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宁：她是陈布雷的女儿，却加入地下党背叛了自己的父亲
陈琏 题图来自网络
编者按：本篇作者沈宁先生出身名门，外祖父陶希圣是蒋介石的高级文职官员和文胆，二伯父沈钧儒是著名爱国人士，救国会“七君子”领头人。沈宁的母亲就读于西南联大和中央大学，这是作者回忆和他母亲交往密切的几位闺蜜，今天发出第一部分，陈琏。母亲的闺蜜之陈琏
文/沈宁
女人是必须有闺蜜的。男人可以有朋友，但大多不至亲密到无间。古所谓君子之交淡如水，男人之间很难做到无话不谈。因为男人遇到事情，总会把情绪感受压在自己心底，不肯轻易对外吐露，生怕表现出自己软弱。男人常常嘲笑别人的一句话是：你怎么跟娘儿们似的。女人不一样，女人本来情感比较细致，心理也比较脆弱，大多难以独自承受情绪的熬煎，总要找个地方倾泻。而她们身边的臭男人，理解不了女人的心思，也不愿听女人絮叨，所以女人只好找别的女人诉説，一把鼻涕一把泪。
我的母亲一生中，有几个闺蜜。母亲上小学时候，中国处于极度战乱时期，常年逃难，东奔西跑，每所学校读不过两三年，很难交到朋友。抗战发生之前，外祖父在北京大学做教授，母亲初中在北平连续读书几年，生活比较安定，交到第一个闺蜜。母亲几十年后还记在心里，对我讲过几次，那女生叫姜硕贤。她们一起骑车去颐和园，去香山碧云寺，去八大处潭柘寺。可是没多久，姜硕贤跟随她的男友陈洞，双双奔赴延安。母亲后来给姜硕贤写过好几封信，一直接不到回音，不知是姜硕贤在延安收不到母亲的信，还是她不能给母亲回信。母亲却一直忘不掉她，心里也一直为跟她失去联系而难过。
母亲高中在香港读书，高二时候，以同等学历，报考西南联大获得录取，离开香港，到昆明读大学。她在香港的两年高中期间，交到一个闺蜜黄泳荠，我们称她黄阿姨。黄阿姨是香港人，老老实实读到高中毕业，才考上西南联大，所以比母亲晚了一年。黄阿姨到达昆明的时候，母亲为与家人团聚，已经转学到重庆中央大学去了。
除了初中时代北平的姜硕贤和高中时代香港的黄阿姨，母亲的其他几个闺蜜，都是在大学里交到的。
《潜伏》剧照 图片来自网络
太平洋战争爆发，上海暨南大学内迁福建，父亲又跟随亲戚，辗转到达重庆，转入中央大学外文系。陈琏的姐姐陈琇也在重庆中央大学外文系，可是父亲因为在上海工作一年的关系，比陈琇低了一班。命运弄人，同一年陈琏也从西南联大转学到重庆中央大学历史系，与父亲再次同学。父亲后来说，他看得出来，陈琏对于与父亲重逢，起初十分兴奋，经常来往，还时时对父亲讲些革命道理，试图把父亲引上与她同一的人生道路。陈琏甚至还曾借着帮父亲找人补课赚些收入，介绍父亲与地下党会面。可父亲当时比较麻木，对政治毫无兴趣，不为所动，陈琏终于明白了，父亲跟她走不到一起，便与父亲断绝了来往。据一本名为《两代悲歌》的书中记载，陈琏一直保存着父亲写给她的情书，用粉红色的丝带捆绑着，压在箱底。
正是陈琏选择革命人生而逐渐淡漠与我父亲恋爱的这段时间，她与母亲相遇了。母亲与陈琏同年考入昆明西南联大，母亲在中文系，陈琏在历史系。我的外祖父陶希圣与布雷先生，同事多年，布雷先生长外祖父几岁。两个女儿家庭和身世比较相近，来往自然密切，又曾一度同宿舍，遂成闺蜜。后来两人又同年转学到重庆中央大学，继续同学，一直保持着闺蜜友情。
西南联大 图片来自网络
当时的西南联大，由两类学生组成。一类是埋头读书的人才，像杨振宁李政道先生，还有我的母亲和舅舅陶鼎来先生等等。这批人中有许多，后来都成了中国科技学术界的大腕，甚至获得诺贝尔奖。母亲最喜欢给我讲的西南联大故事，是她如何听朱自清教授讲课，她的作文如何经朱自清教授批改。每次提起，眉飞色舞。西南联大另一类是进步学生，革命青年，陈琏乃其中之一。这批人中有许多后来成为领导者，北京政府的高官。虽然当时陈琏和母亲志趣不同，接触的人也不同，但涉及到个人隐私的话题，比如谈论杭州师范的经历，与父亲的亲密通信等，陈琏自然无法与她的党内同志分享，便只能找母亲私语。所以母亲在西南联大时，还没有跟父亲见过面，便已经从陈琏那里，经常听到父亲的名字，也知道父亲出身世家，是个英俊博学的翩翩君子。
