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属眼中的刘青山张子善
1938年8月，刘青山抗大毕业，由冀中区党委分配到河北省大城县工作。由25大队配合组成了工作团，扎根在县城内，以“聚金号钱庄”为基地开展抗日工作，首先成立了抗日救国动员会（实则是不公开的县委会）。这个组织的具体任务就是领导、宣传、组织群众进行抗日斗争，壮大党的组织，发展党员，培养抗日干部，建立县区抗日组织，开办民运训练班，发现人才，选拔干部，然后再输送到各抗日组织中去。
刘青山等人去大城县魏里北村做抗日动员工作时，发现范勇很机灵能干，就把她从村里带了出来。范勇在县民运班经过几个月的培训，加入了共产党，成长为当时大城县为数不多的妇联干部之一。
范勇说：“当时大城县是敌占区，形势很残酷，我党处于地下。刘青山以青塔书店掌柜的身份为掩护，通过卖书到各处进行抗日活动，发展建立党组织。由于他善于联系群众，走到哪儿都能和老百姓打成一片，因此提起刘掌柜，大城县内无人不知，乡亲们见了他，都要亲亲热热地喊他一声刘掌柜。”
“刘青山为人善良，也具有侠义心肠，他最见不得妇女受凌辱受压迫，因此他也就特别重视对妇女干部的培养，他是想通过这些妇女干部来教育那些尚没觉醒的妇女们。白洋淀有一家姑娘7人，凌家姐妹3人，陈家姐妹2人，还有许多妇女干部，都是经过刘青山的引荐、介绍，走上革命道路的。这些人在县里民运培训班学习后，由工作团负责分配到各区充实抗日群众组织，如农会、青救会、妇救会等等。这些人在抗战时期，为我党的各项工作做出了积极贡献，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
我问范勇，刘青山为什么重视培养妇女干部，他是在这方面有什么切身体会吗？
范勇说：“真让你说对了。刘青山二姐就很受婆家的气，他二姐每天早起晚睡，一天到晚手脚不闲着，可婆婆还是看不上；他二姐不仅常受婆婆的气，还常挨她男人的打骂。他二姐就知道哭，刘青山的父母很伤心，但又没办法，他们认为嫁出去的闺女是泼出去的水。可刘青山偏不信这个邪，早就憋着劲儿要治治他姐夫。一次他去看望二姐，赶巧二姐刚挨了丈夫的打正在啼哭。刘青山耐着性子劝姐夫不要老让二姐受气，二姐夫瞥了他一眼说，这是我们家的事，用不着你管！刘青山一听眼珠子都红了，他指着二姐夫的鼻子吼道，今天我非要管一管！一边喊着一边抄起屁股下面的木墩子朝他姐夫头上砸去。他二姐夫见势不妙撒腿就往外跑，刘青山抄起一把铁锨在后面紧追不放。村里的乡亲们见要出人命，便死活拦住像发了疯一样的刘青山。刘青山见姐夫躲起来了，便返身回去，非要拉姐姐和孩子回娘家。走到村口，乡亲们赶来直说好话，刘青山坚持让姐夫当众向二姐认错，并保证以后不捅二姐一指头，否则没完！他二姐夫惧怕刘青山，又怕老婆孩子走了他不好往回接，只好当众向刘青山的二姐认了错并立下了保证。这事之后，他二姐夫对待他二姐好多了。那年青山才十三四岁吧，看见了没有，从小就是个倔种！”
范勇说到这里开心地笑了，然后她又说：“我们俩结婚后，他一直很尊重我，虽然在各方面我都不如他，可他还是那么体贴我心疼我，这使我感到很知足。”
张子善，河北省深县（今深州市）尚村人，1914年生人，又名张振芬，小名三庚。新中国成立前的尚村，是个很特别的村庄，70来户人家的地盘，却分别归属两个县，村东属深县，村西属安平。新中国成立后，村东叫尚村，仍归深县。村西仍属安平，定名为留村。所以有人说张子善是深县人，也有人说他是安平人。
张子善父母早丧，他自小和大哥、大姐及二哥相依为命。大姐心地善良，待张子善如同儿子一样。大哥二哥给地主扛长活，供张子善在王留乡完小上学。张子善老家只有3间房，这是他父亲留下的。张父叫张小拱，号老重，兄弟二人，分家时一人分到一间半房子，3间正房就从中间垒起一道山墙。后来张子善的叔叔搬到另一处去了，张子善的父亲便到处借钱，把兄弟这一间半房买了下来。从此这3间北房便成了张子善家的全部财产了。张子善的大哥不幸早亡，张子善很小便出去参加了革命，家中只有他二哥。
我去张子善的老家时，见到了那3间岌岌可危的老宅，他二哥早已不在人世。
