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末看展 | 改珍贵老照片，重现“80年代的文化苏醒”
在《论摄影》中，苏珊·桑塔格说：“拍照是凝固现实的一种方式。”若我们无法拥有现实，至少可以留存影像。照片本身不能解释任何事物，所以才不倦地邀请观者去推论、猜测、回味或幻想，这是摄影的魅力所在。
展期
2018年3月4日至4月4日
地点
山东青岛良友书坊·中心店
（市南区安徽路5号东门）
1.展览前言
持续之光
文 | 臧杰
这场叫“惊蛰”的展览，和任锡海老师一年前就已约定。错过了去年的节气，就索性放到今年做。原因是我们都看重这个节气所埋藏的意味——80年代的文化苏醒，犹若是冰冻大地上一片痉挛，一些萌动即将破发，一些行走即将展开。
作为影像的操持者，任锡海在这十年间，用快门锁住了漫灌本土的文化情境，关乎事，关乎人，也关乎一些意外的生发。
尽管这些影像的存留，未必保有明确的规划式表达意图，但持续的在场和持续的纪录，在经由了时间和回望式的梳理后，它们还是被清晰地释放了出来，并在一条线索上绽放出年代和记忆的光亮。
这也极容易让人联想到任老师眼下的工作——但凡重要的文化活动现场，总会遇到他的白发和笑容，也总会看到他游弋在现场且不时抬起的相机镜头。
或也可以说，任锡海用自己高度的职业化，为自己的影像表达修筑了一条路径。这种看似容易的在场，事实上要仰仗极好的工作耐心，也是对创作灵感和冲动最好的修持与擦拭。而这一切，又被他极自然地处置成一种平常心——他拍得自自然然，被拍者也自自然然。
某种程度看，这种拍摄“距离”的消除，也使得任锡海镜头中的纪实性，拥有了更为充分的真实。
由此，回头再看80年代的这些影记，不禁会有“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般的感叹——有些路并不是刻意走才有了路；有了足够多的积累往往会看到路。尤其对于以“纪实”为道路的摄影家而言，持续不断的工作，不仅会聚合“量”的分子，而且会拉伸工作的深度，会在量变后裂化出质的变异。
正是因此，我们经由任锡海的影像所看到的，不仅仅是一些孤立的流年碎影，而是一块块板结了的喧哗与骚动，它们同构成石，又连绵成线，为我们去读解和理解那个年代，提供了支撑。
而这些过往，一旦再和深深浅浅、不知所至的新戊戌年勾联并置，我们也许会明白，更深层地理解来时的求索，才能更清晰地挥散去时的雾障。
2.关于展览艺术家
任锡海，1945年生于青岛，从事过雕塑、绘画、舞美设计等工作。1973年起在青岛市群众艺术馆从事群众摄影辅导、培训、研究及活动组织工作；曾任中国摄影家协会理事、山东省摄影家协会副主席、青岛市摄影家协会主席；出版有《青岛印象》《五角大楼 波螺蚰子》《经历摄影》《母亲的故事》《十号大院》等。
我与80年代的青岛摄影
文 | 任锡海
1974年我被借调到青岛市文化馆参与筹办“青岛市摄影展览办公室”，由青岛市文工团的一名舞台美术工作者转身为以辅导、培训及活动组织为己任的“群文工作者”。促成这转变的“始作俑者”是我的大哥任玺坤和文化馆林河水副馆长——两位同属“大龙”的同龄人。
生于1928年的大哥，因家境所致，1942年被邻居周清溪介绍到山东路（现中山路）134号的“光阳社”——日本人远藤一二开办的图片社做学徒。1945年日本投降后，经师傅王作普介绍又先后去了德县路西头的“捷成照相馆”和北京路东口的“博爱照相馆”。图片社和照相馆的经历让他完成了从拍摄到后期制作的完整历练。然而，可能是天性使然，相比于拍摄，大哥更钟情于器材——他喜欢拆解研究和修理照相设备。而正是这一爱好，让他在度过“解放”之初的一段“失业”后， 1951年被安排到吴淞路上的青岛百货批发站，开始了“计划经济”体制下长达几十年的照相器材营销工作，直至1989年退休。
