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慢”从何来？——数字时代的手帐及其再中介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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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艳，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教授，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

本文系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重点交叉项目阶段性成果，（项目批准号：2021WKZDJC010）。

关于移动性的研究一度存在着移动优先的偏向，过度聚焦社会生活中运动、游牧和去域化的一面，对各种静止、定居和断联的现象采取排斥的态度。与这种移动优先的态度相匹配，有关媒介的移动性想象也通常指向联接与加速。早在电视时代，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就用“移动私藏悖论”（paradox of mobile privacy）对媒介与移动的吊诡关系做了精辟的分析（Williams，1990）,今天的数字和网络技术在加速社会流动、实现“万物互联”的同时，同样催生出各种或主动或被动的“减速”（deceleration）和“断联”（disconnection）现象（彭兰，2019；张磊，2020；Jansson，2019），数字化所带来的新旧媒介之间的融合趋势让动与静、快与慢、联与断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扑朔迷离。面对这一愈加复杂的现实，“新的移动范式”（new mobilities paradigm）超越了以往对移动和速度的偏向，提倡在研究运动和加速的同时也要关注停顿、等待、滞留、放慢等各种非移动和减速现象（Sheller & Urry，2006；Urry，2007；Urry，Büscher & Witchger，2010；Cresswell，2012）。那些看似非移动的现象不仅构成了现代资本、劳动和信息在全球范围内高速流动的基础，也是理解全球化和媒介化条件下移动性的内在张力和复杂性的关键。

在各种“慢实践”中，近年来兴起的“慢媒介”运动恐怕是最具代表性的。它主张人们从手机、电脑、网络等数字技术回归到纸张、书籍、胶片等传统模拟技术，以传统技术之“慢”对抗数字技术之“快”。在这一思潮的波及下，一种称为“手帐”的文化现象在中国新世代年轻人中流行开来。许多自幼便掌握电脑和手机技术的“数字原住民”纷纷开始偏爱用纸和笔记录生活和管理时间，手帐逐渐成为数字时代高品味文艺青年的标签。本文以这一“慢媒介”现象为个案，从技术制品、生产机制和用户消费实践等多个方面分析它与数字技术之间的复杂关系，从中发现这一慢实践背后的移动性意涵。

一

袪魅“慢媒介”

“慢媒介”（Slow Media）的概念最早在世纪之交由一些西方艺术家和设计师提出。2009年，美国程序员尼克·琼斯（Nick Jones）在脸书上创办“慢媒介运动”（Slow Media Movement）小组，2010年德国三位学者在线上发布“慢媒介宣言”（The Slow Media Manifesto）（Köhler，David & Blumtritt，2010），相继将“慢媒介”的概念带入公众的视野，与同期流行于欧美国家的“慢餐运动”（Slow Food Movement）相互响应，成为西方部分文化精英所崇尚的文化理念和生活方式。这一运动的倡导者同样呼吁人们或短暂或永久地远离数字设备和网络，但是它们将实现抵抗的希望寄托于对传统媒介的回归，提倡有意识地增加对纸质书信、唱片、胶卷等模拟技术的使用（Rauch，2011：1）。相比数字技术的虚拟、理性和冰冷，模拟技术被赋予“怀旧”“地方”“手工”“耐用”“感性”“环保”等人文价值，代表着更为“人性化”“自然”和“可持续”的传播方式，有意识地选择使用模拟技术的人也常与“平静谦和”“用心觉察”“自律上进”等人格形象联系在一起（Rauch，2018：25）。慢媒介运动的倡导者呼吁用“实在”的模拟技术对“虚拟”的数字技术“袪魅”（Rauch，2018：20），然而，实在之物难道就不存在魅惑吗？或许，在我们对“慢媒介”寄予过高期待之前，对这个概念本身也应该来一番袪魅。

“慢媒介”概念有一个基本前提，即“数字媒介”和“非数字媒介”之间的泾渭分明。袪魅的关键就是要对固化这种差异的认知模式进行一一剖析。首先是新旧之分，以技术产生的先后区分两种不同的媒介。仔细比较就会发现，新旧媒体之间的相通性往往比它们的差异性更为明显。媒介历史学家卡洛琳·马文（Carolyn Marvin）曾明确提出：“所谓新技术只是一个历史性的相对概念。”（Marvin，1988：3）从历史角度来看，许多我们认为的新技术并非另起炉灶，而是对原有技术的延续和改造。“计算机无非是带有超强记忆功能的及时电报，在计算机之前产生的其它信息技术均可被视为对原本的电报技术的不断强化而已。”（Marvin，1988：3）

其次是虚实之分，将物质等同于有形的物体和人工制品，而所有无形和虚拟的存在则被认为是非物质的，并以此将模拟和数字媒介分别划归到物质与非物质的阵营。这种虚实之分影响着时下许多有关“技术怀旧”和“模拟审美”现象的研究（Fickers，2009；Heijden，2015），它们倾向于将纸张、磁带、线轴理解为物质的，而比特和字节则是非物质的，信息从模拟材质向比特和字节转化的过程通常被定义为“去物质化”过程（Sapio，2014：44）。人们对物质文化的理解一直被锁定在有形固定的物品上，“这让我们忽视了物质力量和循环才是事物和生命的形成之道”（Ingold，2012：428）。正如实体之物并非一成不变，虚拟之物也同样摆脱不了物质的局限性。根据班凯泰（Jean-François Blanchette）对比特的物质性研究，信息无法外在于具有一定物质形式的基础设施和机构而独立存在，无法摆脱用来储存、控制和交换它们的设备所带来的物质性限制。将数字技术等同于虚拟无非是要掩盖其中更为深刻的利益诉求和权力关系（Banchette，2011）。

