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计生新政，哥姐沉默的背后是怎样的心痛｜二湘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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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家的儿女》剧照 图源网络
面对计生新政，哥姐沉默，我觉遗憾
文/潇湘棋客
针对部分年轻夫妇只享受性爱的欢愉而无意履行传宗接代传统职责，导致人口持续增长缓慢甚至负增长的局面，国家着了急，先是2016年1月起实行准许一对夫妇生育第二孩的政策，见第一个“五年规划”收益甚微，2021年5月31日又推出第二个“五年规划”，准许一对夫妇生育第三孩，实行一年多，“生产”形势依然不见起色，至于到2026年会不会推出第三个“五年规划”，完全放开生育，并像当年强制堕胎一样严禁堕胎，像当年重罚超生户一样重奖多生户重罚不生少生户，不得而知。
50后的两个哥哥一个姐姐，60后的我，领教的是计生旧政的威严。二孩三孩新政出台后，我多次问过大哥和姐姐对此的感受，试图让他们明白，一些缺乏严密的科学论证并且缺乏民意基础的政策推出，将可能给人造成多大的伤害。对此，大哥始终选择沉默，一如他始终体谅国家的难处，只叹自己命苦；姐姐大多数时候也是沉默，偶尔被我逼不过，长叹一口气后说：“国家要那样规定，你有什么办法呢？”至于小哥，我没问过，他从小脾气暴烈敢于反抗权威，若他年轻时遇到这样的提问，百分之百会破口大骂，如今早过了花甲，锐气尽失，再问他此题，大概率也会选择沉默。
我没有因超生被罚过款，却也耳闻目睹过计生政策的雷霆之力，为计生新政姗姗来迟而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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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幼有序，先说“带头大哥”吧。
1979年底，大哥大嫂生下第一胎，弄瓦之喜。其实70年代国家已号召育龄夫妇实行计划生育，但没有政策强制约束。到了80年代，紧箍咒念得越来越厉害，1982年9月，计划生育被定为基本国策，同年12月被写入宪法，对“吃国家粮”的夫妇，由鼓励生一胎，变成了只能生一胎。大哥大嫂这时候要想生育第二胎，已是困难重重。
其实对于大哥大嫂生女孩，父母并无任何嫌弃，有的只是含饴弄孙的快乐；大哥大嫂也无任何嫌弃，只有初有人父为人母的累及快乐。但大哥在家庭为长子，在家族为长孙，或许始终觉得完成传宗接代重任义不容辞，在遵守党纪国法与恪守传统伦理的矛盾中纠结煎熬了好几年后，后者终于战胜了前者，大哥大嫂在1986年底生下第二胎，弄璋之喜，得偿所愿。
后果也不出所料如约而至：大哥大嫂被罚款2000元，——那个年代的这样一笔钱，在那个小县城，大抵可以买一套小房子了。我那时曾恶毒地想过，不妨给侄子取个日本小名：两千一郞。
处理还不止于有形的2000元。大哥不仅要受国法约束，还得受党纪约束。党组织派人找大哥谈话，准备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处分。罚款事小，失节事大。一向把政治名誉看得比命还重要的大哥深感委屈，希望组织念他认错态度好从轻一点。组织终究是讲人情味的，申诉有效，果然从轻：党内警告。
后来职工调资，大哥大嫂都曾多次受到影响。
“带头大哥”好像只是针对弟弟而言，他生育第二胎，受经济和名誉双重影响的时候，姐姐早已受到计生政策的严惩，只是冲动之下，大哥对她的前车之鉴完全视而不见。
姐姐在家中虽排行老二，结婚生育却比大哥早，1974年底就生有一女，第二胎生了一个儿子，可惜很小就因病夭折了。她的婆婆重男轻女思想严重，两个儿子中，另一个小的也是生了女儿。姐姐备感压力山大，在大哥大嫂生下第一胎稍早一点点，姐姐生下了第二个女儿。之后，姐姐想到国家政策如此之严，自己的命如此之苦，也就丢掉幻想，做了绝育手术。
事若至此，姐姐不至于受到计生政策的敲打，然而，命运却不愿轻易放过姐姐，跟她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1982年下半年，姐姐居然又怀孕，1983年生下第三个女儿。
重罚不可避免。虽然姐姐一次又一次到计生管理部门去申诉，说明这不是她的责任，至少不完全是她的责任，极端的做法，甚至在第三个女儿尚小时把她抱到计生委，放到办公桌上转身就走——这个超生女就送给你们养吧。我本来就已做了手术不想要了的。你们追究过做手术医生的责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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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用，认罚吧。计生管理部门最初的处理意见是，从孩子出生当月起，每月从夫妻双方的工资中各扣除五分之一作罚款，连扣十五年。扣到第十年，管理部门失去了耐心，决定一次性收齐剩余罚款。姐姐在企业当工人，多劳多得，每月工资都不固定。早几天问她，她也说不出总共被罚了多少钱，只是说，80年代中期的“万元户”还是很稀罕的，亲朋好友及同学同事，有时候就开玩笑叫老三“万元户”。
