扎根乡土的自然教育系列 | 吾木村东巴（上）以文化传承为背景的乡村自然教育
至今已经举办6届的全国教育论坛，主要集合和关注的自然教育实践，大部分都以城市家庭和少儿为服务对象。一方面是由于自然教育机构主要以企业和社会企业的方式运作，举办活动一般都收取不低的活动费用、课程费。收费的方式让很多城市中产甚至富裕的家庭成为最早一批具备支付能力以及有相关社会教育视角的直接受益人群。也让自然教育的收费性服务远离乡村、远离乡村的孩子和家庭。另一方面是过去乡村的田园生活、农业生产自然而然与土壤、动植物发生联系，很多乡村家庭都没有意识到这些联系对孩子未来的生活可能带来什么样的塑造和机会。而这些联系现在正在慢慢的变少变薄弱。关于自然观的建立、个人对于家乡的自豪感和归属观、以及更具体的认识自然、与自然相处的能力，这些是大部分乡村家庭在孩子幼年期没有重视或者很少去培养的。农村儿童的“自然缺失症”现象同样也在发展和令人担忧。
2018年8月，在地自然启动一项西南地区农村自然教育调查项目，分别走访云南、四川、重庆、贵州、广西五地，收集相关信息，整理案例，令我们能够对在乡村坚守教育，探索适宜本地的教育内容的机构与个人有了更为全面的了解。
居住在丽江市宝山乡吾木村的壮年东巴和继先就是一位坚守乡村的实践者。他在民族文化传承过程中也承担了本地物种保护的责任。他的乡土教育里，包含了关于自然的所有教育。然而，他的乡土教育实践对当地儿童的影响也同时在经历着当地人慢慢城镇化的冲击；村小撤并也会带来年青一代的成长与乡村、自己本民族文化的脱结。在地自然希望推动未来更多的交流，也能架起不同实践者之间相互学习、相互启发的桥梁。
初识和继先是在2018年11月的北京，银杏伙伴年会上，新入选的当届伙伴和继先上台分享。讲自己是一个“留守中年”，守着有千年文化的村庄，自己的“合伙人”都是一些年纪很大的老人家。之后介绍了很多在家乡的实践，包括为当地孩子建的乡村图书室，以及自己所做的乡村种子保护的事情。
当时正在为推动西南农村社区自然教育经验调查与相互合作项目寻找实践者的我，马上意识到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基于民族文化保护的乡土教育案例。于是与和老师搭上线，介绍了项目的情况，并表达了希望更多了解他的实践的意愿。
之后的几次银杏伙伴聚会，我们都有一些机会加深了解。直到2019年4月，同事巫渭欢到吾木村完成了第一次访谈，并在不久后将和继先确定为项目深度访谈的案例之一。2019年8月，原定二次拜访的我们因故取消了行程，仅能通过微信和电话了解和继先在村里组织“一棵树”夏令营活动的情况。2020年2月，受到NVC疫情的影响，原定在吾木村举办的“一棵树”冬令营活动不得不取消；我们也没有办法拜访吾木村。2020年2-3月，我采用电话访谈的方式，对和继先进行了多次采访。本案例的写作主要基于2019年5月的调研和观察，以及2020年2-3月的远程访谈，也得益于和老师多年整理的吾木村的自然、文化与社区变化资料。感谢我的同事巫渭欢和全海燕在案例写作中的协助，特别感谢银杏基金会的雷静女士提供了她的视角。
童年，受到外公（按当地习俗，父亲上门，所以外公也是祖父）的影响。和继先外公是东巴，祖上几代人都是东巴文化传人，所以和老师本出自东巴世家。和继先童年时期常跟随外公为村里人做仪式，从小深受纳西东巴文化的影响。据和继先说，他从小都被同龄朋友叫做东巴。然而，继先的童年时期，家人并未期望或者往东巴的方向培养他。直到2004年，外公去世后，继先才正式确定要成为东巴。之后的学习主要是向其他的东巴学习。因此，外公对继先影响很大，但是继先的东巴学习却非家传。
