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老生态面面观| 探寻老龄化时代的养老社会组织发展之道

序言

今天，是“世界阿尔茨海默病日”

阿尔茨海默是最常见的导致中老年人认知功能障碍的疾病之一，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进一步加深，

阿尔茨海默病的发病率在不断地攀升。

——为什么要关注老龄化议题

无论全社会是否做好准备，我国的老龄化时代已经到来。

2020年第七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我国60岁以上的人口占比达到18.7%，2010至2020年10年间该比重增长了5.44%。根据国际定义，60岁以上人口超过10%即为人口老龄化社会，我国当前已进入中度人口老龄化社会，且老龄人口数量巨大，老龄化的速度很快。并且，我国的城市化尚未完成，人均收入水平与西方较早进入老龄社会的发达国家相比存在较大差距，适老化社会保障体系和社会环境尚未建立，养老需求不断上升与服务水平不均衡的矛盾愈发凸显。

值得注意的是，社会力量可能成为应对人口老龄化的重要角色。

201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国家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中长期规划》，将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正式纳入国家中长期发展战略。规划指出，老龄化是社会发展的重要趋势，是人类文明进步的体现。全社会需要做好准备，完善服务和保障，来积极应对老龄化。其中，“多方参与，共建共享”是原则之一，政府提出“支持普惠养老服务发展”并“充分调动社会力量参与积极性”，社会组织在“打造高质量的为老服务和产品供给体系”、“构建养老、孝老、敬老的社会环境”等方面均大有可为。

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老龄化和养老议题都值得关注。

这不仅因为每个人都会衰老，也因为年长者就在我们身边，是保持社会稳定、家庭和谐的重要支柱。有的年长者仍在工作岗位上发挥智慧和经验，有的则回归家庭为子女和孙辈提供照料和支持，还有不少热心参与公益事业和志愿服务。他们的健康水平和经济状况可能千差万别，内心的关注和期望也各有不同。更好地了解银发群体的需求、更好地为他们服务，不仅是践行中华民族尊老爱幼的美德，提高全社会的幸福感，也是促进社会经济更加有活力和可持续发展的需要。

——ABC为什么要发起养老议题研究

老龄议题一直是ABC的重要关注领域之一。

成立至今ABC已服务过近30家从事养老服务的公益组织和社会企业，覆盖北京、上海、成都、广州等地。并且随着老龄事业的战略升级，政策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养老服务领域的方向越来越明确，养老领域的社会组织也快速增长，面临着发展的机遇和压力。如何更高效地引导社会力量关注老龄化议题，助力养老社会组织的长足发展，是ABC所期望探索的。

同时，ABC希望在老龄议题中引入青年视角和跨界思考。

作为一家以青年志愿者作为主要成员的机构，ABC的志愿者平均年龄仅25.6岁，但这并不代表他们不关注养老议题，只是缺少交流的契机和对彼此的“看见”。2022年底，ABC发起了“这个春节和家乡老人聊聊天”的调研招募，在短短3天内就招到了来自全国17个省份的120多名青年志愿者。他们趁春节回家之际对身边老人的观察和深度对话，帮助我们对城乡养老现状有了更为生动的认知，也成为一次有价值的跨代际交流社会实验。

近几年，ABC已在教育、女性、青年发展等议题上有过“研究洞察——跨界资源引导——行业联合行动”的成功倡导实践。

在养老这一人类即将面临的重大议题上，我们也希望从政策、需求、供给三个维度出发，在深度理解政策趋势和老年人需求的基础上，梳理养老服务供给的现状，从中找出供需不平衡和亟待提升的“洼地”，挖掘社会组织的价值空间；并借助ABC的多元社群助力议题“破圈”，吸引更多社会力量和爱心人士的关注，帮助构筑多元养老生态。最后，ABC还将分享在养老领域提供咨询服务的经验和案例，希望为更多养老社会组织提供实践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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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引入

一般意义上的“老年人”是按照年龄来界定的，如采用联合国的标准，发达国家65岁以上者、发展中国家60岁以上者为老年人，其中可按年龄再细分为低龄、中龄、高龄等。近年来，越来越多学者指出，应结合生理心理机能和活动能力来划定老龄人群范围，即以“功能年龄”而非“生理年龄”来区分老年人，在未来，仅以年龄区分老龄人群的标准可能会被打破。此外，为便于提供适当的照料服务，老年人也可依据护理等级来细分，如由健康到无法自理分为自理、介助、介护、护理四类。本报告中，为便于计算和比较，将老年人的划分范围界定为60岁以上人群。

“养老”即通过为老年人提供必要的服务，满足其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基本需求，按照生活场景可划分为居家、社区、机构三种模式。居家养老在形式上保留着传统家庭的格局，在居住方式、养老经费和生活照料上的交互关系主要存在于老年人和子女亲友之间。社区养老则由社区为在家中生活的老人提供直接服务，范围包括卫生、日常生活、康复、心理健康、人际交往等，相比居家养老具有低成本、高效率的特点。机构养老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政府或社会力量投资兴办的普惠性养老机构，重点服务“三无”老人、低收入老人、经济困难的失能半失能老人；另一类是市场化经营的养老院所，为中高收入老年群体提供基本养老服务水平以上的、服务项目更丰富的有偿养老服务。

