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圈：粉丝群体爱国主义网络行动的扩散历程——基于对新浪微博“饭圈女孩出征”的探讨

崔凯，中国政法大学光明新闻传播学院讲师。

本文系国家社科资金后期资助项目“数字时代的群体传播与关系再造研究”（项目编号：20FXWB013）阶段性研究成果。

一

引言

2019年8月因发生于香港的一系列事件爆发的“饭圈女孩出征”的“出征”二字虽然有明确的抗争意味，但因其主要的动员和行动场所均在国内的新浪微博等社交媒体，本质上是一场共意型民族主义网络行动。除直接打出“饭圈”的名号外，“饭圈女孩”出征也与2016年的“帝吧出征”有较多不同之处。首先，“帝吧出征”直指时任台湾地区领导人蔡英文，而本次“饭圈女孩出征”缺乏明确的出征对象。其次，“帝吧出征”的出征场所是境外的社交媒体网站，而“饭圈女孩出征”的主要发生场所是境内社交媒体，这不需要参与者具备“翻墙”等网络技能，撬动了更多粉丝群体及原本对政治关注度较低的人群参与其中。最后，“帝吧出征”继承了帝吧的“爆吧”传统，有专门的组织部门进行网民组织及动员（王喆，2016；刘海龙，2017），粉丝群体、游戏玩家群体等只是帝吧出征中的局部支流，而“饭圈女孩出征”虽冠以“饭圈”名号，但因饭圈的割裂导致其缺乏统一的组织，其组织形态、扩散缘由尚无研究给出回答。

本文基于新浪微博“#我们都有一个爱豆名字叫阿中#”话题页的相关网络爬虫数据，对饭圈女孩出征事件的扩散历程进行研究。传播的扩散研究主要关注信息的传播与传递，及由此带来的采纳行为（拉扎斯菲尔德等，1968/2012：9）。本文所指的“扩散”是指相关信息得以传播到用户端之后，用户在社交媒体上采取的转发、评论等行为。基于此，本文对该事件的扩散历程进行分析：首先，作为一场声势浩大的网络行动，该事件是如何在新浪微博社区中得以大规模扩散的？其次，该事件是如何通过网络社区中的拟态化人际传播及以弱关系为主体的社会网络得以扩散的？

二

文献综述与研究问题

（一）网络粉丝社群的分裂与“粉丝民族主义”的联合

粉丝与偶像之间形成了类似宗教般的关系（王艺璇，2017a），不同的粉丝社群之间彼此隔绝，甚至充满不可调和的“仇恨”。那么分裂的饭圈是否可以实现融合甚至协作呢？近年来涌起的“粉丝民族主义”网络行动提供了饭圈集结的范本。刘海龙（2017）指出，由于粉丝群体经常在跨国活动中遇到不公正待遇，更容易激发他们的爱国热情；而在不同粉丝群体的对战中，“爱国”也成为粉丝群体经常借助的武器，这导致“‘小粉红’们在日常的商业消费过程中将国家、民族与自我身份认同融为一体”。由于追星中涉及到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偶像及粉丝群体之间的对战，使得粉丝群体借用“国家面前无偶像”“祖国才是大本命”的表述，从而“将祖国奉为一切具体爱豆之上的‘至高爱豆’”（刘海龙，2017），本来具有不同粉籍的粉丝群体得以实现基于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集结。

社交媒体的传播环境形成了用户的圈层化传播模式（汤景泰，陈秋怡，2020），粉丝社群在社交媒体中的圈层化状况尤甚。在新浪微博中，粉丝群体一般都聚集于“明星超话”或明星微博粉丝群中，愿意另起一个超话或与明星无关的话题，本身就意味着从娱乐领域向政治领域的“破圈”。本文关注“饭圈女孩出征”事件在网络扩散过程中破圈的原因，在这次被冠以“饭圈”名号的网络行动中，是由粉丝群体发起相关话题而造成“破圈”吗？有研究指出，2019年的香港事件中，帝吧仍是首先采取行动的群体（李龙，刘汉能，2020）。该结论通过观察而得，未经过数据验证。由此本文提出第一个研究问题：