最后是主客之分，主张物质是纯粹客观的，物质性内在于事物自身，不受主观和社会因素影响，媒介的快与慢产生于不同的媒介物质所具有的内在逻辑和不变属性。这种传统的实体论思想正在受到新物质主义和后人类主义的挑战。它们都主张打通主客观之间的壁垒，看到物质与话语之间的相互形构。对西皮尔·克莱默尔（Sybille Krämer）来说，描述媒介的物质性就是在解读这种媒介原本不可见的痕迹，“并没有一种痕迹在那里等着我们与它简单地相遇，它产生于人们对痕迹进行把握和指认的过程，这个过程通常是困难和复杂的”（Krämer，2015：177）。这就意味着，探索媒介的物质性并不是简单地去描述或是发现“它是什么”，而是从各种人可以感知的痕迹之中窥见“它何以成为此物”。

抛弃新旧之分、虚实之分和主客之分，媒介的物质性开始呈现一种“分布式”和“操演式”的图景（章戈浩，2020）。所谓的“慢媒介”不再是某种与数字媒介截然分离的物质或技术的内在属性，而是新旧媒体不断生成和相互转换过程中的所谓“物体间性”。按照杰·博尔特（Jay David Bolter）和理查德·格鲁辛（Richard Grusin）的说法，媒介的发展历程中不存在新与旧的天然鸿沟，旧技术一边向新技术演变、一边又在新的技术环境中重申自身的地位。在这个过程中，“新旧媒介都采用直接和超中介的双重逻辑努力改造着自身”（Bolter & Grusin，2000：5），构成媒介技术之间的“再中介化”机制（remediation）。如果说今天我们所处的数字时代与以往的时代有所不同的话，那就是不同媒介技术之间这种“再中介化”的过程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密集，导致今天的媒介环境从本质上表现出“深度媒介化”（deep mediatization）的趋势（Hepp，2020）。新旧媒介既冲突竞争又相互依存，造就了高度杂交的媒介环境（Chadwick，2017）。媒介使用者不再受到单一媒介的局限，而是要在多媒介（polymedia）的环境中不断做出选择，并为这种选择承担社会、情感和道德上的后果（Madianou & Miller，2013）。在这种系统中，“所有的媒体不再是孤立、离散和僵化的，而是处在彼此复杂的关联之中，并在此关联中发展和彰显各自的独特性”（Hepp，2020：84）。面对这一变化，安德里亚斯·赫普（Andreas Hepp）提出用“媒介组合”（media ensemble）和“媒介剧目”（media repertoire）的概念变革过去基于单一媒介的媒介研究路径。前者是指在某一社会领域内相互配合的不同媒介的组合，后者则指个人根据自己的偏好和需求所搭配出的媒介集群（Hepp，2020：89，92）。本文正是沿着这一思路，跳出手帐作为单一媒介的存在方式，将之放置在个人化纸质书写这一媒介实践的历史变迁、以及这一技术在当下所处的媒介组合和媒介剧目之中，从它正在经历的“再中介化”过程中剖析它与数字媒介之间存在的真实关联，并试图回答它是如何被生产成所谓的“慢媒介”的。

为了摆脱再中介化理论所存在的过度视觉化和表征化的局限（延森，2018：92），本研究采取物质话语分析（material discourse analysis）的路径，力图发现“物质的话语效果与话语的物质效果间的相互建构”（Hardy & Thomas，2015：3），侧重从物品和实践两个方面对数字时代条件下手帐的技术内涵和社会话语进行分析。本研究的分析材料主要来自三个渠道：一是对国内手帐圈最为认可的五大手帐品牌的产品和广告分析，包括日本的Kokuyo（国誉）、Hobonichi和Midori，意大利的Moleskine（鼹鼠皮）和德国的Leuchtturm1917（灯塔）；二是对国内有关手帐文化的线上和线下出版物的文本分析，包括三本已出版手帐指南——《Moleskine传奇笔记活用术》《行动派手帐指南》和《用手帐书写更有趣的生活》，两个手帐App——趁早和Paperi，两个手帐公众号——“手帐研究室”和“不是闷”以及微博粉丝量排名前十的手帐博主的博文；三是对十位手帐爱好者所做的线上或线下深度访谈。调查研究的周期是从2019年10月1日至2020年3月30日。

二

作为媒介组合的手帐

“手帐”一词对中国人来讲既熟悉又陌生。它的字形是日本汉字，用来表示可随身携带的用以记录个人信息的小本子，但读音却不是日语的“techo”，而是汉语拼音shǒuzhàng。在国内手帐圈中，“手帐”绝不是“日记”的同义词。比如，在被许多手帐爱好者推崇的“趁早效率课程”里，手帐的历史被描述成一个西风东渐的过程。它将美国政治家富兰克林推为手帐的鼻祖，日本思想家福泽谕吉则是第一个将这个概念引入东方的开创者，传入中国则是近几十年的事情，而对日记在中国的历史却只字未提（王潇，2017）。访谈中，许多手帐爱好者也会回避、甚至否定手帐与日记之间的关联。手帐与日记究竟有什么不同，以至于必须为它引进一个外来词呢？如果仅看日记本和手帐本，或者是记录日记和手帐的工具和方式，很难发现它们之间存在着什么本质上的差别，但是一旦跳出手帐本和文具，二者之间的区别就会昭然若揭。