赵玉秀说：“张子善出事以后，他二哥咧着大嘴哭道，我冤啊！为了让他上学去外面做事，我打了一辈子光棍呀！那年我在外面贩布，他回来见了，说我小价买进大价卖出是剥削，走时还把我那些布带走给了部队。从小到大，我没得过他一点儿好处，没沾过他一点儿光，说他贪污了多少多少钱，可那钱，他弄到哪里去了呀？”
刘青山，妻子范勇，长子刘铁骑，次子刘铁甲，范勇此时腹中还怀有孩子
范勇和赵玉秀不一样，她性格外向，对于她和刘青山的恋情，很乐意向我表述。我问范勇：“你心里喜欢刘青山，刘青山知道吗？”范勇说：“知道！这事还是他挑明的哪！他要是看出我无意，也不敢挑明啊！”
范勇又沉浸在幸福而辛酸的回忆之中……
那天在村外的小路上，刘青山和范勇一前一后走着。秋风吹来，一股烧玉米的香味弥漫在他们的周围。二人就东一句西一句地扯着。突然刘青山停住脚步，小声地说，范勇，愿意跟我不？范勇顽皮地一甩头发，俺不知道！刘青山嗔了范勇一眼说，瞎说，我对你好，你难道看不出来？范勇顺手从旁边一棵玉米秸上撕下一片叶子，顺着风扬了扬说，看不出，就是看不出，俺就知道你比俺大6岁！刘青山说，大6岁还叫大呀？范勇歪着头说，大！就是大！刘青山故作兄长状地说，淘气！说真的，你要是愿意，过几天这儿的工作搞完了就跟我去县上吧。范勇昂昂头说，去就去，有什么可怕的！
就这样，二人心中的窗户纸终于被刘青山捅破了，但是依然瞒着众人。
范勇说：“记得有一次，组织上要我们下乡搞抗日宣传，路很远，大家在县上找了几辆破自行车，互相带着。青山就要带着我，说我瘦，身子轻，大家也没介意。那辆破车子没后尾架，我就坐前边的大梁上，我们俩一边走一边说笑着。青山故意落在大家的后面。走着走着，我就觉得脑袋顶上的头皮有点儿疼，扭头一看，这个坏蛋，正笑嘻嘻地叼我的头发呢！”
1940年10月的一天，在冀中八地委一次党员干部活动分子会议上，刘青山突然宣布：经地委同意，我今天要和范勇同志结婚！人们先是一愣，继而就热烈鼓起掌来。有人大声开着玩笑说，怪不得小范条件那么高，介绍谁她都不同意，闹了半天，早和刘掌柜的勾起来了！
婚后第三天，范勇就去了饶阳党校学习。1940年冀中形势日益严酷。临近阳历年时，大城县县委书记郭庆云要调河间去任职，刘青山接任大城县县委书记。不幸的是，在去往河间的路上，郭庆云的警卫员开枪打死了郭庆云，拿着两支枪投敌了，原来警卫员是特务！
1941年麦收时的一个晚上，大城县某区区委书记、区长和负责财务的会计等5人在茂门村召开征收小麦的工作会议。茂门离刘各庄敌人据点十来里路。区委领导就住在村长家，村长家有3间闲置的空房，里边放着许多柴草，区委就在柴草房开的会。谁知第二天天还没亮，茂门就枪声大作。敌人包围了村长的家，把柴草房房顶扒开，扔进一个汽油弹，把5个人全烧死了。事后才得知是村长告的密！
此后，不时传来我党干部和党员被活埋、被打死的消息。范勇回忆说：“大城县是冀中区形势最残酷的县，尤其是1940年至1942年刘青山主持县委工作期间。就是在那么恐怖的环境中，青山照样带着人们拔据点、烧炮楼、破道挖沟、涂掉村头路标、开辟安全区、镇压反革命、精简机构，实行了一系列对付敌人‘三光’政策的措施，有力地打击和阻止了敌人的猖狂活动。敌人曾贴出布告对我党大城县主要领导人重金悬赏：活捉县大队政委韩仰山奖日币2000，活捉县委书记刘青山奖1500，活捉县长康修民奖1000。刘青山在大城县工作4年，受到党和大城人民的高度赞扬，都说他是一个抗日坚决、有勇有谋、有号召力的领导干部。”
在残酷的对敌斗争环境中，范勇和刘青山相濡以沫，生死与共，建立了极为真挚的爱情。范勇回忆说：“那时，我和青山走到哪里，只要人家知道我们是夫妻，那些大姑娘小媳妇就羡慕得不得了，说我俩是天生的一对。”
1943年，范勇生下第一个儿子，不幸死于四六风。1945年腊月，范勇又生下一个漂亮的儿子，高兴得刘青山手舞足蹈，他给儿子起名叫刘铁骑。因当时冀中八地委大院中张子善的儿子排行老大，叫铁雄，后来铁雄虽然夭折了，但八地委的干部们只要有了儿子，都随着“铁”字起名。1952年刘青山被处决时，铁骑7岁，铁甲4岁，铁兵仅几个月。