也正因为此，1945年出生的我在年纪很小的时候便接触到各式各样的照相机（1958年还得到大哥送的一台可拍摄50张方画面照片的“东德”产“潘泰康”135相机），并在大哥的指导下学习了拍摄、冲洗放大照片，还有修整着色——大哥很希望我将来能像他那样从业摄影。
同为1928年出生的林河水馆长是一位典型的“胶东人”，1949年随同解放大军“入城”后便在文化部门当上了领导。每每说起他的“革命经历”，“我是左肩斜挎着匣子枪，右肩斜挎着照相机进青岛的”这句话，是他必会提及的。
摄影活动现场的林河水
“入城”不久，他便思量着成立“摄影学会”，也曾与中山路上几家照相馆的师傅们谋划过，但接二连三的“政治运动”给他的热情浇了冷水。
70年代初，据说是“中央文革小组”组长江青的提议，“全国摄影展览办公室”在北京成立。随后，各地市也纷纷照办。喜欢照相的林馆长终于有了圆梦的机会——他被任命为“青岛市摄影展览办公室”副主任，扛起筹备的重担。而主任之职，则由一位“票友”——曾干过“地工”的文化局副局长聂希文担纲。
主任和副主任都对摄影心怀钟情，他们的工作热度之高可想而知。
1974年的一天，林馆长在“照材店”和大哥聊起近日在组建“影展办”的事。估计是大哥的推荐，随即，两位同属大龙的强势人物便做出了“让锡海去”的这“历史性决定”，全然没有顾及我的感受。
受母亲的影响，我从小喜欢绘画，且立志将来当画家，当“中国的列宾”，从未想过要以摄影为业。我对正在从事的舞美工作挺满意，因此不想弃画从影。可大哥仰仗着老大的身份，虎着脸说：“林馆长很喜欢你，林馆长说在文化馆照样可以画画。”硬是要我接受这一安排。
当时，文工团长胡克杰也不同意我走。他说：“我们也需要小任。我们是县团级单位，文化馆无权调我们的人。”
于是，便有了以文化局的名义借调，在文化局办公的这个环节，之后才迁至兰山路一号市文化馆办公。大约一年后，我才同意将“关系”转到这里。
“影展办”的工作与我先前的“画家”身份不同，这意味着我需要“转型”。从1974年到1978年可以看作是我适应新工作的“转型期”，有些“工作狂”的林馆长的不断“加码”和“施压”是促我尽快“转型”的外部动力。
在实践中，我从以往的“管好自己”转向“为两小一道服务”，并逐渐梳理出开展工作的路数——通过举办学习班和讲座、组织摄影展览等方式普及摄影技艺，也明确了开展工作需要依靠的三支力量是：报社（新闻）、照相馆（艺术人像）、驻青省外贸各大公司的专业摄影师（广告），而为之服务的三个群体是：各区县文化馆站的摄影干部、工厂机关事业单位的工会、宣传部门人员和分散于社会的摄影爱好者。
“转型期”的这些收获为我在之后到来的“新时期”工作的开展做了很好的铺垫和准备。
“转型期”的我一直处在难以言表的困惑和苦恼中——以我自己对摄影的理解和想象，我无法接受摄影圈里的许多现象。如“省影展办”会议上烟台地区介绍如何“将全市的照相机登记，用以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服务”的经验，如山东军区一位摄影家调动防化部队制造烟雾拍摄的妙招。我觉得这不是拍新闻，这是在拍电影和舞台剧照。
虽然对这现象感到厌恶，可又不得不干。比如“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一来，就得征集照片，举办展览——“主题先行”、“组织摆拍”、“弄虚作假”困扰着当年的摄影界。
1978年底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彻底终结了“十年动乱”，开始了“改革开放”新时期。社会上弥漫着“春天来了”的温暖，文艺界洋溢着“中国文艺复兴始”的气氛，许多人欢呼迎来了“第二次解放”。
身处这充满生气和活力的“新时期”，我先前的无奈和苦恼化作求新求变的动力。为适应“新时期”的需要， 1979年初开始，我以在“转型期”的积累为基础，“拨乱反正”从几个方面开展工作。