在许多慢媒介倡导者的理论中，人们对于新旧媒体的使用似乎存在着相互排斥的零和关系，这种想象完全不符合中国手帐文化的现实。纸质手帐和手写当然是手帐文化的核心，但并不是全部，它们只是手帐爱好者和手帐社群所使用的诸多媒介组合中的一部分。严格说来，“手帐”一词并非指代某个单一的媒介，而是一个由各种新旧媒介有机相联的“媒介组合”。对于每个手帐爱好者来讲，纸质手帐本和文具并不是他们用于自我记录和管理的唯一工具，而只是其“媒介剧目”中的一个亮点。让这个亮点产生意义的不只是纸和笔，各种数字和网络技术同样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具体说来，这个媒介组合大致可分为三个层次：

核心层——纸和笔，以及基于纸质手写发展出的庞大的文具市场。除了功能和款式各异的纸质笔记本和笔，还有五花八门的胶带、印章、标签、便签纸、橡皮、剪刀、刻刀、纸夹等等，应有尽有，令人眼花瞭乱，一个人拥有的文具数量和品种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他是否算得上一个资深的手帐爱好者。

中间层——个人手机、电脑和打印机。对手帐爱好者来讲，随身携带最多的记录和通讯工具还是手机，而不是纸和笔，所以，手帐的素材其实很大程度上来自手机上的电子笔记、拍照、截图或下载。为了方便将手机上的图像移植到手帐本上，手帐圈里还流行一种迷你打印机，专门打印带有背胶、适合纸质粘贴的手机图片。完成手帐的制作后，还需要用手机拍下纸质的页面，并对之进行修图、存档、上传和分享，有些过程也可以在个人电脑上完成。因此，各种手机拍摄和电脑修图的工具和技巧在手帐圈的知识分享中占有相当的比例。

外围层——社交软件和社交平台。对手帐圈影响最直接的当属豆瓣、B站和新浪微博三个平台。其中豆瓣是最早涉及手帐文化的社交平台。2009年12月，一个名为“齐天大尼玛”的用户在豆瓣上注册了一个名为“手帐”的小组，这是目前公认的国内最早的线上手帐社群，已有成员33万多名，成为豆瓣上最大的趣缘小组之一。除此之外，豆瓣上还有一百多个与手帐有关的小组，其中有8个拥有一万以上的成员。除此之外，B站和新浪微博也是手帐爱好者分享手帐资源和结成趣缘社群的集散地。在微博与业余兴趣相关的超级话题中，#手帐#总是排名前三，排名前十位的超级话题中还会经常出现其它与手帐相关的话题，比如，#给你看我的手帐#、#手帐素材分享#等等。社交媒介虽然处在手帐媒介组合的最外围，但它的作用绝对不亚于纸质书写文具和个人手机电脑。本研究所访谈的手帐爱好者大多是先“触网”后“入坑”，他们是在使用社交平台的过程中首次知道手帐的概念，在手帐实操的过程中也时时依赖社交平台获得信息、灵感和资源。也正是因为社交网络的建立，手帐从一个小众的个人爱好迅速发展成为一个颇具影响的社群行为，虽然很难准确地估计其人数和规模，但是可以强烈地感受到这个社群内部的认同感。国内手帐圈习惯把喜欢称自己为“手帐er”，并且将它与“高品位”“精致”“文艺”“严谨”“热爱生活”“自律”“自我发展”等正面人格联系在一起，表达出强烈的自我意识和群体认同。

这种融合多种技术、联接个人与群体、打通虚拟和实在的组合结构，自然从媒介属性上让手帐与传统日记拉开了距离。多种媒介材质和技术的并存让手帐实践远远超越了简单的纸质书写，其目的也不止于自我对话和表达，而是营造一种或独处或群居的身体在场。我们可以说“写日记”或“读日记”，但是很少听到“写手帐”或“读手帐”的说法，更多的是“做手帐”。这意味着，手帐的意义并不局限于书写和文本，而包括书写、装饰、展示、分享等一系列活动在内的身体参与过程。更为重要的是，基于数字技术和社交网络的拓扑关系打破了纸质书写的地理属性，将全球意识带入了一个原本非常私人和本土的媒介空间。作为手帐爱好者初次接触和积累手帐经验的技术环境，豆瓣、B站、微博等社交媒介中所汇集的有关青年流行文化的共识不可避免地影响着手帐背后的文化认同。热搜日剧中男女主人公使用手帐的故事情节经常被用来介绍何为手帐，以及手帐与日本文化的关系。这就使得手帐经常是以一种对邻邦的想象而进入中国青年的视野的，对纸质和书写的偏好实为对特定外来文化认同的伴生品。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国内手帐圈一直对日本手帐品牌趋之若鹜。粉丝们同样会利用翻墙技术从脸书、Youtube、Instagram上找来欧美的相关资源，在“子弹笔记”“康奈尔方法”等手帐技巧日益深入人心的同时，Moleskine、Leuchtturm1917等欧洲品牌也开始与日本品牌齐名。