外公对继先的另一影响主要是在村庄里与其他东巴联合的行动。1999年，村子里健在的5个老东巴，包括和继先的外公，开始找一些懂村子里民俗活动的老人，做一些纳西族传统文化的整理和恢复。当时他们把组织取名叫“吾木村老年协会”。他们做的事情就是对传统文化的整理和习俗的传承，第一年恢复了祭天、祭暑（自然神），也祭了山神，做了些宣传。第二年文化部门的人下来看，他们觉得这些老人做的不错，就帮他们改名为“东巴文化传习院”，当年由市里的一位领导给了点支持，帮助他们在村子里买了个院子，让老人们有了活动场所。
和继先在2004年开始加入了这个传习院，并逐渐成为了领导人。现在，继先是村子里非常中坚的东巴，也是为数不多的留守村庄的壮年人。而他在传习院的主要工作伙伴都是一些年纪很大的老人。
青年时期，和继先有一些短暂在昆明打工的经历，但为了照顾年迈的家人，2000年他回到了家中。在回乡之后，他开始学习东巴文字。自己在昆明买了一些书回来学习东巴文字，开始在村子里早晚找老人跟老人学习。他学习东巴文的原因一方面是对东巴文化有着深厚的兴趣，另一方面也发现学习东巴文字可以有经济收益。继先把学写东巴文字当作一项经济收益来看待，与他当时是家中重要的经济支柱有关。和继先从小成长的村庄一直处于比较贫困的状况，公路刚刚通到村里，继先也希望能够改善家人的生活条件。在学习的过程中，他从小受到的文化熏陶让他能够迅速理解东巴文字里蕴含的人生哲理。文字的学习对于他更好的理解自己的文化有着强化和引导的作用。
通过在吾木村传习院的学习，继先慢慢在东巴的路上走的更远了。2007年和继先参加了丽江市政府举办的一个80人的东巴文化强化传承班。这个传承班从丽江各地招来一些有基础的青年人系统的学习东巴文化。和继先说现在丽江东巴文化的中坚力量就是他们这批同学了。这个传承班集中学习3个月后，继先对东巴以及纳西族文化有了更深的了解，并且结识了更多年龄相当的东巴文化学习者。
“降威灵”是东巴从学习者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东巴的一个仪式，相当于是通过这样一个仪式把历史上的大东巴的威灵降于新东巴。继先的东巴学习过程，有一些多元的力量。降威灵也与常规的传统仪式不同。
东巴文化强化传承班学习了3个月之后，毕业前在丽江请了个东巴给80个中坚东巴做降威灵的仪式。这个仪式给予了东巴学习者信心和身份认同，然而这个仪式与民间的成长机缘还是有差别。
传承班学习后，和继先回到吾木村后还没有成为真正的村庄认可的东巴，直到他的一位东巴老师在2010年的时候当众为他穿上了东巴的衣服，并向众人宣布，他已经学成，可以做东巴的工作了。
2010年后，继先就以“东巴”的身份在村庄里主持各种与东巴相关的仪式了。
和继先是一个学习能力非常强的东巴。当谈及他对于东巴文字的学习和探寻过程时，他说到，村子里的东巴经没有保留下来，在他大约7、8岁的时候就卖完了。后来他协助过一位研究民族言语文献的教授，发现这位教授为了找研究资料在村庄里寻找东巴文字地契。这件事情启发了他，他回到自己村子里找以前的东巴文字地契。一找找到400多份，有的是汉字，有的是东巴文字，有的是混合。也有改土归流相关的地契，从雍正到宣统，民国期间的地契都有找到。在和继先的眼里，地契是记录着历史真实生活状况的应用性文献，更有实践性。这些地契中的内容相当丰富，有地名的变化、农业税的变化、物种记录等，囊括了古代纳西族社会方方面面的资料。这些又成为了和继先后来写村史的一个重要内容。
2011年至2012年的时间，和继先受聘在丽江玉龙县民宗局的民族语文办公室。当时民语办负责的老师（和洁珍）是纳西族文化语言研究很厉害的官员，她经历了很多文化恢复工作，见多识广。她当时主持一个公益项目，计划用10年的时间，收集整理纳西族的口传文化。她在田野调查时找到了和继先。本来约定是聘用十年，但是后来政策变化，项目做到一半就停了，和继先也只能中断当时的研究。但这个项目给予和继先民族学的研究视角和大量跑田野做村庄调查的机会。和继先说，村庄调查差不多断断续续用了近3年时间，从四川木里的纳西族村落到丽江的很多村子，凡是有老东巴的地方就去，跑了很多村庄。这个过程和继先收集了大量的视频资料、走访资料，收录了谚语、童谣、儿歌、礼仪歌、劳作歌以及东巴仪式等纳西文化的口传文献资料。和继先把农业耕作方面的口传文化录音，录音刻成了400多张光盘，放到了种子文化图书馆。
