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八十年代北大社牛的回忆，挑战权威，组织捐款，见证那个时代和老一代知识分子的素养 | 二湘空间
The following article is from 燕园1981 Author 地理81 邓郎
1980年代的北大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中）
文/邓郎
编者按：这是一位北大八十年代的学子对那个时代的回望，文笔生动活泼，很多细节饶有滋味，美好的年代跃然纸上。上部已经刊发，这是中部，过几天发下部，欢迎跟读。
抢救大熊猫！
“竹子开花了呀。明天的早餐在哪里？” 这是谁的歌？1984年春，中国四川大熊猫栖息地竹子大面积开花，死亡，野外至少发现138 只饿死的大熊猫。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发布消息之后，引发全球 关注。美国也成立了熊猫爱好者自发组织的募捐团队，里根总统夫人南希志愿担任会长。
事有凑巧，我们当时正在北大筹办北大博物协会（植物，动物，地物，矿物），由三个相关学科的学生发起：生物系朱承（80级）、地质系王昆（80级）、刘宗坚（81）以及地理系邓郎（81级）。
记得朱承在生物系带我一起找人帮忙，第一个找的就是曾周（81级），整整一年后，1985年四月，他在秦岭佛坪地区考察大熊猫时不幸遇难。曾周是热爱自然并跟随生物系潘文石教授开始研究大熊猫野外生存状态的大学生，研究事业刚刚开始就戛然而止，年仅21岁。他早年丧母，由父亲一手带大。可怜老人中年丧妻，丧子，孤零零一身，情何以堪！
在北大生物楼的追悼会上，曾老先生一声：“你到底还是去了！”让我们泪流满面。记得我发言时只讲了几句：四月的秦岭正是草长莺飞，春意盎然的时候，这么生机勃勃的时候，那么生机勃勃的地方，为什么会夺去那样一个春意盎然的生命？物化曾经沧海，生命周而复始。秦岭收留曾周，良有已矣。我讲完，曾伯伯又哭了。
后来他问我，是不是喜欢庄子，我吃了一惊，赶快请教，原来，曾伯伯毕业于北大哲学系，与王若水、李泽厚是前后同学。也正因如此，他才能经历坎坷而心胸豁达，受如此致命打击而不倒下。对了，曾周是“小平您好”的主要参与者之一，那张著名照片上也有他。
曾周英年早逝，使我对生死有新的思考。“归去来兮，月夜楼台花草影；行不得也，满天风雨鹧鸪声”。想象他一直走在秦岭的苍松翠竹之中：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我至今清清楚楚记得曾周当时的样子：刚刚端着一盆洗完的衣服从水房出来，非常精神，一看就让人喜欢，觉得可靠。开始他还不太愿意参与博物协会筹办活动，但后来帮了很大的忙，还做了一个部门的负责人。
大家一起请了不少顾问，准备开成立大会。熊猫饿死事件一出，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就在那个周末，组织了不少同学到王府井搞公开募捐活动。为动员更多参与，朱承还联系了北大附小。孩子们也欣然牺牲周末时间在老师的带领下参与我们的活动。
之所以在王府井，有两个原因：其一，最热闹，人群流量大；其二，也是最重要的，协和医院就在左近。当然这跟紧急救护无关，而是因为北大和协和之间的紧密关系。中国首都医科大学是协和医院办的，当时可谓象牙之塔的塔尖：读七年，出来是医学硕士学位。而他们的前两年半在北大生物系委培，号称医预班，算是北大预科生。