社交网络不仅决定了手帐的文化属性，也为与之相应的手帐消费创造了物质条件。对于资深手帐粉丝来讲，传统的文具店无法满足他们对进口文具的需求，基于社交平台的各种代购和团购网络才是他们消费的主要渠道，粉丝之间也会经常以“出坑甩卖”等方式在线上互通有无。最近几年，虽然一些经销商和国外品牌的代理商纷纷在电商平台上开设网店，许多大城市也开始出现专业的手帐文具实体店，但这些渠道并不能替代社交平台对手帐消费潮流的引领作用。正是依靠网络和社交平台，中国的手帐爱好者们才能从一件件来自远方的文具中体验到一种小确幸和小格调，物质地建构起手帐er们略带优越感的自我与群体身份。

总之，一旦超越单一媒介的局限、从媒介组合的角度来理解手帐的媒介属性，我们就可以清晰地看到新媒体在其中所起的结构性作用，它们不仅扩大了手帐文化的传播范围，更从话语和物质上决定着手帐的文化意义和身份建构，使之更加偏向于一种青年人借助异域文化符号建构亚文化身份的途径，一种可被低收入“学生党”和“文艺青年们”消费的“世界主义文化资本”（Jansson，2018：88），而非某些学者所认为的对本土传统文化的回归（陈丝路，2017；徐旭阳，2018）。

三

纸质手帐离数字技术究竟有多远

如果仅仅聚焦纸质手帐本身，是否手帐和数字技术就没有关联了呢？答案也并非看起来那么简单。流连在各种关于手帐的出版物和文本之中，你会发现许多推广手帐文化的作者和发明手帐技巧的达人，比如在手帐圈颇有影响力的《Moleskin传奇笔记本活用术》一书的作者崛正岳，以及子弹笔记的发明人Ryder Carroll，他们并非是传统的出版人或手工艺人，而是信息科学和数字产品设计师。这种“错配”不禁让我们想到列夫·曼诺维奇（Lev Manovich）对所谓“新媒介的语言”的重新解读。他认为数字化表达、模块化组织、自动化、多样性和转码等一系列人们通常用来区别新旧媒体的概念绝非是新兴数字媒体所独有，从内在逻辑上看，它们也同样存在于许多传统的模拟技术之中（Manovich，2001：66）。沿着这一思路，我们侧重从数字化编码（numeric coding）和模块化管理（modular organization）两个方面来分析数字媒介的语言是如何体现在今天的纸质手帐中的。

（一）数字化编码

如果说数字化就是将世界看成是由数字和数学关系构成的一种编码和表征方式，那么，这种方式是否仅仅属于计算机和网络技术呢？首先，从符号系统来看，数字符号和其它语言符号之间未必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鸿沟。新近的考古研究发现，最早的文字系统起源于简单的计数符号（Everrtt，2017），数字不仅是算数和数学的基础，也是锻造整个文字符号和书写系统的基础。在古代苏美人发明楔形文字后的5千多年间，文字也主要是被用于税收和贸易过程中的计数和计算，而不是文学和艺术表达（Scott，2017）。从这一起源来看，人类早期的书写系统一直受着数字符号和数字化思维的统治，数字的基因不仅存在于科学技术领域的数据加工，也深藏于整个人类书写系统中。

其次，从信息编码的逻辑来看，数字化还意味着“将连续性的数据转化成非连续的数字编码（Manovich，2001：49）。在这一点上，不同材质和姿势的书写方式的确存在本质的区别，只不过带来这种差异的并非计算机和网络技术，早在印刷术和打字机发明之时，书写方式就产生了断裂。谈及手写与打字印刷的区别，因戈尔德用了两个不同的比喻：“有活力的线”和“迟钝的点”。在他眼里，手写者和步行者之间有得一比，就像步行者的脚印左右分离而身体的动作却连贯不停，手写者留在纸面的文字时连时断，但是他们“留在纸上的文字和其连续的书写动作并非脱离，而是相互生成”（Ingold，2016：93）。相反，印刷和打字是通过键盘和机器将预制好的字形敲击在纸上。手指控制键盘敲击的动作与书写的痕迹之间因此产生脱离（Ingold，2016：93）。因此，如果按照编码的连续性来判断，书写的数字化早在印刷术和打字机时代就已经开始了。但这并不是说手写就注定是连续的。因戈尔德进一步指出，当印刷和打字成为主流之后，它们会反过来影响手写、甚至与手写发生融合。现今的许多手写行为虽然用的还是纸和笔，但在很大程度上是对打字和印刷的模仿。比如，当人们填写各种纸质表格的时候，笔头的动作已不再线性连贯，而是随着表格的设定在一个个点之间跳跃停顿。一度属于连续编码的纸和笔同样可能产生非连续编码和碎片化的书写体验。

有趣的是，在今天的手帐设计和实操理念中同样体现着强烈的非连续编码的逻辑。据观察，大多数爱好者都会选择设计感重、规划组织功能较强的手帐本，普通的笔记本和空白本只是作为一种补充。这种以规划为主的手帐本主要以时间轴和日期来组织页面，以一年本居多，内含月记、周记和日记三种排版。固定的时间段和功能规定着严格的书写空间，要求书写变得极端整洁、清晰、准确、分门别类，但也非常局促、简短和碎片化，它强调的是信息的组织、加工和后期检索，不完全是书写者的自由表达和思考（见图1）。这种规划本将全年的时间一次性地放置在用户面前，鼓励用户通过提前规划创造更高的效率，甚至还发展出“五年本”这种新的形式，将五年的同一天安排在一起，这种对时间的打散和重排进一步加深了经验的非连续性。在记录方式上，传统的从头写到尾的方式通常被认为是手帐的大忌，流行的做法是将一个页面分作数个版块，穿插安排不同的内容，文字的部分不能多，更不能连成一片，而是要用各种排版和装饰隔开，尽量留白，胶带、印章、贴纸所占的空间往往超过了文字。用来替代线性文字记录的还有各种图表和清单（见图2），它们或包含在手帐本的设计中，或由胶带、印章、贴纸等其它文具所提供（见图3），或由个人手绘，与之相应的记录方式基本不用文字，而是打勾、点顿、涂色、盖章等半自动化的动作。这种记录方式虽然用的是纸和笔，但遵循的却是数字时代自我量化和数据化的逻辑。

