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证午间道】中美专家对话：穆迪评级存在误判 中国债务风险可控
在中国财富传媒集团下属的中国财富研究院5日举办的“如何看待穆迪下调中国信用评级”会议上，来自中国金融业和美国智库的专家，于北京、上海、华盛顿三地连线对话，分析穆迪下调中国评级的影响和对策。
与会专家指出，目前中国经济明显呈现企稳向好态势，债务风险总体在可控范围内，不会出现债务危机。中国政府对债务问题非常重视。中国政府的债务率大大低于大部分发达国家，中国经济仍能维持中高速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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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4日，评级机构穆迪将中国主权信用评级自Aa3下调至A1，将展望从“负面”调整至“稳定”。穆迪提出调降评级主要有三个理由，即中国实体经济债务规模将快速增长、相关改革措施难见成效、地方债及企业债将增加政府或有债务。
同一天，中国财政部回应称，穆迪下调我国主权信用评级是基于“顺周期”的不恰当方法，其中一些观点在一定程度上高估了中国经济面临的困难，低估了中国政府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适度扩大总需求的能力。
专家如何看待本次评级调整？如何理性分析调整所带来的影响？如何更科学地预测中国经济的中长期发展趋势？中国证券报记者这就为您带来满满的研讨会干货。
评级下调依据不足
连平（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中国财富研究院研究员。）
穆迪下调中国主权信用评级的客观依据不充分。可以从五个方面分析：
第一，中国总体负债水平并不高。政府居民和非金融企业部门的债务总规模在国际上处于中游水平，比起主要的发达国家如美国、日本、加拿大、英国等，都明显要低。
第二，中国的负债主要是内债，对外的风险比较低。截止2016年末全口径下的外债总额为1.4万亿元，占中国债务总额的比重只有5.4%，占GDP的比重为13%。相对于全球主要国家，中国对外负债水平很低，并且具有大量国际收支盈余，对外风险很低。截止2017年4月，中国外汇储备规模超过3万亿美元，是全球最大外汇储备国家。截止2016年末，中国对外金融资产6.5万亿美元，对外金融负债4.7万亿美元，金融对外净盈余1.8万亿美元。
第三，中国各部门债务压力不大，负债水平大幅上升可能性较小。比如说，2013年政府部门的杠杆率是略高于50 %，目前已经降到了46%。2015年以后中国开始实施地方政府的债务置换工作，迄今为止置换额度已经超过了10万亿，地方政府的债务风险正在逐渐的降低。当然，中国非金融企业的杠杆率相对高一些，这个跟中国储蓄率比较高，且以信贷为主的融资结构有比较大的关系。目前中国正在积极稳妥的推进去杠杆的工作，积极处置银行的不良资产，同时也推行了一些创新，包括市场化法治化的债转股，加大股权融资力度，强化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财务杠杆约束，企业部门的债务水平将有所下降。
第四，中国财政实力雄厚，财政状况较为健康。2016年中国财政收入达到接近16万亿元，财政资金实力雄厚。2017年一季度财政收入4.4万亿元，同比增长14.1%，保持较好增长态势。中国的地方政府虽然负债水平略高一些，但是它拥有大量土地出让金收入，这是其他国家无法比拟的。此外中国的地方政府也好，中央政府也好，还有大量的国有股权和资产，每年能够获得大量的股权分红作为财政可用的资金。尤其是目前中国正在深化国有企业的改革，特别是开展混合所有制改革的试点。这些对增强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的实力都是会很有帮助的。
第五，中国经济目前增长还是比较平稳的，从长期来看，仍然有比较好的潜在增长能力。2016年中国经济增长保持了6.7%的水平，2017年一季度达到了6.9%，我们认为2017年保持在6.7%左右的增长水平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大。虽然最近几年的增速逐步有所回落，但是我们应该看到这个回落过程并没有失速，更不可能出现硬着陆。这种增长水平在全球来看，无论是对比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保持在前列。
张承惠（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所所长，中国财富研究院研究员。）
