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著名翻译家杨苡，听她说她的婚姻与爱情 | 二湘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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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的光亮 思想的天空
杨苡先生
口述/杨苡整理/余斌
编者按：据澎湃新闻报道，著名翻译家杨苡于2023年1月27日去世，享年103岁。我们刊发杨先生写的这篇文章，以资纪念。
杨苡，1919-2023，先后就读西南联大外文系、重庆国立中央大学外文系。翻译家，主要译著有《呼啸山庄》《永远不会落的太阳》等。著有儿童诗《自己的事自己做》等。
我在联大高原社认识了赵瑞蕻
联大气氛特别宽松，学生很自由，去不去上课根本没人管。有个同学，交了听课证就没影了，后来我们才知道，他到缅甸跑单帮去了。和我哥我姐比，我读书不太用功。母亲说我就知道玩，不算冤枉我。喜欢的课，喜欢的老师，我就爱听；不喜欢的，既使坐在教室里，我也不大听得进去，不是在下面写诗，就是写信。
与上课相比，我更喜欢课外的活动。联大的学生社团很多，也很活跃，墙上常能看见各社团的启事。高原社是联大学生成立的文学社团，以写诗的为多。我看过他们出的壁报，上面林逋、穆旦的诗我都喜欢，就想加入。我找到启事上说的那个教室，推门进去，见几个人坐着在说话。我表示想参加，他们很热情地说，欢迎欢迎，我就算加入了。赵瑞蕻、穆旦，都是那次认识的。他们高我两个年级，都是外文系的。
南湖诗社（高原社前身）部分师生合影。右四为赵瑞蕻
那天，赵瑞蕻迟迟不来，在坐的人都在怨他，说他一向不守时，做事不靠谱，称他“young poet（青年诗人）”，带点嘲讽的意思。后来我才知道，原先是赵瑞蕻这么称自己，大家开他玩笑，就这么叫起来了。
高原社的活动并不多，我印象深的是出墙报。也没什么安排，谁有空谁就去帮忙。我手工好，还喜欢画画，就常去参与，慢慢和穆旦他们熟了起来。我喜欢穆旦的诗，常拿自己写的诗请他提意见，他挺认真，一条一条写下来，夹在我写诗的本子里。那时他刚刚失恋，是最痛苦的时候，总是很忧郁的样子。我和穆旦接触不多，他不像赵瑞蕻那样跟人自来熟。
起初我和赵瑞蕻也不熟，熟起来是从堂姐杨笥平订婚开始的。杨笥平是三叔的二女儿，她和后来的堂姐夫颜锡嘏都是联大外文系的。那天他们请了外文系好多人，也请了赵瑞蕻。赵瑞蕻主动接近我，和我说了不少话。那之后我和他来往就多了。
我一开始对他的印象并不好。当然，我们都喜欢诗，不过他的诗我并不认为有多高明。我和赵瑞蕻会各自把写的诗给对方看。他看了会给我改，可改的地方我不以为然。他读书很用功，但英文发音很可笑。我是教会学校出身，自然而然会注意到这些。我爱看电影，爱音乐，喜欢话剧、京戏，这些他都不感兴趣，我就觉得这人挺无趣的。还有，我觉得他很喜欢炫耀，挺虚荣的。比如我有天雨后看见彩虹，觉得漂亮极了，就写了一首诗。赵瑞蕻名字里的“蕻”有时也作“虹”，他就自说自话，硬说那是写他，到处跟人说。
他追我的方式也特别，我走到哪儿他跟到哪儿，吃饭他也跟着，反正都是我付钱。
赵瑞蕻在坟前给我讲课文