RQ1：“饭圈女孩出征”确实是由饭圈发起的一次网络行动吗？粉丝群体在整个事件中所起的作用是什么样的？

（二）人际传播、关系网络与扩散网络

已有研究主要从粉丝群体的组织能力、媒介素养等角度来解释“饭圈女孩出征”事件，社交媒体环境的重要性也被提出（李龙，刘汉能，2020）。但分属于不同饭圈的粉丝社群，在缺乏集中的核心组织和动员部门的情况下，却在短时间内形成了广泛的多个饭圈的动员及集结，其爆发及扩散的原因及机制需要厘清。Granovetter（1978）强调了社会情境的重要性，指出通过人际传播及示范效应，个人的理性选择的汇聚会导致集体行为的发生。由此本文基于对“饭圈女孩出征”事件具体情境的关注，提出第二个研究问题：

RQ2：在“饭圈女孩出征”事件中，起到“示范效应”作用的因素有哪些？是哪些因素共同作用，推动整个事件在新浪微博社区的大规模扩散？

社会网络与社会资本理论提供了将个人行动连接成为社会趋势的分析视角（格兰诺维特，2015：2）。林南指出，个体所处于的社会结构和社会网络中的位置，是个体发生社会行动的基础（林南，2001/2005：40-53）。现实人际关系可以区分为强关系和弱关系，但在信息传播的过程中，弱关系更具优势（Granovetter，1973）。处于连接不同族群关键位置的人，被称作“结构洞”（Burt，1995），连接不同族群之间的“桥”的人往往是意见领袖（Burt，1999）。对人际传播扩散网络的研究一般有两种路径，或将扩散网络视为一个整体，关注传播的模式及网络结构；或对人际扩散的关键点（strategic point）进行分析，探讨意见领袖的角色及作用（卡茨，拉扎斯菲尔德，1955/2016：78）。本文将对“@人民日报”微博的整体扩散网络及关键传播节点进行分析，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研究问题：

RQ3：“饭圈女孩出征”事件的新浪微博转发网络表现为什么样的扩散模式？有哪些意见领袖起到了关键扩散节点的作用？以不同意见领袖为核心形成的扩散网络有哪些不同？

三

研究设计与研究方法

为了回溯网络事件的真实样貌与演变过程，本文采用网络爬虫程序，对新浪微博上相关的微博及用户数据进行数据收集。

（一）原创微博数据的获取

 “饭圈女孩出征”事件中，用户在相关议题进行意见发表及网络参与时，会以“#我们都有一个爱豆名字叫阿中#”“#饭圈女孩为阿中哥哥打CALL#”等进行标注，这体现了相关网络参与者熟悉微博的传播规律、拥有主动传播意识和饭圈作战经验，这些话题的提供为微博用户参与提供了快速识别和到达的路径。从技术上而言，话题的设置为识别相关的微博提供了依据。

本文选取了发酵最早、热度最大的“我们都有一个爱豆名字叫阿中”话题，对该话题页面原创微博的全量数据进行爬取，最终爬取了51554条原创微博及对应用户信息数据。

（二）转发微博数据的获取

本文选取了“#我们都有一个爱豆名字叫阿中#”话题中转发量最大的一条微博进行扩散路径分析，截至数据爬取时，该微博的转发量达307258次。该微博是“@人民日报”官方微博于2019年08月15日22点31分发布的一条文字内容为“#我们都有一个爱豆名字叫阿中#”的微博，该微博文字内容仅包含该话题以及一个红心表情，同时包含9张网友用饭圈语言描述中国的内容截图。

本文通过对该条微博的“转发”页面进行爬取，爬取字段的包括用户ID、用户昵称、转发内容等，通过转发内容是否存在其他用户昵称可以判定是否转发自其他用户，由此可以形成一整条转发的关系数据，最终获取数据量为228665的数据集。

（三）数据计算方法

本文对两套数据集进行了数据清洗。与其他网络痕迹数据中存在较大的冗余数据不同（崔凯，刘德寰，燕熙迪，2017），由于本文获取的数据具有明确的指向性，获取样本数据中几乎不存在无效样本，主要的困难体现在由于技术手段限制、微博内容删除、用户更名与注销等所导致的微博文本内容、用户页面的相关信息缺失。本文使用R语言及相关函数包进行数据观测、清洗、计算等，R的版本为3.6.1；进行社会网络分析时，本文采用网络可视化分析软件Gephi，版本为0.9.2。