西南联大当时在地下党的领导下，学生运动活跃，经常开展读书会，歌咏会，朗诵会，办墙报，印小报，上街宣传，募捐，演戏，风起云涌，甚至抗议教授上课，赶走校长等等。母亲讲到这样的故事，我总会很觉吃惊。就我亲身所见所闻，五十年代，北京乃至全中国各间大学，所有学生都是乖巧的绵羊，从来没有发生过任何学生运动，更绝对没有学生敢公开抗议教授讲课，甚至群起而把校长赶出校门。六十年代中期，中国爆发文革，确实也打倒过教授校长，但那场动乱跟西南联大的学生运动南辕北辙，性质根本对立，不可同日而语。西南联大的学生运动，目标明确，就是推翻国民党政府。而文革时期的学生运动，则是响应号召，目的恰恰是强化个人崇拜的政治威权。
1939年，陈琏与联大同学合影（右三） 图片来自网络
母亲对我讲过，在重庆的时候，布雷先生和外祖父同在委员长侍从室工作，布雷先生是外祖父的顶头上司。外祖母一家到达重庆之前，外祖父就住在上清寺布雷先生的楼上。母亲转学到中央大学之后，每到周末，总要迫不及待从中大所在的沙坪坝赶往重庆，与外祖父团聚。好几次约陈琏同行，都被婉言谢绝。母亲觉得很奇怪，以为陈琏与布雷先生不大和睦，当时并不知道，陈琏那时已经是共产党员，要跟自己的反革命父亲划清界限。我想，布雷先生那么智慧的人，一定早已觉出女儿的背叛，只是爱女之情笃笃，不肯点破而已。
人性遭到政治的侵蚀，便一定酿造悲剧。虽然陈琏极力躲避布雷先生，但地下党却要尽可能地利用她这层父女关系。抗战胜利，陈琏大学毕业，到北平教书，然后与党内上级袁永熙先生结婚。根据延安的指示，他们在北平举行盛大婚礼，利用布雷先生的地位，联络大批地方政要，积极开展地下工作。
很快事发，陈琏和袁永熙夫妇被北平警局逮捕，因为涉及到布雷先生，二人被移送南京关押，交由国府处置。尽管政治立场对立，毕竟父女情深，布雷先生征得蒋介石许可，出面将女儿保释出狱。之后陈琏回老家慈溪，隐居一段时间。袁永熙出狱后，延安安排他在南京卧底，于是陈琏回到南京，继续利用布雷先生的关系，从事地下工作。父亲告诉我，在南京期间，陈琏多次动用布雷先生的座驾，为延安输送机密情报，车子挂了特别牌照，军警不敢阻挡。布雷先生自杀后，陈琏失去利用价值，便被指示离开南京，转移苏北根据地。
陈琏袁永熙与结婚照 图片来自网络
父亲回忆，陈琏在北平被捕，他和母亲都听说了，十分吃惊。这时父亲才明白，当初陈琏为什么跟他断了恋情。然而对于母亲，陈琏还是陈琏，她的大学闺蜜。所以陈琏转移苏北，途径上海，母亲仍旧招待她在狄斯威路（今溧阳路）自己家里，小住几日。
但是从陈琏离开上海之后，同母亲便没有再见过一面。
时局骤转，国民党兵败，外祖父跟着国民政府南撤台湾。陈琏和袁永熙双双进京，成为高干。陈琏任共青团中央少儿部长，袁永熙做清华大学党委书记。
一九五三年秋，父亲独身从上海调入北京，参与筹建外文出版社。为了表示对知识分子的重视，社里发给父亲一张票，请他十一那天，到天安门观礼台，观赏阅兵和游行。同一个观礼台上，人满为患，父亲却偏偏与陈琏相遇。一个是高官，一个是被限制使用的旧知识分子，地位悬殊，已如天壤。父亲事后感叹，当时他就看出来，陈琏初见到他，瞬间露出喜悦之情，随即收起笑容，寒暄几句，匆匆离开。父亲那时已稍稍懂些政治，能够断定陈琏迫于巨大的压力，不得不努力摆脱历史纠葛，拉开同父亲的距离。母亲听了，表示同意，说是就像当年在重庆，陈琏有意与布雷先生尽量少来往一样。
有了父亲在天安门观礼台上的遭遇，母亲搬到北京之后，再也不敢找陈琏联络。父亲母亲带了我们，到北大清华去看望他们当年的教授，几次提及想到袁永熙家去看看陈琏，却终于一次都没有去过。虽然见不到面，母亲还是一直很关心陈琏的情况。母亲在《人民‘日报》上读到一篇有关陈琏的报导，大受鼓舞，自己动手给周恩来总理写了一封信，从而获得特殊照顾，能够在中国最封闭的年代，同台湾外祖父通信联系。仅此一点，我必须对陈琏阿姨表示最崇高的敬意。
