其创造性的“新”，让它始终能够成为人与人之间交融聚汇的富有吸引力的场所。

一直没有对外开放的博物院广场内巷这次全部打开，奇普菲尔德为上海外滩美术馆设计了新的东侧入口。在与上海外滩美术馆所在历史建筑亚洲文会大楼的西侧正立面相呼应的框架结构之外，奇普菲尔德使用了他偏爱的大型玻璃外墙与风格极简的混凝土结构，将功能性与装饰性高度合一。玻璃、混凝土，这些材质单纯而抽象，显然不属于1931年的上海，用奇普菲尔德自己的说法，这是一种必要的对话，既需要“和场所对话”，也需要“和现存建筑对话”，更要“与未来对话”。

上图：上海外滩美术馆所在亚洲文汇大楼西侧正立面；

下图：改造后的亚洲文汇大楼东侧正立面

事实上，如果人们不是刻意地从博物院广场眺望这座美术馆全新的东侧立面，恐怕很难发现建筑师重新设计了它。奇普菲尔德始终有这样一种认知：“一座建筑应该有一以贯之的变化，一种限于自身的内部变化的关系。”这种认知延续在他众多声誉卓著的历史建筑修缮与改建项目中，无论是上海外滩美术馆（前亚洲文会大楼），还是被广为称颂的柏林新博物馆，或是去年刚刚落成的威尼斯旧行政官邸大楼，建筑师的工作就是“基于建筑所有部分，不停地调整他的概念”，包括体量、立面、材质、构造工艺等之间所有的细微关系。

德国柏林新博物馆中庭主楼梯，DCA用混凝土大台阶改造了原来的铁艺楼梯

©Joerg von Bruchhausen，Courtesy of DCA

意大利威尼斯旧行政官邸大楼 ©Alessandra Chemollo，Courtesy of DCA

这种“一以贯之”成为奇普菲尔德的某种信仰，这在洛克·外滩源项目中随处可见。比如位于街区重要位置圆明园路北京东路交叉口的众安·美丰大楼，其原址是建于1926年的美丰洋行，奇普菲尔德保留了东向与南向的两个历史墙面，并将沿街的三层历史建筑立面进行修缮和翻新，在上面新建了11层体量，将其拔高至60米的新建筑。这座新的红砖塔楼成为一个强有力的标志，将历史悠久的城市肌理与远处高楼林立的城市天际线融为一体。

众安·美丰大楼外景，戴卫奇普菲尔德建筑事务所(DCA)在历史建筑上新增了11层体量

众安·美丰大楼新旧建筑体量交接处细节

奇普菲尔德始终认为，建筑对环境和历史具有永久性的影响，所以他能够坚定地在与时间和地点的对话中进行设计，并且试图谴责那些不为当地社会服务、臣服于经济大鳄的建筑商品化行为，以及就此引发的缺乏永久性的意识，而导致气候危机。

但这种节制的建筑伦理似乎让奇普菲尔德太过“吃亏”，人们常常认为奇普菲尔德缺乏新作，与同时代的建筑师创造的各种夺人耳目的里程碑式的建筑相比，他的作品似乎过于低调、节制，甚至有些寡淡。更何况，他的很多杰作都是对城市中心历史建筑的修复与改造，那更加要求建筑师压制自己的表现欲，充满智慧地找到合适的方式与历史中的建筑对话。

不妨看看他另一些具有强烈态度的公共建筑作品。比如2018年落成的德国柏林詹姆斯·西蒙美术馆(James Simon Gallery)，奇普菲尔德为其设计了宏大却低调的柱廊，将许多开放空间围拢起来。柱廊中的混凝土柱子去除了所有装饰性细节，只有干净的气息和肃穆的整体。