赵瑞蕻一直在追我。他高我两个年级，照说一起上课的时候不多，但我上什么课他就去上什么课。教室之外，他又会追到宿舍。女生宿舍不让男生进，要找谁，都是通过舍监把人叫出来。赵瑞蕻老来，女生都知道，他一来，她们就会开玩笑，说：那个young poet又来找你了。
现在我当然知道赵瑞蕻在追我，当时真是搞不清这是不是谈恋爱。赵瑞蕻没心没肺的，什么都跟我说。我母亲说他“没眼力见”，就是不识眉眼高低，人情世故一点不懂。我们有个学姐叫陈福英，高我两班，有段时间和我住一个宿舍，对我特别好。陈福英是联大的校花，长得漂亮。杨周翰刚留校，在追她。两人常一起散步、吃饭，赵瑞蕻老跟在后面，弄得两人没法单独相处。杨周翰很生气，忍无可忍了，就写了个条给赵瑞蕻，前面也没称呼，很不客气地说：Do you know how to be a man？（你知道怎么做人吗？）我觉得挺尴尬的，赵瑞蕻则很生气，说：岂有此理！岂有此理！！——就算真的在追我，这也能跟我说？
杨周翰
赵瑞蕻很愿意给我补课。我上课总是心不在焉的，一堂课下来，常不知老师讲了些什么，有人愿意给我再讲一遍，我当然不反对。二年级时，莫泮芹给我们讲英国散文，他自己选文章，用黄黄的土纸印出来。他选的文章里没有写景，也没有抒情，尽是essay（论文）一类的，比如培根的Of studies（《论读书》），我听不进去，有一次赵瑞蕻就给我讲这个，一句一句讲。
我们多半是夹着书，一起看书。我不愿去图书馆，去过一次就不去了。我不习惯男生女生坐一起。男生找我聊天可以，但是要坐在一起念书我就不习惯，我觉得那就是谈恋爱。我也不知是哪儿来的概念，过去在天津，和大李先生一起散步，有次走了很长的路，经过一家咖啡馆，他说去喝杯咖啡吧，我拒绝了。要是进去，一男一女坐在那儿，我就窘了。
那次，赵瑞蕻叫我一块儿去农校后门。农校后面有个莲花池，莲花池再往后有片坟地，算比较偏僻的地方了。赵瑞蕻和我坐在一座坟堆前面的草地上，靠着坟讲课文。正讲着，有个穿长衫、戴礼帽、拿着折扇的人走了过去。大白天的有人经过很正常，我们也没在意。这时忽然从坟后面跳出一个云南兵来，对着我们就骂“狗男女”，说坏了他家的风水，还说要白刀子进红刀子出什么的。样子很凶，我却听不明白：“狗男女”什么意思？“坏了风水”是怎么回事？啥叫“白刀子进，红刀子出”？那兵是带着枪的，像是要把我们抓起来，我很害怕，赵瑞蕻也吓得要死。这时刚才走过去的那个穿长衫的人又出现了，问怎么回事。云南兵就对他说了一大通，他们都说云南话，说得快，我们也听不懂。穿长衫的就对我们说，你们外家人不懂，败人家风水的事是不能做的，伤风败俗啊。后来我才明白是说男女之事坏风水。其实我们手都没拉，但见了这样的人我都不会说话了，根本不知该怎么分辩。穿长衫的就和云南兵商量，要我们破财消灾。
我们靠着的坟是当兵的他们家的吗？搞不清楚，反正穿长衫的做好做歹的，说了个数，让拿钱。我没带钱，他们跟赵瑞蕻要，赵哪有钱？我有个中国银行的折子，说我们到银行去取，他们不让两人都去，结果赵瑞蕻去取，我留在那儿当人质。这太荒唐了，说实在的，我是个什么都不懂的小姐，赵瑞蕻居然跑开了。
而且他还没直奔银行拿钱，而是跑去找同乡叶柽，让他帮着拿主意。叶柽是北大毕业留校的，老大哥式的人物。他说赵瑞蕻，你怎么让静如当人质，你要负责！大骂了他一通，让他赶紧去。
1941年，杨苡和赵瑞蕻在西南联大
