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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刘路 2018-06-02

那一刻，成为了成吉思汗事业的起点，

也成为了中古时代全球化的起点。

当成吉思汗引领全球化

《成吉思汗与今日世界之形成》，看到这个书名，我第一反应是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大约二十年前，我就是在斯氏的“全球史观”之下，完成了蒙古帝国史的启蒙。而今天，杰克·威泽弗德的这本书无疑比他的前辈走得更远。

如果打破章节的局限，这本书实际上讲了三大部分内容，即成吉思汗的创业、蒙古人的全球帝国和蒙古帝国的最终崩溃。

在全书的开始，威泽弗德花了很大的篇幅，来描述成吉思汗从出生到统一蒙古的历史，而这里也最能体现作者的文字功底和人类学的学术基因。

▲ 书中的《大蒙古帝国黄金家族》插图

在威泽弗德笔下，成吉思汗不再仅仅是一个“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的伟大君主，更不是一个苦大仇深、在沉默中一步步“变坏”甚至“变态”的屠夫。他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他有自己的爱恨情仇，有自己的心路历程。也正是这些成长中的体悟，对他后来建立的大蒙古国和推行的政策产生了深远影响。

关于铁木真幼年丧父、自己一家人被族人赶出来的事情，我们几乎耳熟能详。但威泽弗德更愿意花费笔墨，让我们看到这一家人在茫茫草原上的孤立无助、九死一生。他没有专注于铁木真如何从奴隶成长为“全球帝国”大汗的励志故事，而更愿意穿越时空，去体验铁木真的人生阅历，从而感受这阅历对成吉思汗——乃至对全世界的深刻影响。

铁木真的父亲也速该从蔑儿乞惕人那里，抢来了他的母亲诃额仑；所以蔑儿乞惕人也要来抢他的妻子孛儿帖；所以他又要到蔑儿乞惕人那里去抢回自己的妻子。史书的记载至此而止，我们都知道，这一切曾给铁木真带来无限的痛苦与麻烦。但威泽弗德却从中发现了铁木真的困惑：草原上的人们循环往复，这样的仇何时能解开？草原上的人们又为什么要在这个死循环里，跌跌撞撞地走下去？

从这一刻起，铁木真超越了一个部族，无论是乞颜人、泰亦赤兀惕（泰赤乌）人、札只剌惕人，还是蔑儿乞惕人、客列亦惕（克烈）人，他们都应该是蒙古人，他们都应该相亲相爱，停止无休止地内部争斗与厮杀。

那一刻，成为了成吉思汗事业的起点，也成为了中古时代全球化的起点。

我们不得不承认，在蒙古多年的生活，与牧人的朝夕相处，使威泽弗德的思维更接近一种草原思维。

或许就是这样一种豁达、广阔的草原思维，使威泽弗德在谈及蒙古史时，既没有像许多中国学者一样，拘泥于元代一朝的历史（当然，威泽弗德似乎并不懂中文，也无法这样写作蒙古史）；也没有像勒内·格鲁塞和多桑那样，虽然精于事实考证，却疏于思维发散。从某种角度来说，威泽弗德继承的正是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史观”。

由此，也就有了关于蒙古帝国促进了全球觉醒的观点。

威泽弗德特别关注的是蒙古时代的贸易往来与文化包容。作者不止一次称赞了蒙古帝国内的驿站制度，这些驿站及与之匹配的制度，保证了商路的畅通与商人的安全，也成为科学技术、文化艺术交流的大道。欧洲的矿工来到了中国，中国的印刷术也传入了欧洲；元朝的医生可以到伊利汗国行医，波斯的宰相也可以请教中国人、印度人、蒙古人来完成史学巨著。而最让我震撼的，是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等等不同宗教，乃至于不同教派的代表人物，汇集在蒙古大汗的朝廷里，在大汗面前，开诚布公地自由辩论。即便盛唐气象，也不过如此。

在威泽弗德眼里，蒙古人前期通过军事征伐，使亚欧大陆连为一体；后期通过政治、商业、文化手段，使亚欧大陆融为一体。蒙古人不仅把世界拼在了一起，更试图融铸出一个统一的世界。

不过，在这方面，威泽弗德走得有些过远，以至于在阐述蒙古人带来的全球觉醒时，提及蒙古人的屠杀往往显得特别尴尬。

当然，虽然尴尬，威泽弗德对这种屠杀倒也没有刻意回避。作者除了澄清一些屠杀统计数据的夸大其词外，大体上也描述了蒙古人在军事征服中的残忍暴虐。也许站在西方人的角度，同时期的欧洲人也没有风度到哪儿去。诚如威泽弗德所说，毕竟中世纪的欧洲人，也在干着把孩子当作炮弹抛射出去的勾当。但对于元朝内部的民族压迫政策、伊利汗国蒙古人的竭泽而渔，作者似乎确实是视而不见了。