四

研究结果与发现

（一）“讨论酶”：谁引发了“饭圈女孩出征”？

Kim和 Bearman（1997）按照时间先后将社会运动的参与者分为早期关键行动者（Critical Mass）、追随者（Followers）与后续参与者（Late Comers），这里的早期关键行动者主要是社会运动的积极分子或组织者，他们的作用在于有计划有组织的发起行动，类似于罗杰斯所说的“创新者”。虽然本文讨论的主题与传统社会运动有所差异，但仍旧可以延续这样的分析思路来回答，在网络社区的传播环境中，缺乏有组织的社会运动积极分子的情况下，是谁引发了“饭圈女孩出征”？

在“@人民日报”发布内容为“#我们都有一个爱豆名字叫阿中#”的微博之前，共有28条标注有“#我们都有一个爱豆名字叫阿中#”的微博发出。第一条微博由“@叫锦鲤的喵仙女”于2019年8月13日凌晨1点08分发出。该微博并未引起较大反响，直到微博名为“@蜜橘星冰乐”的用户发表于8月14日19点32分的一条微博才引起较大的关注。该微博内容如下：

#我们都有一个爱豆名字叫阿中# #守护全世界最好的阿中# #球圈top阿中哥# 阿中哥哥只有我们了我们哥哥出身贵族地位显赫，中途家道中落被人欺辱，3个儿女被掠走。自己一人摸爬滚打这么多年，里里外外受尽白眼，谁家不来踩一脚。日子过得稍微好一些第一时间想的就是接孩子们回家。万万没想……

该微博转发量达8629次，获得4249条评论及124846个赞。除了微博内容符合饭圈的语言风格等因素外，该用户是加V认证用户，粉丝量为24291，因其占据相对中心的位置，得以将该信息扩散至较多的网民，符合意见领袖的特点。

由饭圈成员构成的早期关键行动者构成了本次事件的讨论酶（discussion catalysts）（Himelboim，Gleave & Smith，2009），他们基于当时的新闻加以评论、创造微博话题标签，其作用类似于整个事件的催化剂。纵观这些先于“@人民日报”的微博，它们缺乏统一的口号与格式，内容与形式散乱，无法体现饭圈作战时统一行动、严密组织的特点。因此本文认为，“饭圈女孩出征”是粉丝群体自发生成的、组织化程度较低的网络行动。这部分是对RQ1的回答。

（二）“破圈”的早期推动力量：官方媒体的网络账号与娱乐营销号

新浪微博为机构微博设置了“蓝V”的认证标识，将相关传统媒体的公信力转移到网络社区中（崔凯，刘德寰，燕熙迪，2020）。那么，在“饭圈女孩出征”事件中，传统媒体网络账号等机构微博是否与“@人民日报”一起共同推动了整个事件的爆发？为了对这一问题进行考察，本文将“我们都有一个爱豆名字叫阿中”转发量大于300的微博节点信息提出汇总。

需要指出的是，“@人民日报”在此次事件中转发量最大，在其他话题，例如“#饭圈女孩为阿中哥哥打CALL#”中，“@央视新闻”的一条微博获得了145405次转发。“@人民日报”与“@央视新闻”的扩散能力远远高于其他媒体的网络账号。

除了“@蜜橘星冰乐”早于“@人民日报”之外，在该事件处于井喷期的2019年8月15日和16日两天，有23条获得较大转发量的微博均在“@人民日报”相关微博之后发布。这些微博可被视为“饭圈女孩出征”继发起者之后早期扩散的主力关键节点。在这8条黄V用户发布的微博中，有6条微博的博主粉丝量都在20万以上，百万级账号有5个，这些账号（如“@热门幽默段子手”“南宁美食部落”等）可被视为娱乐营销号（张凯旋，侯欣洁，2020）。同时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个阶段转发量较大的微博中几乎不存在饭圈成员发布的微博。由上述分析可知，在饭圈成员发起、“@人民日报”官方账号的示范作用之后，大量机构类蓝V微博与娱乐营销号跟进及协同发力，共同促进了“饭圈女孩出征”的早期大规模扩散。这部分是对RQ2的回答。