对于刘青山的死讯，范勇瞒了铁骑很久。刘青山出事后，铁骑每天在墙上画道道，画了60多道时，就问范勇：妈，我爸出差两个月了，怎么也不回来？范勇强忍着泪水说：你爸他准是有事回不来。过了些日子，铁骑从外边回来问范勇：人家说我爸是大贪污犯，早就枪毙了！是不是啊？人家还问我为什么不姓爸爸的姓改妈妈的姓了？范勇再也忍不住，搂住儿子失声痛哭。她说她不知道如何给孩子一个解释……这一夜，铁骑哭哭睡睡，睡睡哭哭。范勇说，这孩子懂事，他爸爸死后，就变得更懂事了，帮我做家务，还常常劝我。他学习也十分用功，从不用我管。从小学一年级到毕业，一直是班干部，学习成绩没掉下前三名。青山要是活着该有多高兴啊！
赵玉秀虽然只和张子善共同生活了几个月，但她依然对张子善怀有很深的感情。
赵说：张子善一米八二的大个子，白皮肤大眼睛长方脸，嘴大唇厚颧骨略高，骨头架子大，显得很魁梧。这人爱干净，衣服旧没关系，打补丁也没事，只要洗得干干净净就行。他大姐做活粗，可每次给他做的布鞋他都很愿意穿。吃饭不讲究，大葱抹酱、烙饼卷鸡蛋就是我们招待客人最好的饭食。子善抽烟抽得凶，一天两盒“小婴孩”，待客才用“炮台”。有时抽烟抽得太多了，都没钱去给他买，我就问他买便宜的行不？他说，冒烟儿就行！
赵说：“子善进城后对自己的家属要求很严格，不准许我和两个孩子吃小灶。那时干部们都很自觉，谁都知道刘青山和范勇感情好，可是为了吃小灶，刘青山还打过范勇一顿。”我问怎么回事。赵说：“有一天中午，也忘了到底是铁骑还是铁甲，偷偷跑到小灶上找刘青山吃饭。孩子小，馋了，跟他妈吃中灶很少吃肉。青山本想让儿子走，可是同事们不让，这个一筷子那个一筷子，刘青山只好让儿子在小灶上吃了饭。刘青山回家以后就训斥范勇，嫌范勇没有看住儿子。小范也觉着委屈，说我是没看住，可你怕影响不好，你怎么不把他赶跑呢！二人你一句我一句顶起来，青山脾气大，火头子上来就打了小范一顿。小范这个哭呀，闹得地委大院的人都去劝架。不过小范也理解青山，很快两口子又和好了。”
赵玉秀说：“一次张子善的大姐从老家来看子善。吃饭时，子善就对我说，你领着大姐吃中灶去吧（当时赵玉秀吃中灶），你要怕影响不好，就让她去吃大灶。我当时觉得真是对不起大姐，因为我听子善常说起他大姐，说他大姐跟自己的娘似的。可我没法子，只好带她去吃中灶。大姐走时，张子善歉疚地对大姐说，你拉扯我半天，我也没钱给你。一个月几十元的津贴费全让我抽了烟，有时不够，还要玉秀从孩子们的小米中补贴。大姐说，你别管我，我在家过惯了穷日子，不花钱；你就在外面好好做你的官，我就知足了。”
刘青山的弟弟刘恒山说：“在南章村我和我哥兄弟二人拥有3间破北房，我哥活着的时候，从来就没想过给家里盖一间新房。我哥回老家养病期间，上下级常来看他。他就带回52斤小米面和面票，供给制又没现钱，来了人全靠我打点吃喝，那时我在外面做点儿小买卖，手里有几个现钱。”
范勇说：“1949年大城闹水灾时，我爹、大哥和我大姐的公公来杨柳青找了个地方住下来，伙着做豆腐。我爹每天早上给地委大院、军区司令部送豆腐，刘青山从来就没提出过给我爹几个本钱，也从不留我爹吃饭。为这个，我还生过他的气。我的一个外甥女十五六了，常来跟我住，我又没闺女，有人见我们娘俩挺亲的，就给青山说，干脆把范勇的外甥女转成供给制算了。青山说：‘那可不行，一个农民！’”
1951年11月29日，张子善作为天津地区出席省党代会的代表及负责人，在他下榻的保定饭店被省公安厅逮捕。1951年11月，刘青山作为中国青年友好代表团的正式成员出席在维也纳召开的世界和平友好大会后，当他乘火车抵达天津车站，被早已等候多时的执法人员押上了吉普车。
范勇说：“刘、张被囚禁时，由分区专员宋至义（张子善的婚姻介绍人）负责看管张子善，省工会主席李国华看管刘青山。他们每天陪着刘、张二人聊天，此时，4人谁也没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刘、张二人得知将被处以极刑后，要上告中央。李国华说，告谁呀！主席批的！刘、张二人听到主席批的，好半天说不出话来。