穆迪对中国的评级调整存在误判：
第一，穆迪高估了中国经济对刺激政策的依赖程度。穆迪认为中国政府会继续实施刺激政策来维持经济高速增长的目标，这种刺激政策会使得债务不断增加。我觉得这个判断和事实是不符合的。事实上，中国领导人早已经认识到依赖刺激政策来发展经济存在很大的弊端，应该说中国政府已经放弃了“大水漫灌式”的方式，更多着力于加速经济增长动能的转换，特别是更加注意利用中国庞大市场的优势来加快消费升级，加快城乡和区域之间的协调发展，加快创新创业。
第二，穆迪对中国政府债务的稳定性的判断还存在着偏差。穆迪把地方政府的融资平台、国有企业的未偿债务全部计入中国政府的间接债务或者或有债务，这种计算方法是不科学的。根据我们的调研了解，很多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现在越来越趋向于市场化的运作，因此这些融资平台和国企的债务不能简单的归结为政府的债务，政府对它承担的义务只是以出资额为限的，而且这些平台的债务负担没有超过它的风险承受的能力。另一方面，中国政府的资产负债表还是相当稳健的，中国政府的财政能力还是相当强的。中国居民储蓄率仍然高达30%左右，还有大量的外汇储备和相当数量的高流动性的资产，因此管理债务风险的能力还是足够的。
第三，穆迪低估了中国供给侧改革的成效。穆迪认为中国的供给侧改革难见成效，这个判断我觉得过于悲观了。事实上，目前在中国国企财税、金融等等这样一些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正在持续的深化。今年一季度主要经济指标全面好于预期，经济结构也在优化，我觉得这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供给侧改革是取得了成效的。
姚余栋 （大成基金首席经济学家、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原所长，中国财富研究院研究员。）
穆迪的评级似乎犯下了一个“不充分、不成熟”的错误，误解了目前中国经济的状态。穆迪认为中国经济将来有下行迹象，而忽视了实际上从两年前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开始中国就已经进行了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这个改革在全球都是有创新意义的，且成效明显，促使了经济的迅速反弹。中国供给侧改革中一个很重要任务就是要进行去杠杆，就这一点而言，实际上中国政府已经非常清晰的认识到了债务存在的高杠杆，特别是企业部门高杠杆的问题，也在着手解决。穆迪没有考虑到中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它的创新意义和实质效果，没有考虑到中国在货币政策上已经添加了宏观审慎这样一个办法。银行体系的健全和债转股已经实质性的推进。
外部还需要更多的了解中国。从中国文化来说，总是要居安思危的，所以过去对中国经济总是存在一些误判。比如说上世纪90年代初有银行破产，实际上最后也重组成功了。过去5年左右，大家都在说中国的地方政府债务问题，实际上从43号文以后，地方政府债务得到了有效的遏制。总体来说，中国是能够客观认识问题，努力找到解决方法的。
评级下调影响有限
张承惠：
穆迪的降级对中国的影响不是很大。理由是，第一，中国的外债比重并不高；第二，中国金融市场国际化程度还不高；第三，中国金融市场对于穆迪的降级已经有预期了，所以整个金融市场反应还是比较稳定的。
穆迪的降级对中国其实有一定正面的作用。这次降级提醒中国要加快推进改革，强化风险管理能力。未来中国可以进一步的建立健全债务风险的预警机制，全面构建一个有效的债务监管体制，健全地方政府债务的约束机制，进一步规范地方政府的举债行为，这是给中国的一个提醒。
在转型期，中国金融去杠杆过程中有可能会带来一定的波动，因此需要进一步的优化金融监管措施，把握好去杠杆的节奏，保持金融监管政策与货币政策、金融监管政策与金融市场发展等等，处理好这样一些关系，保持好这些不同政策之间的协调和平衡。
关建中（大公国际评级集团董事长，中国财富研究院研究员。）
从专业角度来看，穆迪下调中国评级没有太大的价值，因为评级标准错了，评级结果必然是错的。
长期以来，西方主要评级机构一直对美国主权信用予以最高评级，但我们都知道美国是全球最大的债务国，从美国中央政府的债务偿还能力来说，显然是没有能力支撑的，怎么可能获得最高级别？中国是美国最大的债权国，对中国的主权评级怎么能长期低于对美国政府的评级？
我们研究过美国三家评级机构的主权评级标准，其实很简单，主要有五个构成元素：
第一，强调国家的政治排序，这是放在第一位的；
第二，对国家经济实力的排序是按人均GDP；
上面这两点跟中央政府的债务偿还能力是没有关系的。