银行离坟地并不远，几分钟就能走到，可是老也没赵瑞蕻的影子。开始我不知害怕，后来有点怕了。赵瑞蕻来了就问我，他们把你怎么样了？我说没怎么样，于是赶紧给了钱，我们就回宿舍了。怕叶柽不放心，晚上我们去告诉他一声，这时才想明白，穿长衫的和云南兵是一伙的，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想想真有点后怕。叶柽还在生赵瑞蕻的气，说：他把你一个人丢那儿，跑来找我，居然还坐在那儿不急不忙地说。我当然也气，可以说，这事我一直是不原谅他的。
赵瑞蕻问我“他们把你怎么样了”时，是真的紧张了。“把你怎么样”是有特别的意思的，特指有没有强暴你。这是常识，但我当时一点不懂。中西的教育里完全没有这方面的内容，相反，都是回避的。这些过了一年多以后，我才明白。
母亲来昆明，见到正在追我的赵瑞蕻
1940年春天，我母亲和我姐，还有七叔一家、姑姑一家到了昆明。他们是跟着中国银行的大队人马来的。中国银行早就开始有计划地从敌占区撤出，一年前，我属于头一批走的，那时租界还没落在日本人手里，这时日本人进了租界，更是非走不可了。担心日本人觉察，家里没怎么动，房间基本保持原样，连帐子都没撤。
我母亲是悄悄走的，没跟亲戚打招呼。辞行也是件麻烦事，因姨太太身份的尴尬，母亲和有些亲戚已不大来往，但按礼数，该一一辞行。母亲也没想到一走就是好几年，回来时，有些亲戚已经不在了，像大姑妈、四姑妈，都活活饿死了。
母亲他们走的还是我走的那条线，只是他们最后的目的地是重庆。昆明是个中转的地方，中国银行的人在那儿等着，安排他们一拨一拨地飞去重庆。母亲和我姐在昆明待了一个月，住在金碧别墅。
到了昆明，母亲自然要看看我在学校怎么样。有天我姐陪着母亲到宿舍来看，这时我们女生已从农校小楼搬到了一个大宿舍，像船上的统舱，就几十张上下铺，连把椅子也没有。母亲进来没地方坐，只能坐在我床上。她没想到条件那么差，坐在那儿掉泪，跟我姐说，这比下人住得还不如啊，早知这样，她再不肯让我一个人来上学。
在昆明那段时间，母亲还请我的同学吃了顿饭。她让我自己找好朋友来见见。我离开天津后她就一直不放心，老让纮武汇报我的情况，现在算是亲自考察了。女生我找了张定华、金丽珠，她们都是天津的、我的好朋友，又好和母亲说话；男生我找了穆旦、叶柽、赵瑞蕻，在男生里他们跟我比较熟。不想我跟叶柽一提，他就半真半假地说：这是阔太太相女婿吧？结果他和穆旦都没来，男生就来了一个赵瑞蕻。
之前母亲已经从纮武那里知道，赵瑞蕻在追我，这时就对上号了，自然会特别留意。她问赵瑞蕻家里是做什么的，赵说做生意的。母亲一下没明白，听我解释了（赵的父亲开一间杂货铺）之后说，噢，就是做小买卖的。言下有点看不起。赵瑞蕻的父亲原先是茶叶店的学徒，后来自己开了店，当然不算大买卖。其实就算生意做得大，以杨家人的眼光，也不大瞧得上。说起来银行也是做生意，但银行的人有优越感，总觉得自己和“生意人”是两回事儿。
杨纮武给母亲汇报的都是负面的，说赵瑞蕻口吃，甚至说他瘸腿。（口吃是有点，赵走路也有点一脚高一脚低的，但说瘸腿就太夸张了。）这次见到人，也不知是不是先入为主，反正母亲对赵瑞蕻印象不大好，嫌他不会说话，还有门不当户不对。后来她一直对这个女婿不满意。
赵瑞蕻和穆旦绝交
赵瑞蕻和穆旦原本关系很好，他们在长沙临时联合大学时就认识了。在长沙、在蒙自，他们一起写诗，办诗社；在联大睡上下铺，好得跟兄弟似的，西装都会换着穿——当时的学生，顶多就两套西装，一套白的，一套深灰的，需要时，他们就你穿我的，我穿你的。联大的校服，是一种黄布的，不是所有学生都有。赵瑞蕻因为是转学来的，就没有。他觉得做联大的学生很光荣，就借了穆旦的穿，穆旦就穿他的旧西装。
