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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冲:对他来说,绘画依旧,理想依旧 | 二湘空间

陈冲 二湘的十一维空间 2023-11-08

思想的碰撞   民声的回鸣

有品格  有良知  有深度  有温度


陈川与他的画

陈冲:孤独和欲望的颜色(下)

文/陈冲

陈冲:孤独和欲望的颜色(中)
陈冲:孤独和欲望的颜色(上)


当年岀国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概念。无论是去美国还是去苏联或者是去古巴,都叫出国。除了中国人就是外国人。我们对境外的事几乎一无所知。出国前朋友们给我礼品,出国后可以送人,都说是外国人喜欢的。今天看来这句话有点唯我独尊,也有点愚昧。除了中国以外,好像全世界人都是一样的。可是在当时听上去很自然。对我来说,出国意味着走出现实,是一种模糊的向往。
——陈川笔记


哥哥带着太太娜莉娜和六岁的女儿萨夏,从洛杉矶驾越野车到旧金山来度假,住在我家。我一搬进这栋房子,就开始跟哥哥要画。他是个完美主义者,画得很慢,有时他忍不住反复地画一个细节而影响了全局的效果,在这种情况下,他就会放弃,重新开始。一晃三年过去了,这回他终于把画给我搬来了。


一个女孩走在野地里,泥土和斑驳的草地都在暗区,是不同层次的褐色、棕色、绿色,黄昏最后的日光勾勒出她的侧影,浅色的长裙在光里隐约透出一点腿的形状。陈川捕捉光线,好像那是流淌的阳光,或者玻璃瓶中的萤火虫。女孩在画的上方,没有地平线和天空。她是刚从什么特别的情景离开?还是正向着它奔赴?她的步伐显然不是在散步。


画中的女孩让我心中隐痛,我想到三千英里以外的两个女儿,她们的日常生活和思想,对我也是如此神秘……


我们在厨房的小桌旁坐下喝茶,哥哥突然说,侬晓得吧?赵以夫死了。我们感叹。


赵以夫是哥哥在上海美术学校的同学,后来在加州湾区住过。我在旧金山结婚搬进新家后,他帮我从画册里临摹了一张巴比松派的风景——好像是多比尼的湖水、树林和黄昏的云彩——仿佛为我搬来一段祖屋的记忆。他们那班人曾经迷恋巴比松派的画家和他们的作品。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柯罗、米勒、巴斯蒂昂·勒帕热的画跟卡夫卡的《变形记》同时进入了我们的视野。


“文革”后上海的第一个西方艺术展览,是在“中苏友好大厦”举办的“法国十九世纪农村风景画”,展品都是法国卢浮宫与奥赛博物馆的名作,展馆内外如饥似渴的人群浪潮一般。印象中哥哥在那段时间处于亢奋状态,家里墙上也不断出现各种巴比松派画家的照片。


哥哥说,赵以夫老早每天骑车从虹口到平江路来跟我一道画图。我想起来了,他的好多画画朋友都是家里的常客。小保姆莲芬总是用一口溧阳话进门通报:小头来哉,长脚来哉——全是用平常他称呼他们的外号。


好久没有想到莲芬了,她曾经为我们家带来不少活力。初到我家时她大概只有十五六岁,面黄肌瘦,扎了两条又细又黄的小辫子,眼睛盯牢了脚前的地板。她娘跟姥姥家在溧阳好像有什么远亲关系,把她带到了上海。她娘几次三番说,莲芬开年就十七岁了,会烧饭、洗衣服,还会做针线活,很能干的。我至今记得她系着围裙,捏一块抹布发愣的样子。姥姥说她家欠了不少债,所以要她出来挣钱,叫我领她去认菜场、米店、酱油店。


陈川的画


大声喊着“小头来哉,长脚来哉”的莲芬,已经是个结实苗条、满面春风的大姑娘了。她爱一切新潮时髦的东西,穿皮夹克、喇叭裤,走进走出一阵风,只有一口顽固的乡音未变。


扁豆、蚕豆,电线木杆长杠豆

阿姐来梳头,梳个芋艿头

嫁给大块头,养个小毛头

宝宝跑到田横头,一跤跌个大跟头……


不知道这是她娘教她的,还是后来姥姥教她的,也忘了她在什么情形下会唱这条顺口溜,但她一定多次唱过,不然我和哥哥怎么会如此朗朗上口。


萨夏问,你们在讲什么?我说,我们以前在中国的事情。她说,老师说我是黄种人,现在有同等权益,以前没有。她似乎对这事有些困惑。学校为什么在他们还毫无种族概念的时候,强硬地教他们种族政治?不能让他们在懵懂的童真中再待一会儿吗?我没有接她的话,说,你爸爸来美国的时候,带了一个巨大的木箱,里面装满了他的油画、画册和书籍。她问,有多大?我说,里面可以舒舒服服装下你。她问陈川,那么大的箱子你怎么带?可是他却怎么也记不起来,离开上海那天是怎么去的机场。那只又重又大的木箱,既上不去公共汽车,也上不去脚踏车,唯一的可能性是从哪里借了“黄鱼车”骑过去的。陈川画了一张“黄鱼车”的样子给萨夏看。他说,到达美国后,木箱从超大行李出口出来,我实在搬不动,是海关人员帮着一起搬的,放到今天这是不可能的事。