范勇说：“执行枪决时，省委秘书长李紫光负责押解刘、张二人赴刑场。李问刘青山有什么要求？青山很冷静地说：我是低薪制，我老婆也工资低，3个孩子无力抚养，希望党组织把3个孩子抚养成人。李说，组织上对此有考虑，由组织上抚养两个，范勇抚养一个，你看行不行？刘青山想了想说，可以！”
赵玉秀说：“子善死后，我对组织上说：我虽然和张子善结婚两三年，但我们毕竟夫妻一场，我想去看看他的尸首。活着没见一面，死了让我见见也好。组织上不允许，说已通知他老家了，张子善的二哥已把张的尸首弄回去了。”“子善的尸体是由他二哥在保定雇了辆车接回去的。在尚村停了3日，买了具漆黑色的棺材。往棺材里抬人时，子善的大姐看到子善的十指还是黑色的，抚棺痛哭不已。”
范勇说，刘、张之事，所牵连的41人受到处分，有的坐了监，有的开除党籍，有的撤了职，有的降了级，有的被遣送农村改造。我大哥原在杨柳青做豆腐，生意不好回了老家。因他有瓦工手艺，又会配一种药，这种药5分钟之内就能凝固，可以堵住出水的漏洞，所以就被刘青山介绍到建华防水社去工作。刘青山被捕后，我大哥也受到株连，多次开大会、小会让他交代问题。我的侄女、外甥等多人受到不同程度的株连。1973年我大哥家的三儿子报名参军，军衣都发了，可又被人要了回去，说你三姑夫是被政府枪毙的，你三姑是右派。
范勇的弟弟范景鹤任广州军区白云机场保卫处处长时，林立果要在机场建白宫搞选妃，范景鹤进行了抵制。林立果怀恨在心，了解了范的家底后说，范景鹤的姐夫是被我党枪毙的，这样的人怎么能在这么重要的岗位上干？于是范景鹤就被开除党籍军籍遣送回乡，不久死于脑溢血，后由解放军总政治部平反并追认为烈士。
刘青山被处决后，省委派石家庄市政府人事部门的秘书向范勇传达了省委电话决定，说经中央、华北局、省委三级领导研究决定，联合通知，刘青山的长子和次子从即日起由国家供养，高于一般干部、低于烈士子女，每人每月15元生活费，老三由范勇供养。
1954年，范勇和同情她遭遇的张月东结了婚。1956年，市里便取消了刘青山两个孩子的供给。范不得已，就托人向省委书记林铁反映。林铁为此找到有关领导，问刘青山的两个孩子的供给制取消了你知道不知道？某领导说范勇已结婚，生活不困难。林铁说，那不行！当时省委作这个决定时并没讲她改嫁后怎么样，不管她结婚不结婚，两个孩子的供给不能取消，一直供到18岁！
范说：“就这样两个孩子的供给才恢复。铁骑考上高中后钱不够用了，他就去找省委，一是要当年的判决书，二是要求省委增加供给费。判决书没有给，供给费涨了，3个孩子每月共给50元。”
刘恒山说安国县组织上对3个孩子十分关心，经常派人到家来询问孩子们的情况，从不歧视。1961年底，正值困难时期，刘恒山实在扛不住了，迫于无奈，就给石家庄地委去信反映了家中生活陷入极大困境，自己无力抚养3个孩子。石家庄地委接到信后，经研究，很快给刘恒山送来100元钱。
1962年5月，石家庄地委组织部写信给刘恒山，全文如下：
刘恒山同志：
经地委研究，铁骑、铁甲的供给制仍维持原数不变。为照顾铁兵的生活困难，采取社会救济的办法解决。已转告石家庄市人委民政部门办理。最近可能直接与你汇去救济款几十元。今后有什么具体问题，可直接与市人委民政局联系，当然遇有解决不了的问题可来信联系。总之，党组织对这几个孩子的生活学习是关心的。你为这几个孩子操心照管，甚至形成了某种程度上的生活困难，组织上是知道的。现在的问题是既要保证这几个孩子生活能够过得去，又不能不考虑当前国家财政困难的状况。
中共石家庄地委组织部
1962年5月30日
刘恒山说：“‘文革’期间缺发的补贴，于1981年7月，由省纪检委查明，补发998元，汇寄给了孩子们。”
我与范勇分别那天，她将我送至大门外，拉着我的手又说了半天话。有些我听后愕然，有些听后则无语。
范勇已于2011年5月去世，终年89岁。刘青山、范勇留有3个儿子，依次为刘铁骑、刘铁甲、刘铁兵。张子善无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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