据说当初是想从北大生物系毕业生里招生，北大不干：凭什么呀。你招你的，我前两年帮你代培。得，他们20 个人两年后得回到协和，还是跟生物系的同学沆瀣一气，穿一条裤子的亲密。娶媳妇，招女婿，时有发生，不分彼此。所以，我们出动，以生物系为主，协和医预班的成了我们后勤。桌子，凳子一应物品都来自协和。标语一打，喇叭一叫，齐活，募捐开始。
真巧，北京五中的同学也在同一地点为大熊猫募捐。这下好，合而为一：北京大学，北京五中，北大附小，北京的大中小学全部到场，人同此心，为大熊猫呼吁。
邂逅李泽厚先生
这时我突然发现我们旁边，就在王府井新华书店前面，有一群气质不凡的人物。一问才知，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一批研究员利用周末和广大群众、读者见面，解惑答疑。其中赫然就有北大校友，我非常敬佩的著名美学家李泽厚先生！读过他的《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中国现代思想史论》和美不胜收的《美的历程》。
先生当面，我自然不放过讨教的机会。直接问李先生他如何定义美。记得李先生说，“美是一种自由的形式。”话音未落，我当即反驳：“定义必须是收敛的，用狭窄的概念，定义宽泛的概念，才能定义住。您这自由的形式比美还广博，怎么能定义住美呢？” 诸如此类，胡搅蛮缠一番，弄得李先生只有苦笑的份。
后来，看到前文学所所长刘再复先生的文章，称泽厚先生不会聊天。我也很遗憾，为了一个小问题，自作聪明，错过向大师讨教重要问题的机会。比如，他提出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问题，救亡压倒启蒙问题，以及他为什么扬康德而贬黑格尔等等。
行文至此，忽闻老先生在美国科罗拉多州家中去世（2021年11月2日），享年91岁。借此机会向这位博大精深的一代宗师致敬！
顺便加一句，挑战权威是北大传统，即使面对自己尊敬的老前辈。自我标榜一句: 吾爱吾师，但尤爱真理。嚣张一句：我们不是“粪土当年万户侯”，我们是“粪土当面万户侯”。真不是吹牛，我们在北大，曾经与中国总理勾肩搭背，称兄道弟。
李先生旁边有一位风度翩翩的青年学者，我看着顺眼，劈头就问：“能跟您请教一个哲学问题吗?” 那位先生刚刚目睹我和泽厚先生唇枪舌剑，立即站起来笑着说，别说请教，咱们共同探讨。结果，他在20分钟里，给我上了一堂终生难忘的哲学课。此公水平极高，可惜连名字都没问，太遗憾了！我和他探讨的内容，后来还引起一场风波，此为后话。
我和李泽厚先生以及这位年轻学者的辩论，被旁边一位长者看在眼里。他走过来问：“同学，我能和你聊聊吗？” 当然！他拍着我的肩膀，边走边谈，谆谆教诲，让我不要太极端。实在感谢，可惜我没有完全听进去。谈话之后， 我转过身问一位学者，这位长者是谁? 答曰：我们社科院党委书记，中央委员梅益同志。大吃一惊。又说，我们院长马洪同志也在。我掉头就去找到马洪院长。此时估计我这个愣头青的故事已经传开，马老显然知道我就是那个捣乱的，所以非常客气，但比较严肃地教导我一番。我假装接受，态度诚恳。
此时，机会来了，当天中央电视台记者特别来拍摄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和读者见面的活动，我马上跑过去抓住记者，把抢救大熊猫募捐的重要性说了一遍，并且强调，此事举世瞩目，我们现在北京大中小三级学生都在这里，您正好赶上，天赐良机，还有比这更有新闻价值的吗？您不给我们拍摄一下？记者只是笑，可就是不去拍我们。