除了传统意义上的养老机构，本文也将探讨基于社区的、提供非全日制/非托管性的养老服务组织。“养老服务”是针对老年人养老需求的各种服务，兼具事业和产业两种性质的混合业态，既包括对处于社会弱势群体的养老保障，也有市场供给多样性养老服务。我国养老服务市场活力尚未充分激发，发展不平衡不充分、有效供给不足、服务质量不高等问题依然存在，人民群众养老服务需求尚未有效满足。理清养老服务供给体系的结构，实现“市场性”与“公共性”较好融合，对于改善养老服务、更好地满足老年人需求具有重要意义。

根据国家老龄委对养老服务体系的定义，我国应建立以“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补充、医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体系，建立健全高龄、失能老年人长期照护服务体系。本文所指的“养老生态”，即为老年人提供全方位支持的社会服务体系，包含政府、企业、社区、养老机构、社会服务组织等。本文将从政策、需求、供给等多角度观察养老生态，并重点探讨社会组织和社区可发挥的作用。提供助老硬件产品、咨询服务等的企业不在本次探讨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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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龄化现状及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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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数据表明，我国老龄化程度高、速度快，养老需求的省份、城乡差异大，非企事业单位退休的老人收入较低，社会层面与个体层面均存在“未富先老”的困境。

1. 老龄人口占比高，抚养比高，社会养老压力大

老年人口占比已近两成并将持续提升，过半为“初老族”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1年，我国老年人口已超过2.6亿，在总人口中的占比已接近19%。预计未来老年人口占比仍将继续提高，十年之后，随着目前占总人口16.8%的50-59岁人群进入老年，我国老年人口将超过4亿，占比超过30%。值得关注的是，在目前的老年人口中，60-69岁人群占比达53.7%，这超过半数的“初老族”相对年轻健康，是潜在的“活力老人”人群，目前对养老服务需求较弱，但将在未来形成巨大的养老需求群体。

图1 我国人口结构及60岁以上老年人口细分结构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人口平均预期寿命持续提高，推升养老服务需求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0年我国平均预期寿命为74.8岁，2020年已达到77.9岁；根据《“十四五”公共服务规划》，预计2025年中国人均预期寿命将达到78.3岁。人均寿命的增加意味着老年人口基数积累速度提高，加快了我国的老龄化进程。

同时，高龄人口数随平均寿命提高而增加，带来更大的失能失智养老服务需求。2011年，我国70-79岁人口占比为4.4%，80岁以上人口占比为1.6%，70岁以上总人口为8058万；而到2021年，70-79岁人口占比为6.1%，80岁以上人口比达到2.7%，70岁以上总人口超1.2亿。由于老人身体机能在70-79岁明显下降，失能概率显著上升；80岁以上的老人的自理能力迅速减弱，这些增长的高龄人口对养老服务有着更大和更高的需求。

我国老年抚养比高，社会照料压力较大

老年抚养比指老年人口数与劳动年龄人口数之比，是从经济角度反映人口老龄化程度的指标之一。

对比世界其它国家，我国的老年抚养比高且增速较快。过去十年间，与我国同收入水平国家（即中等偏高收入类国家）的平均老年抚养比由19.6%上升至26.0%，年均复合增速为3.2%；而我国老年抚养比则从20.3%上升至28.1%，年均复合增速达3.7%。2021年我国的老年抚养比超出所在组别2.1%。

图2 近十年各收入水平国家的老年抚养比

数据来源：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人口司

注：我国统计局以65岁为界计算老年抚养比，则我国2021年老年抚养比为20.8%；本文以60岁以上人口数与15-59周岁人口数之比计算我国与世界其他国家的老年抚养比

我国社会养老压力大且将继续加重。目前我国的老年抚养比意味着每四个劳动年龄人口赡养一位老人；而未来十年，随着目前50-59岁的人群进入老年，我国老年抚养比将加速提高，中国老龄协会预测2035年我国老年抚养比将超过50%，即每两个劳动年龄人口就要赡养一位老人，社会养老压力大。

退休年龄较早加速了我国实际老年抚养比的上升。我国现行退休年龄标准为男性60岁、女性55岁，该标准于1978年制定[1]，彼时预期寿命约67岁，较目前低十余岁。尚未调整的退休年龄标准导致我国老人依靠社会供养年限长（近20年），在G7和金砖国家中排名第二，导致实际社会养老负担大。

