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土研究新锐杨华新作，从竞争的视角读懂中国农村和农民未来
竞争，是社会进步的重要动力，也是社会活力的重要源泉，没有竞争也就没有今天中国乡村社会的繁荣与富裕。21世纪以来中国乡村面对的是怎样的竞争情势，竞争又会给农民个体、家庭、乡村、城市，甚至整个中国社会带来什么影响？
中国城镇化的快速推进是近四十来年的事情，即便是一直生活在城里的人，往上数三代与农村也有干系。于是，很多人自信了解农村，然而仅仅有农村生活体验和感性经验，并不意味着真正懂得了中国农村。
为呈现乡村社会变迁的机制和逻辑，杨华从2007年开始从事农村调查研究，15年来调研了全国近20个省市，累计调研时间超过1300天。此前，杨华的著作《县乡中国》着力于描绘积极勤奋的基层年轻干部，带读者一窥体制内的工作内容和工作环境，引发巨大关注和热烈讨论。
一直以来，杨华都在关注中国乡村最前沿、最重要的议题。他的新书《乡争》讲述的是对中国农村深刻变化的区域比较和学理反思。
乡村政治在新时代呈现什么样态？哪些人成了强者，而哪些人的权利走向失落？变动之中的乡村，哪些竞争模式遗留下来，又有了哪些新的竞争？……让我们带着这些问题，走进杨华笔下的乡土世界，超越具体经验，产生具有时空感的社会学想象力。
01
农村父代的责任意识
2017年重阳节前后，杨华在湖北荆州的洪湖渔场村调研老年人协会，有一次碰到一位四十多岁正在装修自家房子的男子，问及其家庭情况。他有一女儿6月份参加了高考，考上一所普通本科院校，儿子正在上初中。他说当地子女考上大学一般都要办酒席。村民四五十户人家，这二十多年竟然考取了四十多个大学生，几乎每家每户都有大学生，有的家庭还出了两个大学生。考取的大学既有名牌高校，也有普通本科和大专，以普通本科居多。
来自湘南地区农村的杨华对比自家村民小组的大学生数量，惊叹道，渔场村村民小组出的大学生真算是“太多了”。他意识到，虽然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子女健康成长，接受良好的教育，顺利完婚成家，但父母一般不会在这几个方面均衡用力，而是有所偏重。因为在不同区域，父代对子代有不同的主导责任，他们在主导责任上下主要功夫，对其他的责任则付出较少。
中部农村父母重视教育已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在他们的观念里，读书确实有基础强弱之分，分数也有高低之分，就学也有好学校与差学校之分。但是无论如何，也要供自己的子女读上大学。
图片来自电视剧《山海情》
相比之下的南方农村，父母在子女教育和婚配问题上担责任较少，使得他们在子女初高中辍学或毕业后，就没有了经济上的负担，而子女有赡养他们的义务。这样，他们就可以在四五十岁还是壮劳动力条件下就早早地“退休”。当然，不是说他们真的这个时候就不劳动了，而是说这个时候他们的劳动是权利和自由，他们可劳动，可不劳动，可收获多，可收获少；可以给儿子多创造点财富，也可以少创造点。总之，当子女参加工作、结婚之后，父母在身体和精神上都没有压力了。
02
乡村老人的自我定位
当乡村的父辈有了选择劳动与不劳动的权利，我们要重新审视在乡村中“老人”的定义。当今乡村中的老人已不再拘泥于羸弱、需要子女照看的形象。一个人是否步入老年，不仅要看年龄，更要看心态上、社会角色上的定位。
在洪湖所属的中部农村，父代因为血缘和情感原因对子代有“无限”的义务，而子代则因为社会规范而弱化对父代的责任。这样的结果是，父代只要有劳动能力，就得干活赚钱、存粮食，将这些资源输入给子代，减轻他们在城市买房、生活和培养子女的负担。子代外出务工，为让子代生活得更好，父代要在家里看护孙辈。通过劳动养活自己也就不需要向子女要吃要喝。不到万不得已，他们一般不会向子代开口。所以，在中部农村，老年人只要有劳动能力，能够养活自己，就得劳动，这个时候就不能称自己是老年人。他们尽管可能身体上已显老态，但是在心态上不能自我定位为老人。
图片来自电视剧《山海情》
只有那些不能劳动、需要靠子女赡养的人才算得上是老年人。这时他们自己无法劳动创造价值，需要消耗子代的资源，增加子代的负担。在当地，“老人”并不是一个尊称，而是“没有用”的代名词。一般年纪大的农民通过自己的劳动不仅负担外出务工的子代的人情，自己也参与村庄的人情往来，以保持社会人的身份。能够参与人情往来，是其独立性与自主性的表现，也是一个上了年纪的人有用的标志。他们只要能够负担得起，就尽量走人情，能够自己走人情是获得他人尊重、不被称为“老人”的一种方式。