我很无奈，但不想放弃，就去找梅益书记帮忙。梅书记悄悄跟我说：我也很支持你们，的确有意义和新闻价值。你可以去请马老出面，他面子大。我马上揪住马老，大力求助。马老二话不说，把我带到中央电视台那位记者面前，建议给我们活动录像。那位记者同志似乎就在等这一刻，立即笑着走过去拍摄。
我大喜，跟在他身后。他转过身来跟我说：“我就想拍你。”我一愣，赶快接过话筒，对人群讲了一番道理，现在已经不记得讲了些什么，结果，当晚中央电视台把我们的募捐活动放在第四条新闻里播出！远在社科院学者新闻之前。当晚不少人说在新闻联播里看到了我讲话。没想到，一场自发的募捐活动，最后变成中央电视台帮我们站台，影响波及全国。
能发一句感慨吗？那是中国历史上最美好的时代之一。那么多好人，智者李泽厚先生，那位青年学者，梅老，马老，那位中央电视台记者，北大附小的孩子们，北京五中的同学们，我最亲爱的北大同学们，尤其那天所有捐款的热心的北京和外地同胞。那一天，我们募集到400 多元人民币！
您别吃惊，1984年，那是很多钱！那时，北京人的月平均工资只有40元。在北大学四食堂，三毛钱可以吃小炒！很多人捐钱不是元，是几毛，甚至五分钱。和他们的收入比，已经不少。这么算来，那天可能有上千人捐款，我们很知足，很感激。我不知道，我们是不是最早在北京大街上募捐的。而今，相隔37 年的时间，相隔万里的距离，我向那个美好的时代，美好的人们，美好的北京，鞠躬敬礼，五体投地！
筹备博物协会成立大会
紧锣密鼓，筹备博物协会成立大会。我们请了一群科学泰斗做顾问，地质系同学请到了中国地址科学院院长黄汲清先生（对中国发现大油田贡献极大，包括大庆油田, 发现油田和李四光没有关系）；中国地质科学院院长周明镇先生；我请到了植物学家侯学煜先生（学部委员，少数几个后来拒绝在三峡大坝论证结论上签名者之一），和北大生物系陈阅增先生（学部委员，剑桥大学博士）。
我和朱承还跑到林业部，直接找到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常务副会长、国务院大熊猫抢救领导小组组长、林业部副部长董智勇先生，请他参加博物协会的成立大会，从此和董老成为好友。
1987年五月，我从广播中听到他飞往大兴安岭指挥救火的消息，那春天里的一把火，烧了和北京市面积同等大小的森林——1.7 万平方公里。作为灭火前线副总指挥和林业部主管林业的副部长，他和林业部长都被撤职。作为真正懂行的林业部负责人，本来他不该撤职，奈何部长咬着他不放。我七月去家里看他，听他说他被撤职后，全国20几个省的林业厅长都来家里问候，其人品可见一斑。董老后来受钱学森推荐，担任中国沙漠治理学会理事长。
董老的助手魏秘书让人如沐春风，非常干练。董老非常爽快地答应我们，带领保护协会成员出席我们成立大会，同时接纳所有北大博物协会会员为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会员。
在保护协会听到一个消息，美国总统里根准备访华。作为美国大熊猫募捐基金会的主席，第一夫人南希·里根提前来华向野生动物保护协会赠与捐款。我当即觉得机会难得，可以请保护协会出面邀请南希夫人参加我们的成立大会，并聘请夫人为我们协会的名誉顾问。夫人在最短时间内答复， 欣然应允出席我们的成立大会并乐意做我们的名誉顾问，美国广播公司同行并为大会录像。为确保不出差错，我电话打到外交部礼宾司，咨询相关程序。答曰没有问题，他们已经和南希夫人和保护协会协调。之后外交部礼宾司通知北大校方准备接待里根夫人。