德国柏林詹姆斯·西蒙美术馆外景 ©Ute Zscharnt，Courtesy of DCA

再如2006年落成的西班牙瓦伦西亚美洲杯帆船赛大楼，建筑的室外空间比室内空间更大，悬挑的观景台十分宽敞，有些观景台的进深甚至可达15米。

西班牙瓦伦西亚美洲杯帆船赛大楼 ©Christian Richters，Courtesy of DCA

这些看似低调的、抽象到极致的线条，恰恰呈现了奇普菲尔德丰富、多变和复杂的一面。在伦敦、柏林、上海、米兰和圣地亚哥·德孔波斯特拉5个城市均设有事务所办公室的他，比地方建筑师更加多产和广谱。

就像普利兹克奖评审辞中写到的：“在不同的城市中，我们没有看到任何一座一眼就认出来的奇普菲尔德建筑，而是看到了针对每种不同情况而设计的奇普菲尔德建筑。他的每座建筑都彰显着自己的存在，同时又能与周边社区建立新的联系……实现了真正的平衡。”

INTERVIEW

Noblesse X David Chipperfield

为什么以“公共空间”作为这次“RAMA外滩建筑节”的主题？

房地产投资者和建筑师们往往关注建筑本身，但城市是由建筑和建筑之间的空间组成的，没有人对这些空间负责。但是如果我们想要提升城市质量，就不仅要考虑建筑，还要考虑建筑与建筑之间形成的空间，必须思考所有那些对提升人类生活质量有贡献的事情。在过去30多年里，大部分城市的公共空间是由交通规划所决定的，而不是由人的生活规划决定的，因而这是一个我们需要投入更多研究的领域。洛克·外滩源不是一个设计项目，而是一个概念性的项目，我们必须重视公共空间。

鸟瞰圆明园路 ©Rockbund

洛克·外滩源这一街区大约在100年前形成，那时人们的生活方式、社区规模、建筑体量与现在完全不同。你在改造这一街区时，如何使100年前的建筑能够适应今天大都市的生活方式和城市规模？

这是最重要的问题之一，我的回答是做好城市规划。在市场经济中，理性的投资者只会专注于建造房屋，并不关心公共空间或者建设城市。他们受到商业压力的驱使，关心的是如何提高这一地产项目的容积率。正如你所看到的，100多年前的建筑和城市规模与今天是不同的，因而更需要城市规划和立法者参与。此外，还需要平衡投资、公民利益等各种事项，并且评估哪些是优先事项。建筑师首先要做的是设计城市，而不是设计建筑。同时，这也要求公民通过一种更成熟的城市规划流程参与到“设计城市”这项工作中来。做到这点并不容易，但我们在西班牙有一些成功的例子。我们试图把这些理念和市长、政府、开发商、投资人分享，并且把所有的人聚集在一起工作。

100多年前的那些建筑师对城市、公共空间是如何认知的？比如设计真光大楼和广学大楼的邬达克。

那一代建筑师是以城市的理念来设计建筑的，在他们的心中存在着一个“理想城市”。城市是一种具有代表性的事物，它代表了社会的、时代的价值观。外滩是中国和欧洲文化的交汇处，它的代表性在于——给出了那个时代关于城市形象的标准和框架。但是我们当代的投资者与城市规划者较少思考这些问题了——因为土地价值的杠杆作用。

由邬达克设计的真光大楼

那么，作为一个有公共意识的建筑师，你是如何处理这个问题的？

我们心里始终有两个“客户”，一个“客户”支付了我们的账单，还有一个神秘的“客户”在我们心里——市民。一栋建筑的“客户”不仅是为这个建筑付钱的人，还包括在这栋建筑里居住或工作的人，那些每天坐着公交车经过的人，在附近玩耍的孩子，他们都是“客户”，但是他们没有权力，规划师是城市的守护者，就应该代表他们的利益。如果建筑师、规划师对可持续发展感兴趣，就不应该推倒旧的建筑。我认为这是一件非常聪明的事情，它可以帮助我们保护城市。今天的建造不仅要考虑造价，还要考虑可持续发展和社会平等，这些问题迫使我们更聪明地建造，不得不说，我们已经很多年没有聪明地建造了。

采访/撰文：何敏 

设计：Vicky

人物摄影：郭一@Studio One+

部分图片提供：RAMA外滩建筑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