务实者的直觉
1971年，邓小平被下放到江西期间，邓朴方终于被同意去江西，家人团聚。他想给在文革时受迫害的儿子找点事做，问工友是否有需要修理的收音机。一个工人回答，工人哪买得起这东西。
这让邓小平很伤心，社会主义搞了20年，工人家庭买不起收音机。
在江西的几年，邓小平远离北京，有很多时间，所以总是一个人静静地思考一些问题，从参加革命到新中国成立，再到“大跃进”和文革……因为他不怎么跟其他人交流，没有人知道他在想什么，但可以确定的是，他把很多问题彻底想明白了，就等着回去大干一场。
离开江西时，邓小平说，我还可以干20年。那一年，邓小平即将69岁。
1974年8月，邓小平70寿辰时和家人合影。前排左起：邓朴方、卓琳、邓小平、夏伯根。后排左起：邓质方、邓楠、邓榕、邓林。（《邓小平》，第290页）
重回北京的邓小平在严峻的氛围下依然要做些不得不做的事，但大方向明了坚定，即便有周恩来“行事要更加小心谨慎，一步一步来”的提醒，邓小平还是下定决心要进行全面整顿，与此同时也要尽可能避免触碰到毛的敏感神经。
灵活应对，不纠缠主义和理论的争辩，这种务实的工作态度是邓小平重回北京之后的重大转变，后期更是在为改革开放冲破意识形态阻力方面起到巨大作用。
在1975年的一次农村工作座谈会上，他说要改进中国的高等教育，这是为了实现毛主席四个现代化的号召。但当时邓小平的政敌是每天拿放大镜抓他把柄的，毛泽东的侄子毛远新跟伯父汇报，这个邓小平不谈“文革”的成绩，不批判修正主义路线，不搞阶级斗争，只顾抓生产！
“文革”期间，不说具体的大数字了，光中科院上海分院的每150人中有一人死于非命。
于是中央决定再开一次批判邓小平的会议，批评邓小平及其在教育和科技领域的主要拥护者，这个批判邓小平的会议由邓小平亲自主持。这次邓小平没有像当年那样各种检讨认错，三言两语混过去， 推辞了批判会的总结发言，说自己听力不好。这种做法在当时看态度消极，但为日后他掌权提供了更大的活动空间。
那一年的邓小平好像在做一次时间与命运的赌博。
随着毛泽东的去世，“四人帮”被一锅端，邓小平再次复职。在这次的复职演说中，邓小平说，“出来工作，可以有两种态度，一个是做官，一个是做点工作。”
《理论动态》在1978年5月10日出了第60期简报，标题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很快成为一场意识形态斗争，一方赞成“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另一方则坚持“两个凡是”。
毛泽东去世之后，中央的老干部们终于有机会走出国门，看看“腐朽”的资本主义国家到底是什么样子。邓小平在1978年底总结出国考察的作用时高兴地说：“最近我们的同志去国外看了看。看得越多，就越知道自己多么落后。”
一开始，出访资本主义国家的中国老干部代表团以为他们会被当作敌人看待，但东道主的友好和开放让他们惊讶不已。当时中国的大多数工厂等设施都是保密的，甚至对一般中国人也不开放，然而欧洲人却欢迎他们参观工厂、办公楼、商店和几乎所有其他设施。
考察团的成员们都是经过马克思主义洗礼过的，四处寻找资本主义国家的剥削证据，然而这些国家普通工人的生活水平之高让他们大跌眼镜。某官员在总结考察印象时说，“这一个月多的考察让人大开眼界。……我们受到了极大的刺激……原来以为资本主义国家是落后腐朽的，走出国门一看，才知道完全不是那么回事。”
当时越南有一些称霸东南亚的野心，而且开始跟苏联眉来眼去，因此邓小平集中在一段时间内访问了中国周边的多数亚洲国家以及美国。
在日本访问期间，邓小平参观了一条汽车生产线，听人介绍说每个工人一年平均生产94辆汽车，邓小平说，这要比中国排名第一的长春汽车厂多出93辆。他在参观完日产公司后表示，“我懂得什么是现代化了。”