穆旦，20世纪40年代初摄于昆明
我复印保存的一些纸片里还有穆旦抄在一本书扉页上的一首诗，叫《怀恋》，底下有一行注：
阿虹非要让我在这本送给你的好书上写下这篇脸红的东西，我遵命，于是玷污了这本书。
我已经记不得事情的来龙去脉了，应该是我哥送我的一本英文诗集，赵瑞蕻让穆旦把自己的诗抄在上面。后面写的日期是1940年1月，可见那时候他们关系还很亲密。
绝交是因赵瑞蕻听到穆旦跟别人说他的不是。穆旦知道我和大李先生的关系，知道我一直在等大李先生。他认为，在这种情况下，赵瑞蕻追求我是不对的。他说他就不会追，要是他追的话，一定能追到，但他不追，因为不应该。那天晚上赵瑞蕻回宿舍很迟，宿舍里一群人在议论他，穆旦说了上面那番话，让赵瑞蕻听到了。赵大怒，和穆旦吵起来，又是要当场把衣服换回来，又是要和穆旦决斗。赵瑞蕻那种性格，是不可能决斗的，他们也没打架，只是到宿舍后面的小山上大吵了一通，就绝交了。
同学之间，闹矛盾、吵架之类是常有的。有段时间，张寰和和我也因为一点误会弄得不愉快。张寰和是张兆和的弟弟，因为我跟沈从文夫妇熟，就跟他也熟了。他也在联大读书，我们都叫他“小五哥”（张兆和行三，他行五），常在一起玩。有次一帮人在一起议论曹禺的《日出》里的人物，自说自话在那儿分派角色，说陈福英可以演陈白露，谁演小翠，谁演顾八爷……乔治张满口英语，外文系随便找个人就能演。说到胡四，大家都不知谁扮好，我忽然说，小五哥可以演！胡四在《日出》里是个小白脸，不男不女的，有脂粉气，跟顾八奶奶在一起混，吃软饭。我想到小五哥，只是因为他长得清秀，嘴唇鲜红，有点像女孩子，没别的意思。黎锦扬当时在场，起哄说，我去告诉他。没想到这话传到张寰和耳朵里，变成了“杨静如说你长得像胡四”。他挺生气，后来碰到我也不愿搭理我。当然过一阵就好了，后来我们关系还是很好。赵瑞蕻与穆旦很长时间当真是绝交的，直到几年后在重庆相遇，才算是和解了。
有天晚上，我从金碧别墅吃完饭回宿舍，经过生活书店，就进去翻翻书，没想到遇到了穆旦，他也在那儿看书。赵瑞蕻和穆旦绝交以后，两人碰上也不打招呼了，弄得我也觉得别扭。尤其是穆旦还说过，如果他追我，一定追得上。虽然只是打比方，但我知道有过这话，还是觉得不自在。书店很小，碰上了也躲不了，我们互相打了招呼，他问我走哪条路回宿舍。回宿舍有两条路，一条是从翠湖边上走，一条是从青云街过去。他说他要从翠湖边上走，本来我也可以和他一起走，可我窘得慌，就说，我走青云街。于是我们各走各的路，要是一起走，也许就把事情说开了。
之后穆旦曾托张定华带了一封信给我。信里写了什么，我不知道。不是张定华没带到，是我没有打开看。我连信封都没拆就交还给张定华，她还奇怪，看都不看啊？我说，不看了。当时的心理我也说不清，模模糊糊的，可能是猜他会劝我和赵瑞蕻谈恋爱要慎重。问题是，那时我已经和赵瑞蕻好了，木已成舟，再说什么也没意思了。
怀孕
暑假里我开始呕吐，吃不下饭，我意识到是害毛毛了。“害毛毛”是天津的说法，就是指妊娠反应。我到医院去检查，果然是。赵瑞蕻的第一反应是把孩子打掉。我当时也没有其他考虑。一切太突然了，不舍什么的都说不上，我只想着，有了孩子我怎么上学？好像一辈子都要改变了。
