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宁：《呼啸山庄》翻译杨苡和我母亲的闺蜜情，二十年并非一段历史空白
题图来自网络
母亲的闺蜜之杨静如
文/沈宁
此文为沈宁《母亲的闺蜜》系列第三篇，第一篇陈琏和第二篇许湘苹，讲述的是这些民国才女们的悲欢人生，她们的命运在时代的暗流里起伏波动，令人唏嘘动容。
我的母亲考取西南联大，读的是中文系。母亲自幼热爱文学，她年轻时代的梦想，就是读书写作当教授。转学到重庆中央大学之后，母亲也转了专业，到外文系，读英国文学，想从欧美文学中汲取营养，以求日后更好地写作。
于是她结识了同在重庆中大外文系的杨静如阿姨。静如阿姨是中国著名的翻译家，现在大陆流行的一本译作，英国作家勃朗特写的《呼啸山庄》，是静如阿姨翻译，署名杨苡。我相信母亲与静如阿姨在中大读书时，肯定同是勃朗特姐妹的书迷。我小学时候翻家里藏书，看到这本《呼啸山庄》，还看到静如阿姨赠送母亲的签名。可是此书艰深，苦读不解，我要母亲讲，于是听到静如阿姨的故事。
因为听到母亲讲静如阿姨的故事，父亲也参加进来，讲起静如阿姨的哥哥杨宪益先生。
杨宪益先生一九四0年从英国归来，到重庆中央大学任职，教授一年级英文。中大一年级的英文在柏溪分校授课，不在沙坪坝校本部。我的父亲母亲一九四二年转学到中大，读二年级，所以没有上过杨先生的课。但那时杨先生是中大的教授，父亲是中大学生，后来虽与杨先生同事多年，一直还是尊杨先生为老师。
我的母亲从昆明西南联大转到中央大学，静如阿姨也是从西南联大转来重庆读中大，母亲低静如阿姨两班，同在外文系，很快成了闺蜜。母亲说，静如阿姨在大学里，把母亲叫做陶陶，我觉得很好听，很有文学味道。静如阿姨的女儿，至今仍然称呼我母亲陶陶姨。我们至今也仍然称呼静如阿姨，无法叫她杨苡先生。
父亲母亲回忆，当年的重庆国立中央大学，设施十分简陋，不过一些简易平房作教室，宿舍，办公室，或者图书馆。校园里有一个运动场，也没什么规模。只有一个大礼堂，算是稍有气派。一九四四年蒋介石亲任中大校长，来学校视察，在这个大礼堂里演讲，父亲母亲跟全校师生一起，站在礼堂里听。
校园中心是一个小山坡，叫做松林坡。坡下坐落教室和饭堂，后坡是男生宿舍，八个人一间，四张双人床，四个小桌子。前坡一边是校部办公室，另一边是女生宿舍，像个大谷仓，全体女生都住在里面。静如阿姨曾经绘声绘色给我讲，有一次蒋介石校长到学校来视察，要看看女生宿舍。他带着随从和校领导，往女生宿舍走，碰见一个清洁工蹲在路当中。蒋介石说：请你让一让吧。那老人不认识蒋介石，理也不理。随从们要上前去赶他，蒋介石挡住了，带着他的人绕过老头，走去女生宿舍。
中大女生听说了蒋介石要来视察，早早把宿舍收拾干净，脏内衣破鞋子都塞到床底下。蒋介石走进来，看见宿舍里干净整齐，十分高兴，下令给女生每人发一个白面大馒头。女生们都高兴得跳起来，美美地吃了一顿。过了几天，蒋介石心血来潮，突然又来中大视察，这次是微服私访，谁也没有告知，独自一个人悄悄地来了。走进女生宿舍一看，大吃一惊。各种衣裤到处乱丢，内衣乳罩到处乱挂，鞋子东倒西歪，他才晓得，上次来，只看到个表面而已。蒋介石叹了口气，回头便走，一批馒头白白的送掉了。
静如阿姨讲完，跟我们一起哈哈大笑，对中大女生们成功捉弄蒋介石，骗吃一顿白面馒头，十分得意。
战时物质短缺，学生们连本象样的教科书也没有，大多油印教材，用的是黄褐色土纸，粗糙易破。但中大教授阵容却十分强大。仅外文系而言，拥有范存忠，楼光来，俞大絪，俞大缜，初大告，徐仲年，许孟雄，杨宪益，叶君健，孙晋三，丁乃通等等。在这许多名教授的督促下，中大的学生也都很用功，而且彼此相当亲近。为了练习英语，外文系学生各自起了英文名字，父亲叫George，母亲叫 Margaret。因为班里男生少，父亲年纪稍长，被推举为班长，称Authority。学生们还排演一些英文短剧，俞大絪教授是最积极的指导者。