（三）以“@人民日报”为核心的紧密型扩散网络

在社会网络分析中，社会网络分为自我中心社会网与整体社会网，前者注重考察社会关系的连结（social tie），后者注重考察社会网络的整体形构（罗家德，2010：82）。本文研究的转发数据是以“@人民日报”相关微博为中心的自我中心网。本文使用Gephi软件对相关微博的转发路径图谱进行观测，得到主体关系矩阵中心性指数如表2所示；在将网络图进行可视化时，本文删掉了最末端的节点，得到扩散网络路径图如图3所示。

由表2和图3可知，整个扩散网络呈现出以“@人民日报”为绝对核心的紧密型网络。“@人民日报”处于新浪微博社交网络中结构洞（Burt，1995）的位置，其绝对中心的位置连结了本来隔绝的不同族群，促成了相关微博的快速、大规模扩散。整个扩散网络的长度较短，整个网络中最长的传播路径长度为18。

人民日报在我国官方媒体中权威位置体现出无人能及的“示范效应”，因而可以快速动员大量网民参与。“@人民日报”系人民日报的官方微博，其微博的意见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政府官方的意见，结合其结构洞的网络位置，得以迅速动员尤其是“小粉红”和粉丝群体进行转发，体现出共意型网络行动中传统媒体令人震撼的动员力量（杨国斌，2016）。

（四）扩散历程与扩散网络：共意型与异见型

后续分析指出，整个扩散网络存在两种不同的二级扩散网络，两者的网络结构及传递的意见都存在较大不同，可以分为与“@人民日报”保持一致意见的“共意型”扩散网络以及与主体网络意见不同的“异见型”扩散网络。下文将对这两类二级网络的识别过程和性质进行分析。

1.分裂的网络：“分开舞台的对内表演”

在“@人民日报”微博的转发微博中，转发量大于100的仅有13条，转发量大于10的有108条。为了考察这些二级网络的结构，本文将该转发网络中转发量排名前25的微博列出，并对这些节点所属的二级网络进行分析。转发量排名前25名的节点微博，共来自20个二级网络。通过对这些二级网络观测发现，二级网络仅有3个是异见网络，其余均是共意网络。

本文将这些二级网络间的节点重合情况进行了可视化（不存在重合关系的二级网络不显示），如图4所示，行列相交处显示同时转发了两个二级网络源节点微博的节点数量。这些二级网络构成了2个泾渭分明的转发组，这两个转发组之间并无重合。通过观测可知，左上转发组中的二级网络均为共意网络，而右下转发组中的二级网络为异见网络。共意网络转发组内部的二级网络交互密切，异见网络仅有两个二级网络之间存在重合关系。这两组网络代表的两个阵营无法进行“真正对话”，属于各自分开“舞台”的对内表演（杨国斌，2016）。

2.紧密型共意网络与长链条型异见网络

由图4可知，共意网络的重合关系更加集中，彼此转发相互交错，所表现出来的网络结构则彼此关联，更加紧密；异见网络结构之间节点的网络关系结构则较为简单，彼此交互关系较少。通过观测网络关系，本文将两种扩散网络图谱进行了模拟，见图5。

不论是共意网络还是异见网络，中等量级粉丝量的网络意见领袖在“饭圈女孩出征”“破圈”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如图5（左）所示，在共意网络中，机构号、娱乐营销号等具有较大粉丝量的节点转发“@人民日报”的相关微博，并经由这些意见领袖扩散至末端用户节点，传播链条短，在总体传播模式上呈现出兼具由“@人民日报”直接传递至末端节点的“零级传播”与大众传播类似的二级传播模式。

与之对应，如图5（右）所示，异见网络在链条中往往存在多个意见领袖对信息进行接力传播，呈现长链条的扩散模式。

（1）共意型扩散网络：紧密型网络的短链条扩散

共意网络主要呈现出与主体网络较为相似的密集型网络结构，网络深度较小，亦少量存在三级、四级意见领袖的持续传播。

在微博被转发的扩散过程中，小型意见领袖起着关键节点的作用。具体而言，在整个扩散中起到较大作用的节点包含：如“@李现控评组”、“蜜橘星冰乐”等饭圈大粉；“@帝吧官微”这样的具有洗版、刷版传统，经常组织民族主义网络行动的博主；如“@太皇太后您有喜啦”等的微博娱乐营销号；如“@文明南昌”等的机构号。此外，还有一类原本粉丝量较小的用户，由于其微博内容得到其他人的共鸣，从而被大量转发。