我清楚母亲知道这事会是什么反应，但也只能硬着头皮写信告诉她。我姐后来告诉我，母亲看了信，觉得天都要塌了，急火攻心，支气管破裂，吐了好多血，和我姐一起大哭。她和我姐都特别要强，我出这样的事，让她在杨家抬不起头，也让外人说闲话。在给我的回信里，她说她死的心都有了。又一想，她不能死，她死了我们兄妹怎么办？她有好多牵挂，要照顾我们。信写得挺抒情的。她觉得我出了这样的事，太丢人，应该去死，但是，“你是我的孩子，我怎么舍得你没了呢？”起先她要我把孩子打掉，后来变了主意，让我生下来。我生下赵苡，我们到重庆以后，主要是母亲帮我带的孩子。
杨苡（前排左）和姐姐杨敏如（前排右）、母亲徐燕若（后排左）、家庭教师徐剑生（后排右）摄于天津照相馆
这时候帮了我大忙的是邵士姗。她在中西和我同班，大我一岁多，像姐姐一样。她是家里给订的亲，丈夫是清华毕业的，这时已在昆明市政府里做事，是市政建设方面的一个科长。我和邵士姗一直有通信联系，到昆明后来往更是多了起来。她帮我联系了一个私人诊所，诊所里有个挂牌的医生，是正规学校里出来的——要是江湖郎中，肯定不管三七二十一就给我做掉了，要赚钱嘛——她拒绝给我做手术，骂了我一顿，说：你们这些学生，好不容易上了大学，不好好念书，做出这种事！做出来了就要负责任。她凶得很，总之就是不让我打掉孩子。
孩子就这么留下来了。我妊娠反应厉害，不能住在宿舍里了，就住到了邵士姗家里。对联大的同学来说，我突然失踪了，他们不知道我去了哪儿，我也躲着他们。还好当时在放暑假，见不着也不算太奇怪。我只是偶尔因为要取东西之类的，才会去宿舍一趟。
“你让我接受赵瑞蕻，我就接受吧”
巧的是，有一次在宿舍附近的路上，我遇见了巴金。当时陈蕴珍和他在一起，陈蕴珍一看到我就喊：这就是巴先生！那时我跟巴金通信已经有四年，像是很熟了，但一直没见过面——纸上是熟的，见面就成了生人。我不知说什么，巴金也是见到生人就窘。我们不握手，也没互相说“你好”，只拘谨地点了个头，而后就没话了。
陈蕴珍大嚷：你跑哪儿去了？！我不知道怎么解释。我记得我说的第一句话是，“我要结婚了”，没头没尾的，他们俩都觉得很突然。我怎么也没想到，我第一次见到巴先生，居然是这样的。
他们觉得突然是自然的：陈蕴珍知道赵瑞蕻一直在追我，但怎么一点征兆没有，突然就宣布要结婚了呢？何况他们也会想到大李先生。巴金应该能猜到，我和大李先生的关系有点特别。事实上，我一直在跟大李先生通信，赵瑞蕻怎么追我，我都对他说过。有封信里我问他为什么还不来昆明，还说赵瑞蕻“纠缠不休”（信里就是用的“纠缠”这个词），问他我该怎么办。他回信中的话，我一直到现在都记得很清楚：“我一向关心你的幸福，希望你早日得到它。既然young poet这样追求，你为什么不接受他的爱呢？”
大李先生从来没对我表白过他爱我。我不管对别人还是对自己，都没承认过那是爱情。我就是崇拜他，一边说在等他，一边否认这里面有男女之情。同时，我从小就是个挺自卑的人，听人说冯秀娥和他常在一起，就疑惑大李先生是不是爱上她了。有时也会猜，他不来昆明会不会是因为这个？不过都是胡思乱想，一会儿这么想，一会儿那么想，没有结论。
那时候我太年轻，只顾自己自卑了，没想过大李先生也可能有他的自卑。他又是个会替别人着想、可以为别人牺牲自己的人。他会不会觉得他年纪大，身体又不好，还穷，对我来说不合适？或者，他以为我是什么也不懂的娇小姐，不能跟他一起过清贫的生活？20世纪80年代，有次我去看望巴金，难得的就我和他两个人说话，我问他大李先生有没有爱上过什么人，巴金说，也许有一个，是个富家小姐，大李先生多半因为自己的情况，没有接受对方（那个小姐后来结婚时给他发了请柬，他也去参加了，这些事情上面，他是很绅士的），可见他在爱情上是退缩的。