（二）模块化管理

除了数字化编码外，纸质手帐与数字技术的另一个相通之处在于对信息和功能的模块化管理。在信息科学技术研究中，模块化指的是：在不丧失单一模块独立性的前提下，以小模块拼装成较大的程序和设备，拼装而成的程序和设备又作为独立的模块组成更大的程序和设备，每个模块的独立性让每一级的组合都是可打散重组，产生新的程序和设备（Manovich，2001：51）。这种机制可以让系统变得更为灵活高效，更好地适应规模增长、技术更新、材料损耗、以及应用场景的变化，可以灵活地回应各种突发的变化和需求，它是数字技术高效地分配有限的计算资源的基础（Blanchette，2011：15）。这种机制当然在计算机和网络技术中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它专属于计算机和网络技术，其底层的逻辑早已在制造、建筑、教育等领域得到广泛应用，比如汽车组装、可替换刀片的剔须刀、课程模块的设计等等。

纸质日记和个人时间规划看似没有计算机和互联网那么复杂，但是它同样要面对许多挑战。如何利用有限的页面承载层出不穷的体验和想法、如何让固定的本子记录生活的朝朝暮暮和心情的起起落落、如何兼顾稳定和灵活、大容量和小身材如何才能不矛盾？这些都是摆在生产者和使用者面前共同的难题，模块化的管理机制为他们提供了解决方案，具体来说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手帐的页面分区。做手帐与写日记最大的区别在于它很少将每一页打开的纸质页面当作统一的空间，而是强调内容、视觉和功能的分区，一部分是用于规划日程的时间轴，一部分是行动清单，另一部分是习惯跟踪打卡，再用一小块空间用来记录心情。如果需要的话，还可以用贴纸创造出另一层独立的空间。不同分区之间相互独立又被有机地安排在同一页面，每一页手帐都呈现出万花筒般的视觉效果。大多数时候，这种设计理念已经固化在手帐本的印制格式之中，用户只需要按照格式去填内容。某些手帐产品反其道而行之，不提供任何既定的格式，但是它们的使用教程同样鼓励分区排版，只不过是将分区的自主性交给用户自身而已。以点阵格式为标志的子弹笔记本就是最好的例子。

二是手帐本的内页分册，即一个手帐本由可拆分的数个分册组成。比如，国誉自我手帐就采取了一分三的形式（见图4），一个本子包括“日记”“想法”“生活”三个分册。“日记”分册由周历和月历组成，用以规划日程和记录生活事件；“想法”分册采用方格设计，用来写备忘录和管理各种信息；“生活”分册则包括各种图表，用来记录个人目标、纪念日、家族名单、医疗纪录、密码等相对比较长久的信息。三个分册可独立使用，也可合成一本。用户可根据自己的需要更换其中任何一册而保持其它几册不变，这样既延长了整个手帐本的使用寿命，又不影响它的灵活性。Midori Traveler’s Notebook的设计也采用了同样的策略。它的封面和内页是分开销售的，内页有日历、方格、点阵、横条、空白等各种格式可选，用户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择相应的分册，再用产品提供的真皮封面和橡皮筋将不同的分册绑成一本，同样可以在本子不变的情况下增减和更换其中的分册。

模块化的第三个表现是用户的手帐体系建设。资深的手帐爱好者往往要同时使用不同的手帐本。如何从众多的产品中选择适合自己的手帐本，将它们有机地组织在一起，并根据情况的变化做出适时调整，这是做手帐的一项重要技巧，手帐圈称之为“建立和维护手帐体系”。在这个体系中，每个手帐本是单独的模块，通过调整手帐本就可以保证整个体系的延续性和灵活性。采用手帐体系的方法，每个手帐爱好者可以既保证自己与手帐本之间建立相对稳定的关系，又允许自己根据需求的变化进行调整和尝试新的产品。访谈中，网名“西饼小姐”的手帐爱好者介绍了自己的手帐体系管理心得。她在做了六年的手帐以后，已经形成了相对成熟的手帐体系管理模式。目前她同时使用着四本手帐：一本国誉自我手帐用来规划日程，一本Hobonichi手帐用来随手写日记，一本Moleskine笔记本用来记录看过的影视剧，以及一个普通的空白本用来收集各种贴纸、票据、胶带、照片等素材。每到年终“西饼小姐”都要根据来年的人生计划重新规划自己手帐体系，她说：“为了保持做手帐的兴趣，我每年都会尝试一两种新的产品，但是每年我都会保留国誉自我，让它一直伴随我。”

以上三个层次的表现形式虽然不同，但是内在的模块化思维却是相通的。通过模块化的拆分和组合、再拆分和再组合，可以让手帐本的使用同时满足持久性和多变性这两种原本互为矛盾的需求，同时也可以用标准化生产的产品满足用户个性化的需求，在不增加生产成本的条件下扩大产品的市场适应性。