“我们很穷，也很落后。必须承认这一点。我们有很多事情要做，有很长的路要走，要学习很多东西。”这是邓小平在中日记者招待会上的直言不讳。
五中全会最后一天，邓小平说：“开会要开小会，开短会，不开无准备的会……没有话就把嘴巴一闭……开会、讲话都要解决问题。……集体领导解决重大问题；某一件事、某一方面的事归谁负责，必须由他承担责任，责任要专。”
当年上山下乡的知青们回城了，他们的工作是个大问题，那时候哪有什么企业，除了落后的国企。而且已经无力在国企中扩张岗位了，那么是否允许搞“个体户”呢？但这是资本主义啊。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说了，资本家雇用8个人就是剥削，所以，一开始个体户们只要雇用7人或7人就是符合社会主义发展路线的，就不是资本家。不同意的人也无法反驳。
但也就是在这时期，一个叫年广久的人红了，年广久的“傻子瓜子”特别畅销，年广久的瓜子小作坊很快发展到100多人的“大工厂”，红极一时。1983年底，有人把年广久雇工的问题反映到上面，于是，年广久是资本家复辟，是剥削的说法开始传播起来，安徽省委派专人到芜湖调查年广久，并写了一个报告上报中央，惊动了邓小平。1984年10月22日，邓小平依然用他最擅长的不纠缠争论的务实态度指出：“你解决了一个‘傻子瓜子’，会牵动人心不安，没有益处。让‘傻子瓜子’经营一段，怕什么，伤害了社会主义吗？”
当年持续多年的“大逃港”事件，北京方面一直认为这是叛逃和安全甚至是国家尊严问题，20公里长的边境上布满了铁丝网，数千警察把守。但是邓小平听过汇报后说，用警察或军队解决不了问题。边境两侧生活水平的差距才是症结所在；要想解决问题，中国就要改变政策，改善边境这边的人们的生活。
邓小平在1975年着手启动精兵简政工作时，中国的军队人数是610万人，1979年降为520万，1982年又下降到420万，到1988年时只剩下了320万。邓小平说，必须精简政府机构和人员，减轻国家财政的沉重负担。
上个世纪90年代，改革开放的步伐放缓之后，邓小平在其退休前又狠狠推了一把，虽然形式上是非常温和的，以“家庭度假”的名义去南方走了一圈，也就是后来知名的邓小平南方讲话。
南行第一站是武汉，邓小平在站台上站了20分钟，发了一通火，邓小平说，“电视一打开，尽是会议，会议多，文章太长，讲话也太长，而且内容重复……你们要多做少说。……周总理四届人大的报告，毛主席指定我负责起草，要求不超过五千字，我完成了任务。……现在文件多如牛毛。”发了一通脾气后，邓小平说出了他的要点：“谁反对改革，就让谁下台。”
虽然是在武汉的训话，但远在北京的当时的总书记江泽民心领神会。两天以后江泽民对手下的干部说，要加快开放步伐，恢复对外开放政策，减少会议的数量。
在考虑自己的思想遗产时，邓小平说，领导人不能夸大本人的作用，要实事求是。推动改革开放是一个宏大而复杂的过程，没有哪一个或几个领导人能把所有的事情都想到。1978年以来中国取得的成功，是来自广大人民群众的经验。他本人的作用只是把这些发展做了总结，向更多的人推广。
邓小平最后一次公开露面是1994年春节。他于1997年2月19日午夜后去世，享年92岁，死因是帕金森氏综合症和肺部感染。他要求自己的葬礼简单朴素。按照邓小平的遗愿，他的眼角膜被捐出供眼科研究，内脏被捐出供医学研究，遗体被火化，骨灰盒上覆盖着中国共产党党旗。
1997年3月2日，他的骨灰被撒入大海。
＊以上内容整理自《邓小平时代》
▲ 在江西的日子里，邓楠生了个女孩叫棉棉，邓小平做了外公。沉静的表情中，露出难得的快慰。（《邓小平》，第27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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