这篇报导说：一九五六年二月六日，在北京召开的全国政治协商大会上，陈琏发表了一个讲话。她讲话之后，周恩来总理头一个站起来鼓掌，于是受到中央关注，在《人民’日报》上刊出陈琏讲话全文﹕
我想以自己的经验，对于知识青年，特别是社会主义敌对阵营里的儿女们的进步问题，说一些意见。也许在座的有的同志知道，我是陈布雷的女儿。十几年前，我也是一个怀抱着热情和苦闷的青年学生，为了寻求抗日救亡的途径，我找到了共产党。党把我引导到革命的道路上来，使我不但看到了民族解放的前途，也看到了社会解放的前途，我的苦闷消失了。我听党的话，工作着，学习着，前进着，我感到无比的温暖和幸福。十几年来，由于党的教育，我获得了一定的进步，我现在是青年团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并担任着青年团中央少年儿童部的副部长。
从我自己走过的道路，我深深地感觉到：正是因为党是以国家和人民利益为依据的，因此，它对于一切有爱国热情的人，不管他是什么人，都是欢迎和爱护的。可是我听说，目前还有一些出身剥削阶级和反动家庭的青年，为自己的出身感到烦恼，说什么恨只恨阎王爷把我投错了胎，我认为这是完全不必要的。假如说在解放以前，一个出身剥削阶级和反动家庭的青年还比较不容易认清党的话，那么在今天，党就像太阳一样，普照着大地，抚育着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没有办法选择我们的出身之地，但是，我们完全能够选择自己要走的路，只要我们认对了方向，而且肯于努力，在我们每一个人的面前，都是有宽广的道路和远大的前途的。
话虽然是如此讲，掌虽然是这样鼓，现实却终究没有这般美丽。
陈琏和袁永熙夫妇，曾为共产革命出生入死，甚至背弃自己的亲生父亲，但他们最终还是遭到清算。一九五七年袁永熙被划为右派，撤去清华大学党委书记之职，铃铛入狱。陈琏被迫离婚，离开北京，南下上海。母亲听说后，曾经难过了很长时间。
那个时候，母亲在全国总工会编译处任职，全总主席刘宁一在党委会上宣布：陶希圣的女儿，必定是右派。只此一句话，母亲成了右派分子。幸得编译处同志力保，没有被赶到甘肃劳改农场去送死。母亲在办公室每日忍辱负重，心头压抑的冤屈和愤怒，可想而知。但她为了保护我们三个孩子，终日不声不响，维持着生活。多少个夜晚，母亲忍耐不住心中的委屈，待我们都睡了之后，便朝父亲倾诉。有时两人会争执起来，直到大吵，双双穿上大衣，跑出门去办离婚。我们哪里还能睡觉，都缩在床上等待父母归来。我们曾经讨论，如果父母分家，谁该跟随父亲，谁该跟随母亲。结果父亲母亲跑出去几趟，到底没有离婚，我们的家保存下来。
有两次他们吵架，我听到母亲哭诉：父亲现在不得意，都是因为她，她的家庭出身，她对不起父亲，她必须离开父亲。母亲说，如果当年父亲坚持跟陈琏要好，最后能够跟陈琏成家，那么以后，父亲一定会过上好日子。父亲说那是无稽之谈，陈琏在中大时候，已经是共产党员 ，直接受袁永熙领导，哪里可能接纳别人。
陈琏回到华东以后，消息越来越少。文革期间我借串连之便，到上海访故居。临行前，母亲特别嘱咐我，设法打听一下陈琏的消息。我在上海，曾到华东局去看大字报，可惜没有什么收获。后来从小道消息听说，陈琏在上海屡遭批斗，不堪屈辱，同其父布雷先生一样，自杀绝世。那时我父亲关在牛棚里，消息传不进去，倒免了他伤心。
可母亲获知噩耗，许多天默默无语，神若有失，不可终日。我想母亲一定是回想到她们各自的父亲，她们两人的同学生活，她们遭到政治污染的友情，以及她们共同的不幸。
（未完待续）
~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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