第三，更强调中央政府借新还旧的能力；
第四，强调中央银行的独立性；
第五，看是不是有国际储备货币发行的权力。
在西方评级机构看来，美国永远不会违约，因为它偿还不了债务的时候，可以通过印美元来还债。这个其实是很荒谬的，通过印钞来还债是一种没有偿债能力的表现，以此作为主权评级的标准本身就是失败的，所以其结果也没有什么权威性。这次穆迪下调中国评级也是一种错误的结论，不能够扮演一个公平的承担国际评级责任的角色。
中国经济仍有较好增长潜力
王 军（国家统计局国际中心主任，中国财富研究院研究员。）
从增长率的角度看，中国经济会从过去的高速增长转变成中高速增长。据美国一些主流机构和经济学家的研究，1870年-1970年美国的劳动生产率保持了100年左右的高速增长。中国过去保持了6%-8%的劳动生产率增长，为什么不相信中国也可以保持100年的一定速度的增长呢？
过去40年里中国劳动生产率增速是美国的4倍，是世界平均水平的3倍以上，是新经济体的两倍到三倍。但到目前为止，中国的劳动生产率仍然相当于美国的不到9%，所以我们还有增长潜力。
中美两国作为世界两个主要的发动机，如果能够维持稳健的增长，就能够推动世界经济稳步增长。2016年下半年以来，全球经济增长超过30%仍是中国在拉动。美联储主席在去年的国会听证会上讲，过去十年美国劳动生产率增长1%，过去五年增长率只有0.5%，是二战结束后最低的五年。而回到中国，我们现在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要目的在于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我想我们的指向可能更能够解决问题。希望特朗普推进的供给侧改革和我们一样彻底。
连平：
中长期来看，中国经济还是很有潜力的。
一是中国的城镇化率目前还不高，大概只有50%多。第二是中国经济增长回旋余地较大，东部地区经过长期的发展，目前大量生产制造产业从东部向中西部地区转移，给中国经济带来了新的增长空间。尤其是最近两年，随着改革持续推进，全要素生产率得到提升，内生增长动力增强。
未来而言，中国经济这样的一个增长状况，无论是对债务水平保持平稳，还是财政和金融方面保持健康平稳运行，都提供了比较好的基础。
中国需进一步深化改革
罗里•麦克法夸尔（Rory MacFarquhar）（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IIE）访问研究员。过去的六年里，他为奥巴马政府服务，是总统本人的特别顾问，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全球经济与金融高级主任。）
穆迪、标普、惠誉三家评级机构目前对中国的评级基本相同，仍然是适合于投资的级别。
穆迪的调整不代表中国短期会出现政府债务违约或金融风险，对此最好的理解应是将它看做对中国政府债务压力、中国当前经济模式能否持续的担忧。
中国要做两件事，一是国有企业要进行更加深入的改革，二是设立比较缓和的增长目标，让市场的力量发挥作用，不要再按传统的经济如加大房地产投资等方式来追求经济的过热增长。如果中国能深化改革，建立更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模式，这些评级机构就会对中国市场更有信心。
杰若明•泽塔梅尔（Jeromin Zettelmeyer）（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IIE）高级研究员，世界经济论坛金融与货币体系全球未来理事会理事。）
穆迪的调整不是对中国经济发展质量持负面看法，而只是对债务风险的预测。穆迪下调对中国的评级不会产生巨大的影响。如果未来中国经济能保持良好的势头，此前被下调的评级将重获上调。至于穆迪为何选择在这一时点调整评级，这只与穆迪自身的评级方法和体系有关。
中国现在的经济表现强于很多的发展中国家，也强于很多的发达国家。过去20年是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20年，同时也是金融市场快速发展的20年，此间债务也迅速累积，形成一种风险压力。在很多西方国家，大概10年前其实也有这样对于风险的预测。考虑到中国经济增长的动态和动力，很多公司的债务已经非常高，但出现大的风险的可能性仍然非常小，不过中国仍需要去控制这样的风险，中国需要强化改革力度，特别是在经济结构调整方面，希望能够发出一个正确的市场信号。一旦中国能够去调整它的经济发展的目标，让目标更加的趋近现实，减轻财政压力，将是非常好的。
本文摄影记者：车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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