离校园不远，是清澈的嘉陵江，山秀水美，外文系学生经常来这里组织集体活动。江边有个地方叫做中渡口，开了一家茶馆，也卖酒和小吃。学生们常常光顾，买些花生橘子，坐在竹躺椅上喝茶聊天，很有趣味。从校园步行二三十分钟，就到沙坪坝镇，镇上有书店，饭馆，照相馆等等，中央大学和重庆大学两校的师生，是小镇的主要顾客，也从那里搭乘长途汽车去重庆。
静如阿姨因为高两班，母亲读大四的时候，静如阿姨已经毕业。静如阿姨告诉我，那年她正在医院里生孩子，母亲突然匆匆忙忙跑来，找静如阿姨密谈。原来是我的父亲向母亲求婚，母亲不知该怎么办，惊慌失措，跑来找静如阿姨商量对策。静如阿姨给我讲这段往事的时候，不住地对我挤眼睛，很神秘的模样，逗得我直笑。那场密谈，结果显而易见，父亲跟母亲成了家，而且生出了我。
抗战胜利，国府还都，母亲在南京总统府做秘书，静如阿姨在南京中央大学任教。我在南京出生之后，静如阿姨常常来抱我。四九年后，我家搬到上海，静如阿姨仍在南京，母亲和静如阿姨来往还是很密切，我依稀记得在上海见过静如阿姨。后来母亲随父亲搬到北京，与静如阿姨只有通信联系了。一九五七年母亲成了右派分子，不敢给朋友们招惹更多麻烦，她和静如阿姨之间的通信就减少了。上世纪六十年代，阶级斗争越搞越烈，两人便断了联系。只有在南京，静如阿姨讲陶陶的故事给她的女儿听，在北京，母亲讲静如阿姨的故事给我们听。
文革之后，静如阿姨终于同我家恢复了联系，可惜母亲已经不在了。静如阿姨听到噩耗，非常难过。直到如今，我从美国给她打电话，或者回国拜会她老人家，每次静如阿姨都要重复讲，一九七二年她刚从牛棚里出来，发配到一个中学教书。同年杨宪益先生被放出监狱，静如阿姨跑到北京，与兄嫂团聚。
那一次，静如阿姨在北京住了一个月，千方百计打听母亲的下落，没有成功。虽然杨先生与父亲都在外文出版局，但从文阁开始，杨先生就坐了监狱，父亲则蹲了很多年牛棚，又下河南干校。在当时残酷的社会状况下，正常人相互之间都不敢来往，更别说被关押和打倒的反革命。杨先生完全没有沈苏儒的下落，更不知道母亲在何处。静如阿姨说，她几次问哥哥，杨先生只是摇头，甚至无法猜出沈苏儒是不是还活着。
虽然刚从牛棚受苦受难出来，人也到了北京，得到有限的自由，而且吃喝不愁，但静如阿姨仍旧十分不满意。除了找不到母亲而极度失望之外，她也受不了北京那套虚伪和欺骗。杨先生所以能够被放出监狱，是因为他的夫人戴乃迭的英国家人要来北京，看望杨先生夫妇。于是一夜之间，杨先生从阶下囚，摇身变成大花瓶。西方人永远无法弄明白，中国人为什么如此仇恨文化，要迫害知识分子。
有关部门为杨先生夫妇安排了一间公寓，摆上沙发电视，装做杨先生夫妇的家，用来接待英国家人。而且带上一家人，出入厅堂宾馆，坐席吃宴，官员们簇拥前后，喜眉笑眼，红口白牙，喷着唾沫星子，讲述中国之伟大，中国人民之幸福。杨先生夫妇无辜坐牢的冤案，静如阿姨无辜蹲牛棚的遭遇，以及我父亲母亲所受到的各种迫害，似乎都不值一提。不仅不值一提，甚至好像根本从来没有发生过。在中国，普通人，特别是知识分子的生命，居然如此低贱，如同牛羊，可以任意宰割。
眼下中国大陆，最时兴的一个词，是历史虚无主义。我想，确实如此，中国人民应该也必须彻底否定历史虚无主义。我们要完整地记录和讲述上个世纪前半段中国的战乱和革命，也要完整地记录和讲述上个世纪后半段中国经历的动荡和苦难。从一九五六年到一九七六年，曾经确确实实地在中国存在过，三代中国人都曾在其中生活和挣扎，二十年并非一段历史空白，可以轻易跳过，不留一点痕迹。
~the end~
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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