四

手帐之“慢”从何而来

既然手帐离不开数字设备的参与，其设计和实操又渗透着数字技术的语言，它为什么会让人感觉到与其它数字技术之间如此隔离？其“慢媒介”的感觉又从何而生呢？据纳什·哈尔纳斯（Lars Hallnäs）和约翰·雷德斯特姆（Johan Redstrom）的分析，当社会已经具备“快技术”的条件时，所谓“慢技术”的设计并不是简单地将运行速度慢下来，从省时变成耗时，而是要让花在技术上的时间变得有生产性,“为新的反身性行为留下时间”。如果说快技术催着人们单纯追求功能和效率，慢技术则鼓励人们意识到技术本身的存在并做出反思。用户不再只是“使用”技术的功能，而是“感知”技术的“在场”，欣赏其“设计形式”和“物质之美”（Hallnäs & Redstrom，2001：210）。换言之，作为一种设计理念，技术之“慢”并非出自技术的某种固有属性，而是产生于特定的技术和文化操作，这种操作让技术某些原本隐形的物质性变为可见，使技术成为“在场”。这一特殊的技术和文化建构过程正是博尔特和格鲁辛所说的再中介化过程中的“直接化与超中介化的双重逻辑”,正是依循着这种逻辑，“新老媒介不断自我改造和改造彼此”（Bolter & Grusin，2000：5）。两种逻辑的效果分别是：“直接化逻辑努力消除表征行为或将之自动化，而超中介化逻辑恰恰突出各种表征行为的存在。直接化逻辑创造统一的视觉空间，而超中介化则提供异质性空间，媒介不再是一个看向世界的透明窗户，而是看向自己，也看向其它的表征和媒介。”（Bolter & Grusin，2000：33-34）

在绵延数千年的纸张技术发展历史中，这一双重逻辑带来了纸张技术发展的两条平行线索。直接化逻辑不断地追求如何让纸张透明和不可见，突出它作为信使的功能。它让纸张越来越廉价、轻便、光滑，各种天然原料和手工的痕迹被极力抹除，使纸几乎成为可被视为无物的表面，最大程度地凸显书写符号和内容。而超中介化逻辑则努力保留并欣赏纸张作为信使之外的功能和物质性。采用传统材料和工艺的手工纸在许多国家和地区都被保存下来，纸的材质、纹理、层次也通过拼贴、剪纸等方式成为现代艺术表达的手段，与之相应的技艺也从单纯的写、印、读发展出折、剪、堆、拼、贴等多种技艺（Kurlansky，2017）。

沿着这一历史脉络，今天当我们讨论任何一种纸质制品和技术的物质性时，都应该从以上两种媒介逻辑的并存、纠缠和张力中去寻找答案，而不能以某种孤立静止的状态来定义它的本质。纸质媒介并非天然的透明或不透明，而是在不同的媒介逻辑下切换出不同的状态。直接化逻辑尽可能消除痕迹，而超中介化逻辑则努力将这些痕迹放大，让它们变得格外地可触、可感、可欣赏、可售卖，让技术的“在场”变得无法回避，由此产生哈尔纳斯和雷德斯特姆所说的让技术变“慢”的感知基础。顺着这一思路，从超中介化逻辑的技术和文化操作中去重新理解纸质手帐变“慢”的由来便成为当然的选择。按照博尔特和格鲁辛提供的理论线索，超中介化逻辑的运作通常离不开“激发多样化的表征行为”和“提供异质化的空间”这两大机制（Bolter & Grusin，2000：31，34），那么，这种多样化和异质性的效果是如何通过手帐的自我改造而实现的呢？

（一）异质空间的叠加并置

当分析网络页面的媒介逻辑时，博尔特和格鲁辛指出，网页的共同特点在于“它们同时作为被表征的空间和真实的空间存在，这种张力引导观看者在欣赏具体的网页内容时不断地回到页面空间，最极端的情况下甚至永久地停留在页面空间”（Bolter & Grusin，2000：41）。这种多空间并存的张力在时下的手帐页面和手帐实践中也同样存在。理想的手帐页面不再像传统日记那样呈现为统一的空间，而是被各种排版和装饰技巧打破、分隔成外观和功能各异的分区，整个页面看起来更像是拼贴画或是网页。在做手帐的过程中随时需要为不同的内容找到合适的方格、时间点、清单或插页，在各种不同的格式、版面、色彩、工具之间做出选择和搭配。如果再考虑到纸质手帐所关联的手机、电脑和社交媒体，其使用空间的异质性和跳跃性就会更加强烈。不仅如此，做手帐的过程还经常与使用者所处的咖啡馆、旅游景点等地点产生联结，将实体空间的异质性也卷入手帐体验中。这一多空间的并存交叉非常明显地体现在产品的设计和广告中，许多国际知名手帐品牌都在努力将自己的产业链从印刷和文具向其它行业延伸。以意大利的Moleskine品牌为例，它最初只是一个高端纸质笔记本的品牌，如今已经摇身变成了横跨纸质和电子、兼营虚拟和实体的体验经济品牌。2012年，基于一份市场调查结果，认为“60%以上的Moleskin的用户都是数字设备的重度用户”，这家公司宣布“笔和电子设备休战”，与知名电子笔记本品牌Evernote联手，开发出“Evernote Smart Notebook by Moleskine”。两年后他们又推出可以让用户在纸质笔记本和手机上实现内容同步的“智慧书写系统”（Smart Writing System），继而又开发出Moleskine Flow和Moleskine Journey两款手机App，“将效率工具和健康跟踪合为一体”。除此之外，公司还在多个国际大都市开办以Moleskine命名的咖啡馆和社交空间，同时与一家旅行社合作组织以Moleskine命名的“创意禅修”活动，为客户提供“可激发灵感、创意和自我表达的沉浸式团队旅游体验”。