当然，违反基本国策，对从政的男方影响更大，姑且不表。对姐姐而言，超生带来的后果，不仅体现在经济上，更体现在精神上，在厂里有人给她穿小鞋，在社会上有人对她翻白眼，在家庭中更不用说了。她的婚姻最终走向破裂，超生以及由此引起的一系列连锁反应，即使不是摧毁婚姻的致命一击，至少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新的年代，新的伤害。到了90年代，该小哥登台了。
我有时候想，如果不是大哥带了个“坏头”，在生下一个女儿后胆敢再生儿子，小哥会不会也在生了一个女儿后如法炮制，生下一个儿子呢？
我没问过小哥小嫂，也许会，也许不会。按理，大哥大嫂已完全消除了父母后继无人的顾虑，先逝的母亲也是在大侄子三岁时才走的。反正小哥小嫂大概产生了攀比心理，不甘落后，在新年代的开局之年实现了心愿。
结果，他们受到的处罚好像比大哥姐姐轻，又好像比大哥姐姐重。款倒是都没有被罚，但小哥被工厂开除，小嫂被留厂察看——当相关人员找小哥谈话表示两人必开其一时，小哥表现出了男子汉的担当，情愿自己担主责。
貌似经济没有受到影响，其实是有的。小哥手里原本不好看的泥饭碗被人砸得粉碎，只得自谋生路，在儿子稍大一点时先后托付给大哥和姐姐照看，与小嫂一道远走昆明，靠手艺勉强维持生计。另外，养老保险也得双双自掏腰包，持续多年，小哥前几年满了六十周岁后才终于可以“不劳而获”。因为交得不多，到手的也少，最初好像一个月不到千元，后来纵然年年加，现在也没有突破两千。
小侄子还在娘胎里时，我成家了，他出生的同一年，重阳节，我升级了。当岳母抱着一个六斤六两的小家伙从产房出来时，她的脸色告诉我，我成了外公协会的候补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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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对于弄璋弄瓦，我毫不在意，这让我在孩子还没出生时就为其想好了一个中性化的名字，之后也照这样命名。我那时纯粹只有初为人父的喜悦，这当然是从未体验过的。在女儿出生后的第五天，因急于见到小棉袄，我给妻子送饭，到医院住院部楼梯口时，匆忙间竟忘了锁车，结果妻子心爱的自行车被别人永久地骑走了。岳母和妻子调侃我是被喜悦冲昏了头脑，后又安慰我说，添喜退财吧，母女平安就好。
作为兄弟姐妹四人中唯一像父亲一样端过铁饭碗的人，党纪国法对我的威慑力自然比哥哥姐姐更大，若触碰，代价必然更惨重。所以，生了女儿以后，我是既无婚内超生之心，更无婚外偷生之胆。
实际上，婚内超生的机会还是有的。2003年，机缘巧合，我被调往浙江一沿海城市工作，妻女也都随迁过去。最初的那几年，社区居然从来没有通知妻子去作相关检查，我的单位也没有。妻子其实也动过生二胎的心，虽然不求非生儿子不可，虽然那个时候靠此招来解决或缓解女儿身上所具有的独生子女通病已来不及，但给她找个伴，让她以后体会姐弟或姐妹情深也是好的，我终究不为所动。
监管出现盲区，超生当然就有了机会。怀孕久了，也会和怀才一样被人看出来，在我的工作地或老家都难免被人举报。这个问题其实也好解决，狡兔三窟，既不呆在老家也不呆在户籍地，让妻子到我的出生地去，请姐姐照顾她一段时间即可。她在那座小县城里完全是一张陌生面孔，偷偷生个孩子，似乎神不知鬼不觉。
那些年始终不动生二孩之心，并不是我觉悟高到了怎样的境界。纸总是包不住火的，一家之主，不能不理性评估万一东窗事发可能给自己、妻女带来怎样的灾难性后果。毕竟这不只是一锤子买卖，对每个家庭成员今后的幸福指数和人生走向都会有重大影响的。
到了2016年，历史性拐点到来，它通知我，可以动心了。可是，这时我又何必再动心，就算妻子还有微乎其微的怀孕可能性，老两口以带孙的年纪去养儿育女，实在没了那份雅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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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兴终没有，遗憾永存留——如果新政早十年推出，多好！国家人口矛盾不至于像今天这样突出，我即使不能组建一个“好”家庭，女儿有个亲妹妹，将来她遇上什么大事找不到父母求指点而茫然四顾的时候，身边总还多个商量对象的。
不提它了。
转眼，我成为外公协会正式会员都两年有余了，比起当年带女儿来，如今带女儿的女儿，时间更多，经验更足，干劲更大，乐趣也更加妙不可言了。
开心如此，还有什么可求的？
潇湘棋客：60后，湘人，属虎，天蝎座，一肚子“不合时宜”。个人公众号“潇湘棋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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