前一阵搬家,发现一盒在我出国那天姥姥给我的画笔。都快四十年了,打开笔盒,还能闻到上海油画笔特有的胶水香味。我已经很多很多年没有想到姥姥了。我的心跳加快。并不是因为那盒笔唤起了我的回忆,而是因为发现自己走到了记忆的边缘而变得警觉起来。当年那漫长的、无所事事的年月,已经被我小心翼翼地埋藏起来。岁月年复一年地盖在上面,即使苦苦思索,也只能找到些蛛丝马迹。我拿那盒笔翻来覆去地看了一遍。出国,我一生中最大的转折点。在我眼前缠绕的却只是一些琐碎的细节。记得我和姥姥在家门口。那扇门原来是家里的边门。“文革”时客厅里搬进了另外一家人,通往客厅的正门就变成了人家的门了。日子久了,虽然“文革”时期搬进来的人家已经走了,但我们已经用惯了边门,它就成了平时我们进出的门了。那门是猪血色的,中间镶嵌了一条很窄的玻璃,玻璃外有一个铁框,铁框里有一排字图案。进门后有一个“宽敞”的过道。门关着的时候过道总是黑洞洞的。记得出国那天天气非常好。一开门,阳光亮得刺眼。姥姥那只被关节炎折磨得畸形的手,捧着那盒画笔。家门口阴沟的墙缝里有一棵蒲公英,长得又肥又壮充满了生命力。我跟姥姥说:再会了。她一面说一面把那盒笔塞进了我的手提包里:“不会再会了。”我看着地上又说了一遍“再会了”。

——陈川笔记


陈川在一本画册中这样回忆过他初到美国的感受:


一九八五年第一次到纽约时,我还年轻,也很穷。我母亲曾经在那里工作过,她希望我也能来美国,就把挣到的几乎每分钱都存了起来,回国前交给了一位老太太保管。我到纽约后去拜访了老人,取回了对我来说是很大的一笔财富——大约一千五百美元。


我不知道如何在这个国家赚钱,觉得不花钱便是最好的办法。我每天步行一百多条路口,到大都会博物馆。街上,每个人都那么匆忙,在地铁通气口冒出的白色蒸汽中进进出出,让我想起牛群在非洲丛林中奔跑。是的,纽约是个丛林。


每天我都在博物馆对面的斯坦霍普酒店的餐厅吃午餐。我先点菜,然后观察街上路过的行人。我特别喜欢那里的意大利烟熏鸭肉,一片片切得那么薄,就像画在盘子上的一样……后来我才意识到这是一个非常昂贵的餐馆。


那些日子,大都会博物馆就是我的家。它让我感到一种亲和力,就像一个失散多年的孩子,在母亲艺术的保护下。


傍晚,我走过中央公园。就像我想象中的中央公园那样,昏暗的路灯下空荡荡的长椅,路灯后面是漆黑的树林,一轮月亮挂在树梢上空。我想起在上海读过的一本书,《珍妮的肖像》。一位食不果腹的年轻艺术家,在中央公园遇到了一个神秘的女孩,从此改变了他的命运。我坐在长椅上,希望珍妮能出现。背景的树木漆黑而深邃,像一片无底的湖水,其中的生命依旧是个谜。一阵晚风带来花香。树叶在地上旋舞,仿佛她的幽灵从我身旁经过,让我脊背发凉。一辆马车经过,车厢里坐着一对年轻夫妇,也许是在度蜜月中。


那天晚上我睡在格林威治村的一张长椅上。我是被一家面包店的香味熏醒的。大概是凌晨三点左右,面包师们已经开始了他们的一天。微开着的门透出温暖的光芒,仿佛一个巨人试图睁开他的眼睛,城市正在苏醒。街角处,有人在吹萨克斯,乐声随着面包店的炊烟袅袅升起,在天边萦绕。这有点悲伤,但非常美丽。


我为朋友们画了些素描。我没有画油画,因为这需要工作室和颜料。母亲留给我的钱几乎花光了。有几次我去了一家艺术材料商店,仔细看了每一件物品。对于一个刚从中国来的人来说,种类之多令人难以置信。我触摸和闻过那里几乎每一种颜料和画纸。这是我生命中一段美好的时光。我一无所有,因此也没有什么可失去的。在一个如此复杂的城市里,我的生活如此简单。所有的梦想和幻想都还完好无损。所有的可能性都敞开着……(注:以上文字由笔者从英文翻译成中文。)


卖掉了几张大木箱里的油画以后,陈川买了画布和颜料,开始创作。到美国的第二年,他在加州大学北岭分校办了他第一个画展。那以后,他在美国许多重要画廊办了个人画展,也成功地参加了佳士得拍卖、纽约艺术博览会、艺术亚洲等展会。