然后，就没有然后了。这是由于我的疏忽和无知。当年北大基本是敞开的，什么人都可以来开个讲座，基本不用请示汇报。但里根夫人是国宾，是美国的第一夫人，接待规格要求极高，必须有相当高级官员陪同和北大高层出面，所以北大校方以时间仓促为由婉拒夫人来参加我们的成立大会。我当时很不理解他们的苦衷，觉得干嘛拒绝一件大好事？但也无可奈何，只能接受。或许，我们错过一段经历，北大也错过一段佳话。
后来去拜访董老，在他家里看到他接受南希夫人捐款的照片。他说，是白宫摄影师拍的，夫人回到美国后直接寄给他的。董老说，本来这个接受仪式，当时是想一起放到北大进行的。
或许是巧合，32 年后，2016 年三月六日，我去加州棕榈泉（Palm Springs）开会。我大概每两年才去一次，从来都直飞棕榈泉。可那年订票晚了，刚好有一位老友从华盛顿过来，可以去洛杉矶接我，所以飞到了洛杉矶。下了飞机就听到南希夫人在洛杉矶家中去世的消息，享年95岁。我当时距离她在洛杉矶郊区的家近在咫尺，那天碰巧是我生日，真是巧合。忽然想起当年中美共同为大熊猫募捐，夫人与北大失之交臂，我看着路边的棕榈树发呆。
成立准备活动继续。我电话邀请北大前校长周培源先生出席。周校长当时是中国科协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电话打到他办公室，结果出了差错。当时北大打个电话难死了，一栋宿舍楼只有一部公用电话，在一楼看门大爷（大妈）屋里，效果也不敢恭维。不知道是我没说清楚，还是秘书转达不准确，结果周校长风尘仆仆提前一周来开我们的成立大会。您别不信，这是真的，一个北大学生一个电话邀请到一位全国政协副主席来北大开一个小社团的成立大会！证明所有北大出去的领导、校友，都对北大非常在意。
我决定登门道歉。可怎么和周校长直接联系呢？问路无门? 有办法。别忘了，住在燕南园的，都是北大知名教授，中国学界的泰山北斗。我随便敲开燕南园一座小楼的门，赫然就是中国数学大师江泽涵先生的家。巧了，开门的是江先生的孙女，我们同级数学系的同学，一位非常爽快的北京姑娘。我说抱歉打扰，我想要周培源先生的电话号码，简单解释原因。她立即说到，我不知道，我奶奶知道。马上对旁边的弟弟说，去楼上请奶奶下来。一会儿，江泽涵夫人下楼了。那一刻，我忽然明白了什么叫风度！江夫人应该年逾古稀，但看上去至少年轻20 岁，集知性、修养、干练于一身。什么叫风度翩翩？什么叫高端大气？我是一个不修边幅的人，不太在意人的穿着打扮。但江夫人无言而教，完美向我诠释了中国老一代知识分子的素养和风貌，虽然只有几分钟，但终生难忘，至今历历在目。她拿出一个小电话本，直接把周培源家的电话给我。我很快致谢，告辞。
打电话到周校长家，好像是他女儿接的，然后转给周校长。他约我第二天去他家。我如约前往（根本不记得有警卫和登记）。见到了周夫人王老师（好像在清华附中教书）和周校长。校长（1980年卸任北大校长）风度翩翩，看上去像60岁（是年82岁），不怒自威。当时见了我有几分生气。我完全理解，他80多岁的人，那么忙，白跑了一趟北大。记得周校长跟我说：我是学物理的，物理学最重要的就是时间和地点。你在电话里说希望老校长一定出席，结果让我白跑一趟。我马上道歉，说开会时间让我弄成测不准了，万分抱歉，现在有了准确的时间地点，还是希望老校长能够支持。周校长说他那个时间已经有了安排。我赶快感谢老校长给我当面解释道歉的机会，然后告辞。
关于周校长和北大经济系陈岱孙教授（差不多是中国经济学界的祖师级人物），听过不少八卦。比如王女士和陈岱老和周校长有约，谁先去美国拿到博士回来就跟谁结婚，结果周校长拿到硕士就提前回来，捷足先登。第二年陈老拿哈佛博士回国，可惜名花有主，所以陈岱孙终生委屈，终生未娶。我听张志方讲过这个故事，后来也看到类似版本，看来流传甚广。我在北大校园里多次看见陈老，看着老先生的高大的背影，暗暗为他鸣不平。