对空间多样性的追求也同样体现在手帐爱好者的日常使用中，数字技术所带来的媒介融合被手帐爱好者们发展到极致，他们特别善于打通不同材质的边界，将纸质的内容用手机拍照和网络共享的方式数字化，又通过打印、贴纸等方式将手机和网络的素材搬运到纸上。不仅如此，手帐圈中还非常流行将实体消费空间中的物品，比如车票、戏票、门票、奶茶店的杯垫等，巧妙地安插在手帐页面中，或者采取打卡的方式将网红地点搬到自己的手帐上。让实体巧妙地嵌入文本。在这种多重空间叠加并置的条件下，用户随时处在各种空间的切换和转移之中，这无疑让手帐体验变得更为密集和强烈，而切换过程中产生的紧张感则像网页一样“不断地让用户意识到媒介自身的存在，并从中获得快感”（Bolter & Grusin，2000：41）。

（二）多重感官体验

超中介化的另一个杀手锏是“增加媒介符号的类型，创造丰富的感官体验”（Bolter & Grusin，2000：34）。与传统日记专注写作的方式不同，手帐更像是玩转十八般武艺的手工活动，资深手帐爱好者往往要为自己搭建一个小小的工作台，用于收纳各种本子和文具。面对琳琅满目的文具，单纯的书写让位于绘画、粘贴、剪切、折叠、盖章、拍照、修图、上传等一系列活动，注意力从诉诸文字的思维转移到感官和身体，产生丰富的视觉、听觉和触觉。爱好者们在谈及手帐为什么如此令他们着迷时，一般都会突出自己在摆弄各种本子和文具时产生的感官满足，而不是自己所记录下的内容，比如“我第一次看到这么多美丽的胶带和贴纸时，感觉自己的荷尔蒙都燃起来了”，“笔划过纸的声音听起来是那么美、那么有质感!”“我喜欢手帐是因为做手帐的时候人不用想问题，做就好。我经常边追剧边做。”

这种感官情结不仅是手帐爱好者的主观感受，也是手帐产品设计和广告宣传所追求的效果。目前市场上高端的手帐本都会在产品宣传中特别强调纸张的材质和装帧的工艺，唤起用户从视觉、听觉和触觉上欣赏和把玩。日本Midori手帐本有一条广告视频，全片中没有一句解说词和字幕，唯有不同的笔在纸上书写的特写镜头，配以笔尖划过纸张的沙沙声，纸的纤维和纹理清晰可见，日常书写所带来的各种原本微不足道的视听感觉被无限放大，调动着观众的各种感官体验。这家公司的明星产品Traveler’s Notebook更是将这种体验物化到产品的设计和包装中。用户打开包装，会看到一封详细的说明书：“Traveler’s Notebook的真皮封面会随着你的使用变得越来越美......在使用一段时间后，它的质感会产生改变，当你的记忆化成它的划痕，它就成为你更加珍贵的爱物。”这样的说明不是指导用户如何使用手帐本进行记录，而是指导他们如何感知和欣赏手帐本身，并且与它建立历久弥新的情感。

（三）文化身份的他者化

上述的空间和感知上的异质性主要表现在手帐媒介内部，另一维度的异质性存在于手帐与其它媒介之间，即在手帐与主流数字媒介之间划出一道人为的鸿沟，将这一原本内在于数字文化的媒介塑造成数字时代的例外，这道想象的鸿沟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对手帐媒介所关联的文化身份的重新建构。在电脑手机出现之前，纸质笔记本曾经是社会主流和知识精英的标志，在功能和设计上都偏向西方文化和男性气质。随着数字技术逐渐成为文化主流，纸质笔记本的市场被迫从主流转向边缘，高端笔记本开始越来越多地征用各种异域或非主流的身份符号，将自身塑造成主流文化的他者。这种自我他者化的过程一方面表现为对非西方文化的包容和欣赏，比如Hobonichi手帐封面设计中经常采用的带有异国情调的“世界民俗图案”（World Folk Patterns），以及Midori Traveler’s Notebook那个标签性的、据说出自泰国的整张皮革封皮。另一方面则表现为女性化的性别策略。日本Hobonichi手帐在全球市场上的成功就是一个例子。与大多数从传统文具和印刷产业发家的手帐品牌不同，这家起源于家居用品的互联网企业，从一开始就将自己旗下的手帐市场瞄准女性群体，其产品大多色彩鲜艳，封面采用柔软的布料，配以可爱的手工刺绣Logo和蝴蝶书签。它所推出的亲职规划本和儿童系列首次将时间规划管理的理念带入女性主导的家庭劳动空间。在它约78万的全球用户中，女性自然占到大多数。日本国誉文具原本是中性定位，但在打入中国市场时也被注入了女性化元素。他们从2008年到2011年在中国多家高校中举办“校园女生”才艺大赛，扩大其在中国年轻女性消费者中的影响。