为提升区县文化馆摄影干部的摄影水平和开展工作的能力，创办了“区县文化馆摄影干部创作交流活动”。活动在每年春、秋两季举办，每次三天，由各文化馆轮流做东。内容则为摄影发展趋势介绍、拍摄技艺交流、作品欣赏评析，以及实地拍摄等。这活动一直坚持举办至90年代。
针对个体摄影爱好者对信息和交流的需求，推出了每月5日晚7点举办的“青岛摄影月赛”。内容有国内外讯息介绍，摄影技术讲解和作品欣赏。“每月作品评选”是一重要内容。这活动持续举办至2007年5月。
市文化馆每月5日晚间举办的 “青岛摄影月赛” 正在评选
购买了中国摄影家协会编辑的《幻灯录音摄影教材》，以举办学习班的方式和在上述两活动中供摄影家和爱好者观赏学习，借以了解布列松等国内外著名摄影家及他们的作品，“全国影展”的作品，以及“平面构成”和“色彩构成”等美学知识，借以提高见识和素养。
编辑油印期刊《摄影知识与技术》和《摄影杂谈》等，用以满足摄影爱好者的急需。这些油印教材里的文章所提及的照片是请作者晒印好后粘贴上去的。
从中国摄影家协会展览部和中国新闻摄影学会等处借得国内外优秀摄影展在青岛展出，用以开拓青岛摄影家的视野。十年间先后有《法国摄影家杜瓦诺作品展》《美国摄影家体育摄影作品展》《世界新闻摄影30年优秀作品展》《新加坡摄影作品展》和《北京广角摄影学会作品展》和《写在小白桦树上》等数十个展览在青岛展出。
邀请“文革”后复出的摄影家，如蒋齐生、吴印咸、尚进、林少忠等到青岛讲学，为青岛摄影家和爱好者提供与大家面对面交流的机会。
市文化馆邀请《摄影世界》编辑林少忠授课
尽可能多地举办有特色的摄影展览和比赛，为摄影家和爱好者搭建交流、展示、锻炼和提高自己的平台。80年代先后举办有《三百六十行》《琴岛海滩情》等数十个摄影展。
上述活动从不同的侧面有机地配合，对青岛摄影的繁荣和发展起了很好的作用，对青岛摄影家的养成和优秀作品的推出给予了支持，也提升了“青岛摄影群体”的知名度和影响力。1990年10月在北京展出的《青岛美》引起首都摄影界的关注，获得赞誉，被多家媒体介绍，并被文化部选定参加俄罗斯举办的“中国文化年”，当是对80年代青岛摄影的一个客观的评判和结语。
“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是不行的，是80年代我为自己设下的一个警示。
因为只是在实践中掌握了一些拍摄和冲洗技艺，没有接受过专业和系统的教育，对有关摄影理论几近一无所知，所以我深知自己与“新时期”变革的要求差距太大。“新时期”的突然到来迫使我必须尽快地做出反应，让自己的“培训和辅导”适应“改革开放”和“迅速发展”的需要。我感到肩负责任之重，意识到只有尽快“补上这一课”才行。
我知道，尽量多地阅读国内外的优秀摄影作品和加强理论学习是提升自己的出路之一。文化馆的同事蒋齐欧是位潜心美学研究的人，和他的交往让我俩分别获得了“胡诌大师”和“八扯徒弟”的“美誉”，我们间的“胡诌八扯”让我的认知得到了提升。
我意识到，尽可能多的拍摄实践是助我尽快赶上去的一条“捷径”。1979年初，我接受市妇联宣传部的邀请，协助他们完成有关“妇女”和“儿童”两个专题展览的拍摄。作为对“文革”期间“弄虚作假”、“主题先行”和“组织摆拍”的反对，我采用“抓拍”的手法捕捉眼前的真情瞬间。在文登路小学拍摄“队日”活动时，我抓拍了给孩子颁奖时还不忘叮嘱上几句的校长。在小学生运动会上，我用“追随法”拍摄了《奋力向前》。9月，在沧口区新华书店举办的“首届书展”上，我谢绝了“组织拍摄”的安排，混迹在人群中不动声色地观察，一旦发现动人的场面便立即“抓拍”。为保证现场的“真实”，我坚持拍摄中不使用闪关灯，凭借平日“持稳相机”的训练，解决快门速度慢的难题。
这些拍摄实践让我受益匪浅，我将获得的体验和感受与影友交流，还将它们形成文字，油印在《摄影杂谈》等培训教材中。我将自认为好的照片寄给有关报纸并杂志和参加摄影展览和比赛，在小学生运动会上拍摄的《奋力向前》和在幼儿园拍摄的《打针》等在《大众摄影》发表。在“首届书展”拍摄的《选购图书》在《大众摄影》的封二发表，还在198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洲文化中心举办的国际摄影比赛中获得“亚洲文化中心奖”……