我想这里应该澄清一下，看几个事实就清楚了：陈岱孙1926年获哈佛大学博士学位，1927 年回清华任教；周培源1928年获加州理工学院博士，然后去欧洲和海森堡（Heisenberg, 1932年诺贝尔物理奖得主，著名的测不准原理的发明者）、泡利(Pauli, 1945年诺贝尔物理奖得主, 中学就知道泡利不相容原理) 从事研究，1929年回清华任教。所以是陈老比周校长早两年回国，捷足先登云云完全不成立。时间链条也不对：陈岱老1920年去美国留学；周校长1924年才去，差了四年。周夫人王蒂澄 1910年才出生，怎么可能在十岁时和任何人有婚约，还双凤求凰？希望传闻终止于此。
对了，周王伉俪和梁思成、林徽因夫妇是好友和亲家。好像中国三四十年代的学术精英互相都认识。周培源王蒂澄夫妇相濡以沫，相亲相爱61年，直到周校长1993年去世。夫人给周校长生了四个女儿，个个如花似玉，大家闺秀。这是众口一词的，有照片为证。
请不到周校长，我就去请中国科学院卢嘉锡院长。我是成立大会当天下午去的科学院。没有预约，也无人介绍。我忘了是不是有一张北大学生会的介绍信。我说明来意，等了半小时就进去了。那会儿效率真高，政府官员架子真低。
先见到了卢院长的秘书，一位非常亲切又精明强干的年轻干部。他了解了一下情况，然后带我到卢院长办公室见到了院长本人。卢院长忠厚长者，非常谦和，亲切。老实讲，我不记得和卢院长怎么说的了，只记得当时离会议开始只有三个小时了，卢院长居然答应了我们（据后来卢院长和丁石孙校长说，当时我让他觉得如果不来北大，就对不起我。可卢院长这个决定和出席，却真让我终生觉得对不起他！因为，当晚卢院长一位好友病危，因为他来北大，结果没能见上最后一面！我为此歉疚了几十年。后来又见到卢院长，我都不敢过去问候）。他的秘书还给我20 元钱，说卢院长和他每人10 元，捐给我们。我非常高兴，感激，也已经筋疲力尽，赶快往北大赶。
不知是否忙了许久终于临近终点，我那天晚上又乏又累，忘记吃没吃晚饭。赶到大饭厅时，董部长已经带领一批保护协会的人到了，开了12 辆车，阵容庞大，还给我们带来了一部电影：《灰喜鹊》。我们有一个团队一直在现场准备大会的召开，准备得很细致。王昆、刘东周同学已经在陪黄汲清，周明镇两位老先生说话，一会儿卢院长、丁校长、董部长也来了，大家相聚甚欢。卢院长跟丁校长说北大学生真是后生可敬，后生可畏呀，看来是间接批评我了。
地质系一位姓赵的同学，非常帅的哥们已经准备好了大会议程，我把一切都交给大家就行了，一切都会很圆满。我不知是错了哪根筋，坚持要主持会议，赵同学好心提醒我，可我就是听不进去。结果我不仅没搞清楚议程，还把几位尊贵的客人都介绍错了！就跟成心捣乱，来砸场子似的。那几乎是我愚蠢自大登峰造极的时刻，不知在场同学是否记得？如今说出来，感觉一身轻！还好，我的愚蠢没有造成太大损失，师长们和同学们一笑了之，北大真是宽容。
卢院长讲话（又说起后生可畏！）和丁校长讲话中都对博物协会成立表示大力支持，董部长作为国务院大熊猫抢救领导小组组长的讲话和紧接着的捐款交接仪式把大会推向高潮，然后看电影。北大博物协会正式成立。王昆为主席，朱承、邓郎为副主席。除了我不着调，一切都好。
博物协会成立以后，以各部为单位，搞了不少活动，我记得有一次去了妙峰山植物考察和野餐。妙峰山是北大生物系植物观察基地，距离北大40 华里左右。一群人骑车沿着京密引水渠而行，一路白杨绿水，笑语欢歌，一点不觉得累（那会北京真好，几乎没有什么汽车，公共汽车非常可靠，骑车也非常方便。去北京站接人从北大走，到中关村上320，一气开到木樨地，改地铁到北京站，全程只要40分钟。根本不知堵车为何物）。
