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在校大学生的心声：长衫不能是我们唯一的依靠 | 二湘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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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海北尬生
年轻人的就业问题一直是最近几年的一个麻烦。高收入，高待遇的工作不多，那些随处可以找到的工作，比如外卖员，又没有多少人想做。于是便有人提出这样的说法：高学历于年轻人就像孔乙己的长衫，成了他屈服于现实的障碍，是他不上不下的根源，仿佛就业难，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这种心态造成的，云云。
我的第一反应是：提出这种说法的人，很有可能根本就没有仔细的读《孔乙己》。
为什么这么说？因为鲁迅在这篇文章中虽然没有太多的描述短衣帮和长衣帮，但足以给我们描绘出一个分明的阶层差异：短衣帮只能站着喝酒，最多点两个小菜，长衣帮却能坐到酒店里面，点几个像样的菜，慢慢喝酒，可见他们不但有钱，而且有闲，有大把时光用于休闲，不至于稍微过过酒瘾就得继续去疲于奔命。给他们服务的人也不同：文中的“我”就被判断为不适合伺候长衣帮，才被赶到外面。这就说明：短衣帮和长衣帮在生活品质、经济状况、社会地位上是有巨大差异的。孔乙己不放弃“穿长衫”，绝非一个单纯的身份认同问题，在相当程度上，这是他对长衣帮优于他人的生活品质和社会地位的向往和坚持的体现。
鲁迅这样写显然是有社会依据的。从古至今，中国的智识阶层，或是说脑力劳动者，就从来没有在社会地位上与其他阶层统一过，也就从来没有在待遇上真正的平等过。像孔乙己这样的属于“士”，对于“士”，我们一定听过两个词：“士大夫”和“士农工商”。前者描述的是整个知识分子阶级，是与不识字、没有文化的人相对的概念，后者则在描述所有的民众，是与统治者相对的概念。二者的交集就是“士”，而这也正好是“士”的定义：没有官职的读书人。这样的地方让“士”从一开始就处在不上不下的尴尬状态：它精神上与统治者统一，物质上却是被统治者，整个人完全是分裂的。也正如同孔乙己那样，他们在精神上更倾向于认为自己是“士大夫”，拒绝把自己和农工商放在一起。
这样的想法是有原因的：通过科举考试等手段，士是可以转换成大夫的，他们也的确是官员的后备军。所以士之所以认为自己不属于“农工商”，与其说是因为他有身份认同，更不如说是因为他们认为自己是“候补大夫”，有现实的巨大红利吸引他们。这个问题从一开始就不是简单的身份认同问题，而是复杂的社会地位以及个人评估问题。换言之，它不是改变下心态就可以改变的。
所以，如果有人说“为什么不脱下长衫”，孔乙己就会问：“脱下长衫，我还会不会有和里面的长衣帮坐到一起的机会？我们之间还能不能有认同？”我也会问：“让我们脱下长衫，可以，但你能保证我们在尊严上与长衣帮平等，在机会上与长衣帮均等，在抗风险能力上与长衣帮相当，在发展前景上与长衣帮相同，在收入上与长衣帮差不多吗？如果不能，你是不是就得承认我们对长衫的坚持是有道理的，而你的建议，只能说是何不食肉糜？如果说上面这些是一个人安全感的全部来源，这长衫是这个人身上唯一的衣服，你要干什么？让他裸奔于世界吗？”
所以，说这些话的人需要认识到，长衫很有可能是我们唯一的依靠，与其去问“我们为什么不肯脱下长衫”，不如去问“该怎样做才能让长衫不成为我们唯一的依靠”。给我们多找几件好衣服，我们也不想一天天只穿一件衣服出门。
最起码，我们可以先让短衣帮和长衣帮在经济上达到相当。以英国为例，体力劳动者一个月可以挣到3000英镑的税前收入，脑力劳动者通常可以达到4000镑，但英国政府恰好把税收的阶梯定在3000镑左右，结果就是脑力劳动者的税后收入可能就比体力劳动者多个几百镑而已。因此在英国，人们在面临脑力劳动工作还是体力劳动工作的选择时，基本上不用考虑工资问题。
不仅如此，英国工人的社会地位也不比脑力劳动者低。英国的工会制度相当完善，工会的权力非常强大，基本上老板得是脑子有坑，才会去想到招惹工人。不单如此，法律、舆论等方面也显著的往工人方向偏，工人和管理者、脑力劳动者和体力劳动者在社会地位上，可以说是没有任何差距的。对于英国人而言，显然不存在什么“长衣帮短衣帮”，在酒店里，他们每个人都有钱和资本去坐在里面好好点点东西吃，也正因为他们每个人都有差不多的钱，店主也不会慢待他们的。
我是什么样的呢？作为一个从超一流高中跑到二流大学的人，我早就把我自己“学霸”“顶尖”的长衫扔到不知道哪里去了。但是有那么几件长衫，我还是会留着或者努力争取，比如我的学历，比如与之匹配的工作。原因很简单：我至少需要靠长衫获得一个没有它就不可能获得的生活，一个免于恐惧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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