国际品牌的女性化营销策略显然得到了中国用户的响应，在国内手帐圈中，手帐或多或少与年轻女性划上了等号，代表着既有知识又懂生活的“精致女生”形象。根据以往的调查数据，中国手帐爱好者中80%以上为年轻女性（何志鹏，2016；曹洋，2017）。本研究的10位受访者中有9位是25到30岁之间的女性，唯一的一名男性受访者表示，他只在社交媒体上公开自己的爱好，害怕让家长和学校知道。从下面这位女性手帐爱好者的表述中，可以强烈地感觉到性别因素在手帐文化建构中的作用：“其实我男朋友也用本子记日记、做规划，甚至比我还做得早，但他那不算是手帐。因为他从来不在乎用什么牌子的本子，也从不买胶带、不做装饰，在他眼里，这些都是花里胡哨的东西，只有我们女生才会在意。”

从这段话里，我们可以同时看到关于物和人的两种分类，一种是将手帐与传统日记和其它书写方式划分开来，强调它在形式上注重材质、手工和感性的特点，忽略它们在功能和结构上的相通之处；另一种是男女性别差异，女生偏手工和感性，男生偏科学和理性。有趣的是，当这两种分类被叠加在一起的时候，就产生了相互证明的效果。刻板僵化的两性差异成为区分不同书写工具的话语资源，而手帐的女性化生产和消费又成为一种新的“性别脚本”（gender scripting）（van Oost，2003），物质地维系着传统的女性气质。正是借助这种物质与话语相互缠绕的机制，手帐才被生产为一种与众不同的媒介，成为数字时代的他者和例外。这种异质性的生产过程既是产生手帐之“慢”的另一个来源，又暗示着在这种新旧技术“快慢之分”的背后存在着怎样强大的文化和心理基础。正如女性作为男权社会的他者是男权制度所生产的他者，手帐作为数字时代的例外，也是一种“包括式的排除”（Agamben，1998：21），或者“构成式的例外”（constitutive outside）,一种“只有被主流的话语和边界包括在内才得以存在的例外”（Butler，1993：xvii）。在它另类的姿态下存在着与主流的纠缠和合谋。

五

结论

根据以上分析，恐怕我们再难将手帐文化在中国新世代群体中的兴起简单地解读为对某种传统文化的回归，或者是与数字技术的断联和反叛。从再中介化的视角来看，这种被感知为“慢媒介”的文化现象是在中国高度流动和加速的社会技术语境下、由生产者和使用者共同参与、跨越时空边界的新旧媒介相互融合和转化的结果。无论其中的纸质日记本和传统文具带给人们怎样的怀旧和另类的想象，从手帐实践所调动的媒介组合和其设计实操理念来看，它与数字媒介之间存在着内在的统一和深度的融合，其中对模拟技术的审美化消费不仅与对数字设备的使用并行不悖，而且处处渗透着数字的逻辑和语言。在数字化和模块化这两种机制的共同作用下，数字时代的手帐被塑造成一种矛盾的复合体：一边是高度的结构化和标准化，一边是极强的灵活多变。数字化的编码方式和量化手段不可避免地将理性的秩序强加在个体的手帐体验之中，将想象中那种无拘无束的个人化纸质书写挤到边缘。但是模块化的拆分重组机制又让手帐摆脱了工业化产品千人一面的拘束感，取而代之的是数字时代条件下个性化定制所带来的自由选择的掌控感。从内在的逻辑来看，今天的手帐更像是运行在纸上的计算机程序，将“每一处恒久都替换成变异”（Manovich，2001：62），允许并且鼓励使用者在各种尺寸、格式、颜色、形状、品牌、风格、乃至时间的年、月、日之间灵活切换。然而，这种满足感又必须以遵循手帐技术的内在套路为前提，技术的逻辑内化和自我解放的快感并行不悖。基于这种“结构化的灵活性”，手帐在某种程度上获得了与手机和可装戴设备相似的跟踪和导航的功能，变成了麦奎尔所说的“地理媒介时代”另一种可操作性媒介（operational media）（McQuire，2016）。这样的自我书写虽然使用的还是纸和笔，但书写行为与自我的关系已经与传统的日记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它强调的是对自我的数据化加工和存档，并通过跟踪、打卡、复盘、分享等手段，让数据的算法引导、评价和纠正自我发展的方向，浪漫主义的本真性自我让位于听从算法的操作性自我，随时以高度的灵活性应对超乎个人感知范围的变化和指令。“M is for movers”（Moleskine的广告语），“子弹笔记助你从乘客变成生活的宇航员”“灯塔变化日记相信：变化是容易的”......从这些知名手帐品牌的推销语中，我们不难听出数字时代对“快生活”的追求，以及加速移动所带来的紧张感和不确定性同样回响在纸质页面上。

至于手帐带给人们的“断”与“慢”的感觉，也并非来自纸和笔的固有属性，而是传统书写技术的某些物质性或“痕迹”在数字技术的条件下被特定的技术和文化实践改造和彰显的结果，其背后是直接化和超中介化的双重逻辑影响下技术之间、人与技术、以及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不断生成和转化。正如克莱默尔提醒我们的：“痕迹本不可见，让痕迹变为可见的东西同样不可见。”（Krämer，2015：174）通过对手帐的研究，我们或许可以窥见在数字时代诸多“慢媒介”的表象下，某些更为深刻的社会和技术变化正在发生，某些更为隐秘的权力关系正在被动摇或者被巩固。

本文系简写版，参考文献从略，原文刊载于《国际新闻界》2021年第3期。

封面图片来源于网络

本期执编/大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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