半山腰鹫峰附近有座庙，可供住宿。二战时田中角荣（后来的日本首相）曾经占领和损毁过，后来重修，苍松翠柏，世外乐园。记得那天野餐，带了口大锅。原料是兔子、猫、青蛙和老鼠等，大多来自实验室解剖动物。几十人连考察带游玩还有美食，其乐融融。
还有一次想去四川大熊猫栖息地的考察。为了攒足路费，我们绞尽脑汁，连倒爷的活都干了。张矢的（80 生物）成为零售专家，在校园里卖奶粉什么的（声明：没有打着募捐的旗号）。他一次跟我抱怨，说北大学生太实诚：一包奶粉五毛钱，他喊价一块。一个女生明明知道价格过高，可还是掏钱买了，她倒是还个价呀！我说我也不懂得还价，你就坑人吧。我又跑到中国电影发行协会，要了几个电影来北大放映，记得有《冰海沉船》啥的。拿到电影，预定大饭厅，在三角地贴个广告，然后自己卖票。当时真是自由，只要有，好像什么电影都能拉来，放什么北大也不管。
甘肃之行——北大生长环境（班，系，校），宗教，沙漠，水，生命
85 年6、7月，北大研究生会组织了一次暑期支甘服务团。当时的研究生会外联部长正好是甘肃人，姓赵（法律80，为他鼓掌！）。他想为家乡做点事，就组织了这个服务团，主要是英语教学，其次是发展潜力考察。有关这次活动，请看张京梅（英语 81）同学的《青春无悔》系列（上，中，下，后记）。我读之再三，爱不释手。女同学心细，居然保留了那么多的好照片和实物。京梅珠玉在前，我难免续貂之讥。但观察角度不同，所以想选取几个我印象深刻的剖面，回味一下那非常难忘的美好时光。
关于北大人的生长环境。北大有非常典型的三个生长环境：班级环境、系级环境和校级环境。这三个环境里度过四年的北大人结果可能大不相同。这番精彩总结，来自经济系82级的薛旭同学，当年（1985）他是北大经济学院的团委副书记，一个典型的系级和校级环境中走过四年的北大学生。
在班级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同学，往往非常专注，在专业上极有造诣。我们班同学都是为人极好的谦谦君子，我怀念和每一个人的交往和友谊，其中对我影响很大的是刘家田（班长）、戴刚（诗人阿吾）、徐建宏、张建中、马志文等同学。
我属于校级环境，认识了不少外系和不同级的朋友：许创业（法律80）；科学哲学研究会会长高庆生（物理81）也给我很深的印象；葛全胜（地球80，安徽桐城人，北大书法社认识的，85年全国硬笔书法大赛特等奖获得者，作品作为字帖出版）；学生会生活部长何江（力学79，一位非常高大的美男子，陕西人）；北大14届学生会主席朱善璐（哲学79）。
我和善璐也是不打不相识。他们14届当选之后，和同学见面，宣布自己的任务和目标，然后布置本年度工作，让大家问问题。我举手说，为什么你们本年度工作和你们的任务目标没有任何关系？善璐开完会立即过来找我，第一句话：你怎么问这么尖锐的问题？第二句话：你来我们学生会工作吧。85年 9.18 后，在校园里见到善璐，他哭丧着脸说：邓郎，我是北大头号学贼呀！我说：可喜可贺！我没开玩笑，9.18 和我当年怼中曾根一个水平，亲身经历过的同学可以写写。
在听完薛旭的高论一个月之后，我踏上了北大支甘服务团去兰州的列车，此番经历淋漓尽致地演绎了他的观点。我属于典型校级环境学生，交了很多跨系、跨年级的朋友，终生好友。但支甘服务团列车给我的感觉依然是非常美好和震撼，不亚于张京梅的感受。那是一个完美的校级交流环境，跨系，跨年级，跨男女。校园里，大家都无所谓，出了门，北大一家亲，完全像家人组团旅游，没有任何隔阂。这一路火车之旅足够大但又相对封闭的空间，足够长但又相对连续的时间（30个小时），加上足够美妙的目的地和身边足够赏心悦目的同学。上帝真是慷慨，把那么多美好送到你面前。说真的，那种美好感觉，以后都很少出现。