在东部的发达农村，由于发展较早，资源聚集，市场机会较多，农村的正规经济和非正规经济都较为发达，不同年龄段农民的就业机会都非常多，就业面非常广。农村中老年人本身不适应朝九晚五的上班生活，不习惯在劳动时被过度束缚；他们更希望想工作的时候就去工作，家里有事时就不去工作；在工作劳动时他们可能会坐下来抽口烟，或者一年中某段时间工作，某段时间休息；或者临时有工作就可以找到人去工作，等等，因而他们更多的是在非正规经济领域就业，获得非正规经济收入。
由于东部地区年轻农民都进了正规经济领域就业，就腾出了许多非正规经济就业机会给中老年人，况且该地区本身非正规就业机会相对较多，从而使得中老年人的非正规就业非常充分。只要中老年人尚有一定劳动能力和工作意愿，就能够找到事情做。不仅五六十岁有完全劳动能力的中老年人能够获得就业机会，而且七八十岁的半劳动力亦能找到合适的工作。
03
“乡贤”归根的难处
乡村政治精英的活跃角色还包括“乡贤”，这与过去的“乡绅”文化有一定的联系。
乡绅一般是致仕的官员，在朝的时候有权有势，能够为家乡做些贡献，还乡之后仍然还有体制性身份和相应的待遇，在朝中还有一定的威望，依然能够荫庇左邻右舍。乡绅还是文化群体，他们掌握着其他农民所没有的文化权力，在回乡之后还能够负责乡村的教化和文化传承，因而他们有一定的文化权威。因此乡绅在乡村依然处在社会上层，他们能够满足村落和当地社会对他们的期待，对乡村社会的教化和治理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
然而新“乡贤”所处的环境已经发生了较大的改变。在中西部乡村新“乡贤”一般与权力联系在一起，在他们有权力的时候尚有能力给家乡做些贡献，退居二线或退休之后，满足乡里对他们期待的能力下降。如果进村做新“乡贤”，则会完全丧失影响力。待在城市与村庄和村民保持一定的距离或许还有“美感”。
随着农村传统文化、礼仪逐渐消亡，新的文化取代旧的文化，仪式性活动也不再复杂，一般的人就能够应付，因而在文化上对新“乡贤”的需求不大，也就造成了“乡贤”归根的失落。
04
面向年轻人的村庄竞争
在孝昌农村调查时，杨华有个强烈的感觉是，年轻人面临着巨大的压力，而中老年人却生活得相对比较悠闲。子代成年之后，中老年就退出村庄竞争的舞台，不再被他人评头论足，这之后他们的子女就要承担起参与村庄竞争的家庭重任。
孝昌农村的面子竞争很激烈，有两个重要原因，一个是当地农村经济上的分化并不是太大，呈中等分化状态。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当地社会结构的分化。孝昌农村同姓血缘的认同相对于南方宗族性村落要弱很多，没有较强的宗族认同，也不存在统一的宗族共同利益。但是在同姓内部五服左右的亲房本门的认同却较强，只要是亲房本门的事务，内部成员都会无条件地支持和参与。
较之与村庄其他亲房本门的比较和竞争，亲房本门之内各家庭之间的比较和竞争有以下特点，一是相互之间的血缘地缘更近，起点更为一致，出现了差别使人更为敏感；二是相互之间在日常生活和人情往来上更加密切和频繁，譬如春节、清明节、老人生日等都要相聚，红白喜事都在一起，这些场合都带有一定的公共性和仪式性，因此对每个家庭来说都是一些展示的机会；三是亲朋之间的信息更为灵通，谁赚钱、谁没赚钱会在第一时间传递出去。因此，亲房本门内部的相互比较和竞争会比与其他村民的比较和竞争更为激烈，乃至更为表面。
图片来自摄图网
在这种代际关系状态下，年轻人就要担负起家庭的责任，包括赡养父母、参与村庄社会性竞争、进城和抚育后代等。社会性竞争主要就是读书和赚钱，农村成年人不再读书了，家庭社会性竞争的任务就主要是赚钱，赚钱又不能明确地告诉他人自己赚了多少钱，而需要有些显示度的东西，主要是穿着打扮、轿车档次、建房买房、打麻将等。为了获得这些有显示度的东西，为了达到人家有自己也要有甚至超过人家的目标，年轻人就必须带着一股劲外出拼搏，赢得这一场乡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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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竞争的视角读懂农村和农民
乡争
作者：杨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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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蕴霏、黄泓
观点资料来源：《乡争》
转载及合作请发邮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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