（2）隐秘的异见扩散网络：接力传播与长链条扩散

本文以二级网络源头节点为“@何小沁”的网络来对异见网络的来源及扩散进行介绍。“@何小沁”的粉丝量为558357，其转发微博被认证信息为“电影研究者、影评人、微博签约自媒体”、粉丝量达1998188的微博大V“@magasa”转发，其后“@magasa”的转发微博又被“@张问醒”、“天真爱丽丝”和“@一个猛猛张飞”等转发，每层的转发都形成了新一轮的扩散（见图7）。其余两个以“@枫家小蝎蝎”和“@熊小默”为源节点的异见网络，表现出与“@何小沁”二级源节点网络相似的特点。

拥有两百万粉丝的“@magasa”在转发“@何小沁”的微博时没有直接表达明确“异见”，但相关信息被再次转发时，这些用户表达了较为明确的“异见”。在图7所示的网络中，“异见”的表达较为隐晦，更多借反讽、隐喻等方式来进行异见表达，例如：

Merlot_lxl:魔幻//@中道_：大型当代艺术展//@t-_-f:还真不怕脱粉回踩，是万一万一回踩阿中就可以踩死你吗？//@magasa：这盛世……//@何小沁：想不到有一天人民日报成粉头了……

也有转发网络有较为明确的“异见”表达，例如“@超烦豆先森”转发“@枫家小蝎蝎”的微博，增加了相关的“异见”评论。

异见型扩散网络的扩散若要达成，需要经过拥有较大粉丝量的大V进行转发，才有可能形成扩散。由于爱国主义议题较为敏感，相关大V在转发时进行的评论较为模糊。小型意见领袖（本文中观察到的案例大都是粉丝量为几万的微博用户）在转发大V的微博时，进行了较为明确的“异见”表达。在向异见网络末端节点扩散的过程中，这些小型意见领袖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异见型扩散网络中的用户发布微博时，并没有主动标注可以识别的话题，表现出“异见”的隐秘性，这与渴望被其他人看到的饭圈用户的主动标注行为有所不同。值得一提的是，本文中涉及到的几条明确的“异见”微博，截止本文撰写时，相关微博已经无法查看，再次说明了“异见”表达在该事件中的敏感程度。以上是对RQ3的回答。

五

结论与讨论

（一）“饭圈女孩出征”何以“破圈”以致大规模扩散？

本文梳理了“饭圈女孩出征”整个事件可能的影响因素，进而对本文的核心议题进行讨论：本处于娱乐范畴的“饭圈女孩”在破圈进入政治领域的网络行动时，“饭圈女孩出征”何以大规模扩散，且持续较长的时间？又有哪些因素共同发生作用？在后续的发展过程中该事件的核心议题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

首先，“饭圈女孩出征”是名副其实由粉丝群体成员引发的一场网络行动，但初期参与者较少。本文的分析表明，粉丝群体难以完成全网范围内跨越粉丝归属的动员，更难以撬动其他人群的参与。“饭圈女孩出征”不是事前严密组织的网络行动，而是由于特定事件逐步升温、发酵和粉丝社群逐步动员粉丝及其他人群共同参与的网络事件。值得一提的是，在本文分析的两套数据中，在粉丝社群中具有超级动员能力的明星却是缺席的。

其次，主流媒体的官方网络账号是引发大规模网络扩散的关键，在共意型网络行动中体现了强大和高效的动员能力。网络社区和社交媒体等本来是区别于主流媒体的信息来源，被称作替代性媒介（alternative media），可为用户提供区别于主流媒体的不同新闻信息及观点（Lee，2017）。人民日报、央视新闻等传统媒体入驻新浪微博，在网络社区中仍承担相当重要的信息与观点提供者及议程设置者的角色。正是饭圈的相关微博被“@人民日报”采纳并转发，由于其粉丝量较高的中心位置，加之主流媒体代表官方的态度等，这样的“示范效应”（Bandura，1978）降低了饭圈成员及普通网民的参与门槛（Granovetter，1978）；加上其他机构类账号及娱乐营销号的协力推动，最终导致大量粉丝和其他人群被动员，使得“饭圈女孩”得以“破圈”并引发了“饭圈女孩出征”事件。通过这一部分的讨论，本文认为虽然本次事件以“饭圈女孩”冠名，但很显然饭圈的动员力量被高估了，真正起到关键动员作用是人民日报等传统媒体的网络账号。

