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苡:我在中央大学的闺蜜陶琴薰是陶希圣的女儿 | 二湘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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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在中央大学读书时的陶琴薰(黑白照片上色)
口述/杨苡 整理/余斌
编者按:十一维空间曾经发过沈宁先生写母亲的系列文章,其中“《呼啸山庄》翻译杨苡和我母亲的闺蜜情,二十年并非一段历史空白”从闺蜜的角度描述了本文作者,欢迎读者点击阅读。闺蜜间的回忆,让读者从不同的角度了解那段历史,了解那个时代的知识女性。
和我关系最好的是陶琴薰。她是陶希圣的女儿,小我两岁,比我低一班,我们经常在一起,无话不谈。我叫她“陶陶”,后来我女儿喊她“陶陶姨”,我们的子女之间现在还有来往,前些年她儿子沈宁到南京来看过我。据沈宁说,他母亲跟他们说过不少她和“静如阿姨”当年的事。我和她,真是可以称为闺密。
在中大,晚上她常拉我去吃湖北米粉,因为贷金饭吃不饱。现在想来可笑,就因为吃米粉的事,两人一度还生分了。同学徐丽霞有次问我,你们吃来吃去的,都是谁给钱?我说多半是她。这是事实,我身上没钱,和在昆明时完全是两回事了,往往是陶琴薰自然而然就把钱付了。徐丽霞又跑去问陶琴薰,陶说,谁付钱还不一样,分什么彼此?不过是我给的多些。徐丽霞就跟我说,以后你别老跟陶琴薰出去吃了,她老向家里要钱也不好。徐家里是教育部的,日子过得比较紧,她以为陶琴薰家也那样。其实陶希圣就陶琴薰一个女儿,很宠她。但我从此心里就有点别扭,陶琴薰再拉我,我就不肯去了。老是不去,她觉得奇怪,后来调整宿舍,我们不住一个屋,慢慢就疏远了。不过有事时她还经常想着我。
有一次她请我去城里看话剧《戏剧春秋》,顺便领我去中央日报社见见她爸爸。陶希圣我早就知道,一来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是他执笔,二来他是“高陶事件”的要角之一,后来脱离汪精卫回到蒋这边。我在联大时他曾到学校做报告,讲时事。据说会场挤满了人,听的人很多。我对政治不感兴趣,就没去。陶琴薰领我到他办公室,他穿件长袍,没官架子,像个读书人。他说我毕业后可以到中央日报社工作。可能陶琴薰和我要好,知道我毕业后要找饭碗,之前就跟她爸爸说过。
中央大学外文系毕业照。二排左二为陶琴薰,三排左三为沈苏儒
1945年我生赵蘅的时候,她跑到医院来找我帮她出主意。那时沈苏儒(沈钧儒的堂弟)开始追她,同时有个叫陈志競的,已经追她有一阵子了,追得很厉害。她犯愁,问我该怎么办。沈苏儒在中大读外文系,姓陈的已经工作了,在陶希圣手底下做事。我说,姓陈的绝对不行。其实我也没见过陈,听陶琴薰说是个老实巴交的人。我只是因为他给国民党做事,在我看来,那就是“吃党饭”的。
后来她和沈苏儒结婚了。第一个孩子满月时,他们从上海到南京,给孩子办满月酒。那天她也请了我。他们住在破布营,请客是在新街口一带的一家饭店,请了五六桌。席上什么人都有,我记得我那桌有当过四川省主席的刘文辉的女儿。酒店有一间休息室,保姆和小孩待在那儿,敬酒时就把孩子抱出来,到各个房间,一桌桌地让大家看。我印象深的是,吃过饭,陶希圣坐在休息室的沙发上,好多人围着他,问他对时局的看法,应该如何“应变”。那时是1948年,国民党大势已去,亲国民党的人很焦虑。我们想的却是,“天就要亮了”。
陶希圣后来被宣布为战犯,即使这样,陶琴薰还是选择留在大陆。陶希圣当然是希望全家人一起走的,甚至恳请蒋介石让军舰等一段时间再开,为的就是带走陶琴薰。但陶琴薰拒绝了,她选择和沈苏儒在一起。沈苏儒的堂兄沈钧儒是著名的民主人士,反国民党的,沈苏儒显然受到了堂兄的影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陶琴薰在总工会工作,家搬到了北京。我只在去东德教书前在北京集训时见过她一面,虽然他们那时生活和工作不是很顺,情绪倒还不错。等我从东德回来,得知陶琴薰、沈苏儒双双成了右派。我们通信不多,但一直保持着联系,“文革”一来联系就彻底中断了。1972年我被“解放”,到北京去探亲,我哥哥杨宪益刚从监狱里被放出来。我向他打听沈苏儒,他哪里知道,只是说,说不定已经死了。后来我终于打听到沈苏儒和陶琴薰的情况,那时陶琴薰已经不在人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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