这些我那时是想不到的。我只是想，好吧，你让我接受赵瑞蕻，我就接受吧。
大李先生后来跟人说，我结婚是跟他“赌气”，虽是半开玩笑，也许却是说中了。
结婚
怀孕了，当然就要考虑结婚的事，也算是“善后”吧。这桩婚事，家里是不乐意的，母亲不用说了，我哥、我姐也都反对。事实上，母亲到重庆后不久就写信让我过去，这里面有她觉得昆明条件太艰苦的因素，但更重要的是她见了赵瑞蕻，印象不好，所以急着催我，希望我到重庆华西坝继续念书。抗战中，一些教会学校内迁，金陵大学、金陵女子大学、燕京大学都迁到了华西坝。在我母亲心目中，还是教会学校好，条件好，也规矩。
那时结婚是没有结婚证的，只有婚书，婚书上有介绍人、证婚人盖的印，这就比较正式了。还有就是登报，我和赵瑞蕻就是在报上登了个启事，很简单，说“赵瑞蕻杨静如，兹订于1940年8月13日在西山饭店结婚。国难当头，一切从简，特此敬告亲友”。那天特别好记，“8·13”，日本进攻上海、上海抗战的日子。我们在饭店住了一星期，没举行婚礼。
我母亲本是要办的，证婚人准备请中国银行在昆明的行长。她虽然不高兴，但觉得结婚没个婚礼怎么行？赵瑞蕻也希望有个婚礼，在没确定不办之前，他甚至已经写信跟家里说，中国银行的什么人会主持婚礼，谁当证婚人，谁谁谁会来。但我坚持不要婚礼。当时结婚启事上通常都有“我俩情投意合”这样的套话，我也不让写。
真的是“一切从简”，除了登报，就是在西山订了个旅馆，我们就算结婚了。有意思的是，我的同学三三两两、你今天我明天地到西山来贺，杨周翰、黎锦扬、金丽珠、张定华他们都来过。他们是好奇，因大家当时都还没有谈婚论嫁。没婚礼也就没婚宴，我们就留他们吃客饭，当时请客倒请得不少，跟流水席似的。
杨苡与联大同学。从左至右依次为金丽珠、余泽爱、杨苡、赵瑞蕻、黎锦扬
巴金那时还没去重庆，也到西山来看我。巴先生是一个人来的，陈蕴珍大概是有事，没一起来。那天赵瑞蕻正好不在，巴金一向是没什么话的，我也拘谨，要是陈蕴珍在还好些。这时我俩都没话，就这么在房间里干坐着。隔了一段时间，巴金和陈蕴珍倒是请我和赵瑞蕻吃过一顿饭，席上还有巴金的四川老乡。吃饭时他们没宣布什么，事后我才悟过来，那顿饭是表示巴金和陈蕴珍订婚了。
西山饭店下面就是滇池，风景很好，但我的心情坏极了。同学、朋友来看我的时候，热热闹闹的，我不觉得什么。他们一走，静下来了，我就很难过——学业没了，还有了孩子，母亲也不高兴……有一次我甚至想，不如跳下去算完，什么也不用烦了。推开窗子跳下去很容易，但我又想到死了漂上来会很难看。这上面我大概是受我母亲影响，她不止一次说到曾经想寻死（父亲去世后她有过好几个坎），结果都罢了，除了想到死了孩子怎么办之外，还想到死的样子太难看：投水吧，人最后涨成那样；上吊吧，舌头拖那么长……割腕我是不敢的，我特别怕疼。
当然，我就是一念，也没真想死。只是我有时忍不住会这么想，好像这么想想能好受点似的。
（1945年11月22日，李尧林在上海病逝，终身未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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