自1839年问世以来，摄影术走过了一百多年的发展之路。作为舶来品，由于种种原因，摄影在中国的发展缓慢而又曲折。“文革”结束后的80年代，是中国摄影经历“拨乱反正”的十年，也是中国摄影重建的十年。十年间，从“四月影会”的为“摄影艺术”正名，到80年代初的“抓拍”与“摆拍”之争，到“珠海87摄影趋势研讨会”将“新闻”与“艺术”研讨的分组，再至80年代末有关“新闻、报道与纪实摄影的区别和关系”的研讨，给亲身经历了这十年的我带来的感受是：中国摄影家用十年的时间重走摄影术发展百年之路，是在“恶补”由于“闭关锁国”而落下的课——其时间之紧迫和上路时的仓卒可想而知。期间，往往在你还没有弄明白时下的问题时，新的问题又来了。我的感觉就是：一路上不敢打瞌睡。当然，期间也会有别人所体验不到的成功时的兴奋和一路相随的激情。
由于“恶补”，养成了我“相机随身带”的习惯。那些年，不管是上下班，还是探亲访友，我都随身携带着相机，并随时准备拍摄（这也许是至今我喜欢轻便相机的原因）。“相机随身带”的习惯在让我收获了许多照片的同时，也逐步认知了摄影，并随着认知的不断提高调整工作思路和方向，从而获得“辅导、培训”的资格，避免了“以其昏昏使人昭昭”的尴尬。
《惊蛰》即是我80年代“相机随身带”的收获之一。其中有工作之为，但更多的是那些年为了获得对摄影的正确认知，与“以其昏昏使人昭昭”的抗争之举。
没曾料想，30年前的尝试探索竟会成为一个令人怀念的时代的记忆与见证——摄影就是这么神奇！
面对它们，我对摄影的认知又有了新的高度。
4.部分展品欣赏
“大家”之风
1987年摄影家黄翔与青岛摄影家交流
市文化馆邀请中国摄影家协会展览部主任尚进授课
摄影家吴印咸在栈桥回澜阁与林河水交谈
1984年3月刘海粟在八大关小礼堂畅谈绘画
1980年9月新华社摄影部研究员蒋齐生在青岛栈桥回澜阁授课
1979年画家爱新觉罗溥松窗与青岛艺术家交流
1981年7月艺术评论家王朝闻应邀来青岛为茂腔剧团说戏时拍摄
大地欢歌
“国标舞热”时海滨空地的早晨
“交谊舞热”时的贮水山公园的早晨
浴场海滩上的“揭秘”读物见证着思想解放
1985年美国芝加哥交响乐团在青岛人民会堂演出
市文化馆邀请舞蹈家，为爱好者授课
1984年6月26日至7月10日“全国相声作品创作评比会”在青岛召开，马三立与侯宝林
大窑沟小店挂出的时尚挂历
首届选美大赛的参赛者
兰山路礼堂举行的《编织时装演示会》
读书无禁区
沧口新华书店首届书展的父与子
沧口新华书店1979年9月举办的首届图书展销活动
弗洛伊德的《梦的释义》在街头出现
街头诗与画
栈桥海滨的“公园大学”每周日上午准时举行
在地上涂鸦的孩子
室外写生的画家郭士海
为学员教授英语的杨光（他与父亲杨朝平联手开办了英语班和“公园大学”）
理想的广场
1987年天主教堂前的艺术集市日
露天画展的“展线
露天画展的创作
露天画展上的火锅
美术家肖像
张伏山
冯凭和刘栋伦
赵仲玉
艺术的渴求
1989年3月15日，红星电影院外的《人体艺术大展》广告
任锡海制作的展览广告牌
1989年4月，《世界新闻摄影30年》获奖作品在青岛栈桥回澜阁展出
四方文化馆雕塑小组的活动（李轲民、姜伯玉、于家骧和徐立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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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蒋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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