第三，社交媒体等商业机构与娱乐营销号的作用。“饭圈女孩出征”主要发生在国内的新浪微博，不似2016年的“帝吧出征”的对象是境外社交媒体，对大多网民具有较高的技术门槛；由于新浪微博的热搜等机制使得相关微博不断出现在普通网民眼前，相关信息的重复暴露（Kwon et al.，2014）与社交媒体造成的普通网民之间的虚拟接近性（陶振超，2017）使得粉丝群体及其他族群不断加入其中。娱乐营销号与媒体类机构微博协同发力，共同促进了该事件在新浪微博社区的大规模扩散。爱国主义情感虽难以被互联网公司等商业机构所塑造，但通过热搜及算法推荐等重复暴露相关信息，却成为背后的“看不见的手”不断推动事件的发酵（李龙，刘汉能，2020）；互联网公司则通过对爱国主义行动的推动，获取了赖以生存的流量。

第四，网络情境的建构。首先，由于“饭圈”成员大都是青少年及在校学生，正值暑假阶段他们有充足时间及精力来参与。其次，“饭圈女孩出征”事件起因与香港事件有关，类似事件容易引发饭圈及青少年的民族主义情绪。香港事件持续较长时间，新动态经由社交媒体或传统媒体传播后，相关话题会重新升温。最后，“饭圈女孩出征”事件正值我国建国70周年国庆前夕，当时举国范围内爱国主义热情高涨。这些原因加上新浪微博热搜不断推送及传统媒体网络账号的共同推动，共同构筑了事件发生的网络情境。2019年8月该事件刚爆发时有明确的“出征”指向，而从8月中旬到国庆节的一个多月时间内，新浪微博舆论场中的“饭圈女孩出征”逐渐从“出征”演变为把“阿中哥哥”制造为“全民爱豆”的爱国主义网络事件。

（二）共意型与异见型扩散网络：“复读机”式紧密型网络与长链条扩散

本文基于对“@人民日报”微博的社会网络分析，对相关的扩散网络的特点进行了总结，研究发现，在新浪微博“饭圈女孩出征”的网络扩散中，存在共意型与异见型两个截然不同的扩散网络。其中占到扩散网络绝对主体的是与“@人民日报”保持一致的共意网络，同时也存在占比较少的异见网络。两种网络存在较大差异，对比情况见表5。

共意扩散网络表现为紧密型网络，传统媒体的网络账号是共意型网络行动的关键扩散节点，所形成扩散网络深度较小。由于传统媒体的网络账号拥有巨大的粉丝量及强大的传播能力，同时缺乏双向互动等特征，本文认为这是一种“网络大众传播”模式，是传统媒体转移到网络场域中强大影响力的证明。其他粉丝量较大的大V则表现出“个人大众传播”的特点。表现为紧密型“大众传播”式的扩散网络整体传播路径较短，其网络发言也较为单调、重复，更多表现为照搬媒体信息的“复读机”式爱国主义表达。

与此相反，“异见”扩散网络则具有较长的传播路径，网络深度较大。“异见”网络参与者较少，在发表相关“异见”时也采取相对保守、隐秘的策略，但相对于共意型网络而言更能形成对话，因而传播链条较长。共意网络和异见网络彼此不重合，没有形成对话的可能性，因而是各自分开舞台的对内表演（杨国斌，2016）。而在事件结束后，这些“异见”发表都已不可查看，互联网记忆仅展现出共意型爱国主义的一面。

从新浪微博“饭圈女孩出征”的扩散网络呈现割裂的两个阵营同时缺乏对话的可能性来看，虽然以粉丝社群为代表的“小粉红”群体将追星中的动员机制和参与方式等照搬到公共参与中，从整个事件的最终效果来看确实动员了不同阶层、不同利益群体的族群，但整个事件所透露出的“复读机”式的表面繁荣却透露出了令人不安的“政治不成熟”（吴靖，卢南峰，2019）。

本文系简写版，参考文献从略，原文刊载于《国际新闻界》2020年第12期。

封面图片来自网络

本期执编/小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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