▲ 蒙古骑兵征战图

选自志费尼所著《成吉思汗：世界征服者史》，图中描绘了蒙古骑兵攻打中亚穆斯林国家城池的情形。

最后，在关于蒙古帝国崩溃的问题上，威泽弗德提出了一个非常新鲜而有趣的观点。

我看过的关于蒙古帝国的著作不多，不过就帝国崩溃的原因，学者们的观点往往有二：一是这3000多万平方公里的人们没有共同的经济基础，所谓的“蒙古帝国”只是一个松散的战时军事联盟；另一是蒙古人自身文明水平太低，人数又少，于是不可避免地被各个不同的地区所同化，最终统一的蒙古文明被各地迥异的同化文明所取代。

总之，由于缺乏共同的经济与文化基础，随着1259年蒙哥死于钓鱼城下，蒙古帝国瓦解了。

但威泽弗德却认为不是这样。蒙古帝国打通了商道，恰恰构建了一个经济共同体；各地蒙古人被不同文明所同化，又恰恰是一种文化包容的表现。总之，这两点促使蒙古能够维持其“全球帝国”的特性，而并非导致帝国土崩瓦解。

真正使蒙古帝国烟消云散的，是黑死病导致的商业文化沟通衰落。

▲ 关于“黑死病”的绘画

威泽弗德认为，由于黄金家族的财产共享原则，中国境内有金帐汗的封地，伊利可汗也要向住在中国的蒙古大汗进贡，蒙古帝国治下的各大汗国，出于自身利益考虑，在境内的驿站和商道上，彼此交换着有无。也正是这种巨大的利益诱惑，使得即便是最糟糕的短兵相接时期，诸汗国之间的商业交往与文化交流始终没有中断。因此，蒙哥死后，团结的黄金家族虽然不复存在，但完整的蒙古帝国并没有崩溃。

直到黑死病——这种致命的、恐怖的鼠疫，通过商道，通过和平交往与战争，从东方一路西传，导致世界人口锐减近1亿。大量繁荣的城市变成荒无人烟的鬼蜮。为了抵抗疾病，人口流动受到限制，商业交往遭到拒绝，蒙古治下的商道遭到毁灭性打击。蒙古诸汗国之间的联系既已不在，完整的帝国终于崩溃。

帝国在这里走到了尽头，然而历史却没有。

威泽弗德考察了蒙古人退出后的世界，却惊讶地发现，这些曾与蒙古帝国发生密切联系的国家和地区，在蒙古人离开之后，仍然受到蒙古时代持续不断的积极的影响。他特别提到：“欧洲人生活的每个方面——科技、战争、衣着、商业、饮食、艺术、文学和音乐——都由于蒙古人的影响，而在文艺复兴时期发生了改变。”

在近代，欧洲人曾经横扫全球，蔑视一切有色人种，他们似乎开创了第一个全球时代。但威泽弗德却认为，欧洲人要感谢蒙古人，他们不过是在继承蒙古人的“全球化”事业。“欧洲人只不过占据了中国全球网络中的不同部分而已。”

从这个意义上说，威泽弗德的这部书，真正告别了西方人在描述世界史时，潜移默化的“欧洲中心主义”或“西方中心主义”。而这，正是从马克思到斯塔夫里阿诺斯，无数西方学者努力反思却又无意识地难以避免的问题。

▲《成吉思汗与今日世界之形成》封面实拍图

话又说回来，这本书其实也有很多问题。比如作者的一些观点，很接近日本学者彬山正明在《忽必烈的挑战》中提到的一种现象：“反作用下的‘极端美化’。”对于蒙古的崛起，作者也过分强调了成吉思汗的个人经历所产生的影响，而没有看到社会发展规律的重要作用。而且，作者对中国历史的一些细节，把握也不够准确（似乎是西方学者在“全球史观”下，涉及到中国史的一个通病）。有关这些细节的问题，姚大力教授的序言《另一种视角的蒙古史》中多有提及。

虽然有诸多问题，但本书仍然不失精彩。中华民族历经劫难，正逐渐重回全球网络的中心。在“一带一路”倡议日益取得积极成果的今天，读史者也没有理由拒绝全球化的视野。而《成吉思汗与今日世界之形成》，恰恰为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视野。

（图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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