比如，我对面坐着一位。哪个系的？经济系。忽然想起薛旭，他是你们学院团委副书记，认识吗？当然，我碰巧是团委书记！请问大名？张志方（经济 81）。得，这奇妙的世界！从此和志方成为好友。再看这边这位，睿智成熟，风度翩翩 。谁？徐晓东（英语81）。晓东兄比我们大几岁，又当过兵，远比我成熟深刻得多。见到张京梅，又吃了一惊：北大还有这等养在深闺人未识的人物？
那趟列车，几乎是强制要求所有人做校级交流。我这种人自然如鱼得水，狠狠交了几个好朋友，除了上面三位之外，还有非常敦厚贤淑的老大姐汪宁红（英语 79，申请学校的推荐信请她修改，那才叫地道英文！）；高瘦的帅哥王忠欣（国政？80，记得忠欣不想去敦煌，我忽悠他：一个商人沙漠蒙难，忽见霞光万道，指明方向，走出困境。感念我佛慈悲，万道霞光，不知其高，遂凿洞供奉，谓之莫高，他抵不住故事诱惑，终于和我们一起去了）；秘书长张少云（国政80）；我的调研组长徐志宏（哲学79？）；张来明（法律80，来明给我讲了当年竞选的趣闻）；英语系的李迎春（82，听说托福考满分）；潘学进（82）、李咏（83级）、于妍（81级）、周培元、苏东坡（经济81）等，还有一位来自福建的研究生同学，他讲了在福建农村插队时的笑话，没把我笑死（待客上床，和主人老婆同床，第二天早晨喝凉水）。
那次火车上认识的还有于妍和汪宁红（汪姓来自女真皇族完颜）一组，在甘谷县教英语。我们调研组去了甘谷，在大象山下，渭水之滨，受到刘县长等的热情接待。县领导对汪、于两位老师的水平和教学成绩给予极高评价。汪宁红跟我说起在当地自由市场见过一个特别可爱的小女孩，还穿着开裆裤。她和于妍逗女孩说话，结果小姑娘一下给吓哭了，旁边的老奶奶马上说“心疼呀，心疼哟”。这是我第一次听到“心疼”的妙用，后来发现说姑娘美丽可爱，也说心疼。
还有几位老朋友也是那次认识的：研究生会主席齐海滨（法律78）；研究生会社会实践部长吴宏（计算机79），在摄影上有相当造诣，甘肃之行最好的照片，应该在他那里，对了，接待温元凯，他是主要负责人之一；还有一位83英语的小师弟叫于憬军，极有幽默感，他讲笑话时的动作、声音、表情我都历历在目。
据说北大平均智商130，我猜情商可能低于社会平均水平。借用《爱情故事》作者Eric Segal 的话：学生中，不少人绝顶聪明，几近天才；还有一部分就是天才，几近疯狂。总之，人才济济，目不暇给。如果您在北大几年，居然没有交几个跨系朋友，那真是入宝山而空手归，守着山珍海味挨饿。记得火车上玩一个游戏，是齐海滨介绍的。特别考校一个人的知识：你心中想一个名人（古今中外都可以），然后让对方猜是谁。对方有15 次机会发问，你只能回答是和不是。我们玩了很久，兴趣盎然。厉害的可以在第12问时直接给出答案。
去的路上还有一次小冲突。我们一路谈得高兴，引起车厢里两个非北大人的不满。两个青年，肯定不是大学生（没有歧视的意思，如果是大学生，肯定和我们聊天），看着我们不顺眼，找茬儿，吵了起来。好像主要是和我、张志方、张京梅、于憬军和徐晓东吵。我们很克制，所以没有动手，然后他们自己去另一个车厢了。军人出身的徐晓东很生气，几乎想把他们从车窗扔出去。我在想，差不多是同龄人，他们为何与我们有那么深的隔阂？因为北大人太张狂？我以为没有，我们五个人都很平易近人。当年，是否能上大学，是一个非常明显的社会分水岭。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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