和继先在长期参与文化传承工作的过程中，产生了为自己的村庄写一部村史的想法。他最早开始收集资料是2008年，起笔是2016年，到2019年年末完成写作12万字左右。但因为最近两年参与的社会事务比较多，写作搁置了。和继先说，写村史首先是为了记录家庭、家族以及村庄的渊源，另外一个是在长达十多年的传统文化传承工作中感到留下一部村落历史的重要性。
和继先最早开始收集种子是在2015年。但早几年也有感性的认识，种子与纳西族的东巴仪式很有关联。纳西族村落祭拜不同的神需要不同的供品，有的供品已经找不到了，用一个替代品那种感觉是不对的，在纳西人心里这样的仪式是不好的。早一点的时候和继先既是作为一个东巴也是作为一个地道的农民感觉到，东巴文化和粮食、和物种的多样性关系是很大的。
2015年和继先认识了中国科学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的宋一青老师。宋老师当时带了个团队在金沙江河谷里找老种子，团队最早是选择在石头城找。石头城是金沙江中游经济比较好、外出的人多、农业变化比较大的一个村子。宋老师的机构在石头城开了个国际会议，那个会议开第一天的时候就请乡政府邀请一位东巴过去。乡政府的人就给和继先打电话，让他第二天去参加会议，从东巴文化的角度讲讲纳西族对种子的认识。和继先就讲了纳西族关于种子的文化，与会的很多关注农业多样性的专家都很感兴趣。后来就开始了种子物种保育的项目。项目并未给和继先提供直接的工作机会或报酬，而是给了他一些交流和学习机会，去北京参加过学术交流。在这个过程中，和继先就开始关注种子多样性与文化的关系了。
中国科学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的种子保育项目，选择了三个纳西族的村子，都是中国传统古村落。一个是在无量河流域的油米村，一个是石头城，一个是吾木村；吾木村是位于金沙江河谷的农业和畜牧业兼营的一个纳西族古村落。项目过程中，和继先开始一边参与调查，一边搜寻老种子。在村庄保存种子需要年年更替，和继先一个人做不了那么多，就把种子给了村子里愿意种植的人。并且找到一些濒临失传的种子，把重新它们培育出来。
从2015年开始，和继先先后后找回了豆类20种，各种杂粮品种、荞麦等其它粮食或植物种子共计140种。吾木村位于适宜耕种水稻的金沙江河谷，但因为停止了近10年的水稻种植，很多传统的本地谷种都已经流失了。2017年和继先在一位云南大学从事农业研究的老师指导下，在金沙江河谷重新试种哈尼梯田的老品种水稻，通过一年的蹲守，终于试种成功了13种老品种水稻，使村子的谷种又恢复到了近20个品种，包括各种红米，紫米，紫糯米。
种子保育的事件，是和继先第一次把文化保护与物种多样性的保护结合了起来。了解他执行的过程，我们看到，这两者的结合，既有外部的促进，又有自己以及乡村原有认知体系的力量驱动。或者严格来说，外部给予的是一个理念的输入，以及专家关注带来的信心和信息。和继先的内驱力来自他从小在东巴仪式中、纳西族村庄的生产生活中的感知和认知，既有自然的力量，又有文化的力量。
不同于三村项目最早的石头城（他们把自己做的种子保育叫做“种子银行”），和继先把它叫做“种子文化图书馆”。和继先说：“我看到的不仅是种子的经济价值，更有种子的文化价值，这是我做的与他们的差异。”
文& 蚂蚁
图 &和继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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