陈川日本画展门票


然而对他来说,绘画依旧,理想依旧。一位记者问他,到美国后画画有什么变化。他说,我通常画我周围的东西。在中国的时候,我画家里的厨房,我的邻居、朋友,来了美国我就画这里的邻居、朋友——就这点变化。


陈川和我在月桂树峡谷的房子里同住了一阵。我们一起装修,把蓝色和绿色的瓷砖混贴在浴室;我们一起做家具,早上一醒来就迷迷瞪瞪用砂皮纸磨木头,眉毛、睫毛、鼻毛上都是白粉。


一天,陈川看见邻居家的女孩在后院里玩耍,觉得她有一种乡村姑娘的淳朴,就以她为模特,画了《篱笆边的女孩》和《后院的女孩》,非常动人。同阶段,他还在房子里画了《椅子上的雏菊》《加州的小木屋》等作品。忘了是哪位作家说的,艺术家必是诗人,他不一定写诗,但是他眼睛里能看到诗。哥哥能在日常生活中看到诗,看到那些小小的奇迹。


陈川第一个真正的缪斯是一位前苏联来的女孩,叫娜伊拉,二十出头,刚从拉脱维亚艺术学校毕业不久。一连几年,陈川画了几十张以娜伊拉为主题的画。在一次采访中,他对记者说,“遇见她时我们都刚来美国,远离了各自的家乡,彼此有着无需言说的经历和感受……我爱画她,因为从某种程度上,她反映了我。我们在同一种制度下成长起来,人们崇拜苦难、崇拜悲剧英雄。生活是一种责任,而不是享乐。即使在阳光明媚的、享乐主义的加州文化中,我们创作的驱动力仍然是生活中的悲情。在这里住了十年后,这种情况正在慢慢改变。”


另一个反复出现在陈川画中的,是泰迪一家的生活——他的太太、女儿、农场、狗、马——他们有滋有味的日子。泰迪是我们年轻时候的朋友,后来跟我失去了联系。陈川说,他跟老婆离婚后,女儿就再也不理他了,不过最近他又当新爸爸了。我想起那幅泰迪女儿坐在他大腿上看电视的画,那么本真,像森林里的动物。陈川说,物是人非,那张画还挂在日本仙台的一个人家里。


几年前,有一次 Narina 给我发了个短信:Never hesitate to trade your cow with a handful of magic beans. 她对我的了解使我暗暗吃惊。我就是童话 Jack and the Beanstalk 中的那个傻儿子。


岀国前我的美国是作家杰克·伦敦。出国前看过一个美国来的画展,好像是在美术馆。主要是Winslow Homer 和 Rockwell Kent 的作品。还有一两幅 William Michael Harnett 的静物。


我出国前妈妈在纽约的 Sloane Catherine 工作。她的助手叫 Steven,他在我出国前来上海第一医学院合作工作。Steven 的妻子 Michelle 当时是美国之音的记者。她喜欢艺术,问我讨了一张静物。她说我的画使她想起 Andrew Wyeth 的作品。他们是朋友。第二次回上海时她给我带了一本 Andrew Wyeth 的画册,里面还有他的签名。她说她拿了我的画和一些我的画的照片去看他。她说 Wyeth 喜欢我的画。我怀疑这话是否真实。因为我对自己的作品非常不满意。


出国前在美国领事馆看过一个牛仔片叫 Shane。


——陈川笔记


陈川和他的


从九十年代开始,陈川几乎每年去仙台一家高档百货公司办画展。一个傍晚,他从展厅出来,走进一条小巷,看到一间很小的卡拉OK酒吧,里面有人在吃饭、喝酒、唱歌,就挤进去坐了下来。妈妈桑到隔壁小店买回食材来做给他吃,等他吃完,外面那一桌喝醉了,把他堵在店里没法离开,一直待到深更半夜。


第二天,妈妈桑带着那群唱歌的人去了展厅,看了画以后十分喜欢,就每人买了一幅,有的是素描,有的是油画,还有的是丝网画或铜版画。他们不是富人,但是在商场买画可以分期付款,这样普通老百姓家里也可以挂上艺术品。妈妈桑的小店从此成了陈川在日本的食堂,他说她做的菜味道特别好。

后来妈妈桑每年都会带着这群人去看画展,还清了一笔贷款就再买一张。其中一个护士,每年买一张陈川的画,欠的贷款越来越多,还不过来,终于上了黑名单,只许看不许买了。另一个人,搬家去了其他城市,但画展时必会坐火车来看画、买画。


百货公司对面有一家很时尚的咖啡厅,那里的老板也很爱陈川的画,每年买一幅,家里和店里都挂满了。陈川去喝咖啡他从来不肯收钱。


在美国买他画的大多数也不是特别富有的人,而是像医生、律师那样的专业人士,或者导演、演员、音乐家、画家那样的艺术界人士。他们买画不是为了投资,而是为了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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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陈冲(Joan Chen),华语影视女演员  、电影导演 ,奥斯卡金像奖评委,好莱坞编剧家协会会员,毕业于上海外国语学院。本文节选自《上海文学》2023年8月号,经《上海文学》授权转载。阅读全文点击下方“阅读原文”订购当期杂志纸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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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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