图2 G7和金砖国家的预期寿命与退休年龄

（按年龄差从高到低排序）

数据来源：WHO、深蓝数据

注：

1、    本图从左到右的国家的预期寿命与退休年龄的差距由20.5岁递减到10.8岁。对于男女退休年龄不同的国家，以两者均值为退休年龄；南非无法定退休年龄，故在本图中未予展示。

2、    意大利以男65岁、女60岁、人均预期寿命83岁位列第一；亦有新闻显示意大利退休年龄为67岁，则中国老人依靠社会供养年限最长。

2. 养老现状的省份、城乡差异大

本文将以老年人口占比和人均可支配收入综合衡量各省的养老现状，前者体现老龄化程度，后者反映经济条件支撑。例如，老年人口占比较高地区一般而言对养老服务的需求更集中；而低收入地区的老人大多收入低、财产少，同时子孙赡养能力有限，对养老服务的支付能力较低。如果同时具备两个条件，则“未富先老”的形势更加严峻。

对比数据可以发现我国目前的养老形势存在省域和城乡间的不平衡：

六省市“未富先老”情况突出，养老需求强而经济支撑不足。

下图展示了我国各省份（除北京上海）的老年人口占比和人均可支配收入情况：黑龙江、吉林、四川、湖北、重庆的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低于平均值，同时其60岁以上人口占比超过20%；辽宁省人均可支配收入略高于全国平均值，但老龄化程度最高。因此推测以上六省市的养老需求较强而支付能力较弱。

此外，河北、湖南、内蒙古三省的老龄人口占比也较高且居民可支配收入均低于全国平均值，养老经济保障的压力较大。

图3 各省老龄化水平及人均可支配收入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注：图中横纵坐标轴原点分别位于省份人均可支配收入的中位数（30457元）和60周岁以上人口比重的中位数（18.9%）处；未展示高收入省市上海、北京（人均可支配收入超过75000元）

乡村老龄化水平高、收入水平低，养老形势更为严峻。

乡村老龄化水平明显高于城镇，乡村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比达20.8%，分别较城、镇高4.8%、4.1%；同时，城市老人平均收入约为乡村老人收入的三倍，且城市老人的收入中“保障性收入”占比更高（详见下文），乡村老人经济状况更加脆弱，普遍面临着较城市老人更困难的境地。

图4 城镇乡分年龄段人口占比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注：根据统计局规定，城市是指在市辖区和不设区的市，区、市政府驻地的实际建设连接到的居民委员会和其他区域；镇是指在城区以外的县人民政府驻地和其他镇，政府驻地的实际建设连接到的居民委员会和其他区域；乡村是指该规定划定的城镇以外的区域

3.老年人群收入的群体差异大，部分老人抗风险能力极弱

不同老年人群之间、地区之间养老金水平差异大。根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数据，2021年，我国企业退休人员人均养老金为每月2987元，而城乡居民月人均养老金则仅为179元/月，差距较大。并且，不同地域之间的基础养老金[2]水平有较大差异，全国基础养老金排名前三的省市（上海、北京、天津）的每月基础养老金分别为1300元、887元、307元，而其他省市基础养老金均低于300元，云南省每月基础养老金仅为103元。

表1 各省基础养老金

数据来源：《中国经济周刊》采制中心

农村老人收入低，社保转移收入少，子女赡养能力有限，抗风险能力极弱。根据CHARLS数据，2017年我国城镇老人人均年收入为39659元，而农村老人人均年收入仅为11971元，不及城镇老人收入的1/3。城乡老人的收入构成差异大，城镇老人的收入中八成来自社保转移，收入较为稳定；而农村老人近四成的收入为工资性和经营性收入，超两成为家庭转移净收入，仅三成收入来自社保和公共财政转移。独生子女政策使得家庭养老负担更重，相比于过去多子女赡养时较充裕的家庭支持，未来老人的家庭转移性收入也将显著减少。因此，农村老人抗风险能力较弱，例如，在身体机能衰退或外界限制较大时，农村老人难以通过务农务工获取工资性或经营性收。

图5 城乡老人收入构成

数据来源：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

综上可见，我国老龄人口数量庞大、细分群体多，不同群体的境况差异大，需求也有不同，社会需要全面认识老人需求，才可能提供更加适合的服务。同时，养老具有较强的公共服务属性，国家及地方政府已出台多项政策制度，引领和支持行业的发展。

后续专栏，我们将分享养老相关政策的变迁及老龄人群需求的分析，敬请期待~

注：

[1] 目前中国的法定退休年龄依据的是1978年5月24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原则批准，现在仍然有效的《国务院关于安置老弱病残干部的暂行办法》和《国务院关于工人退休、退职的暂行办法》(国发【1978】104号)文件所规定的退休年龄。

[2] 基础养老金又称社会性养老金，即由政府统一管理拨付的保障老年人基本生活的养老金。

版权声明

本文为原创内容，由ABC公益研究院养老专题研究组撰写，志愿者高歌主笔。感谢公益研究院院长汪婷给予的意见和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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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ABC公益研究院

编辑 | BPR团队 戴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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