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大德：世纪回眸 | 外公邓尔雅之谜（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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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公之“笔误”

     友人谈论外公的书法、篆刻时，往往质疑他写错字。如董建在《作字如治印——邓尔雅行书扇面》文（载二零零五年一月十三日《中国书画报》）中，指出了他的“笔误”，“风陈”应为“风尘”。若按此类推，外公的书法、篆刻中那就错字连篇了。难道外公真的如此没文化吗？其实人们还未读懂邓尔雅。

      外公生长在书香世家，受家风熏陶，自小对“六艺”产生浓厚的兴趣。当家庭教师为比他年长六岁的哥哥上课讲授《文字蒙求》《说文部首》等书时，他饶有兴趣地在旁边当了个“旁听生”，自言“乃翁六岁诵无邪”，自小便略知“六书”体例。人家的小孩在外玩耍，他却在家里玩弄石头，捉刀嬉戏。他更大的兴趣是读书，家里的书读完了，便买价廉的点石影印图籍来看，买不起的或其他珍贵版本古籍便向戚友借阅，以资博览。十五岁师著名学者陈东塾的高足何邹崖和黄屺香先生，因而得以继承东塾的学术思想。他嗜抽卷烟，随身带着许多烟纸，每当读书或和朋友谈天说地或在茶馆读报时，若一旦发现有用的资料，便用烟纸认真抄录下来，回家后分类整理。外游时也不忘搜集各地的民间方言、词汇，加以注音、释义。

      外公八岁便开始篆刻生涯，有“早年金石号神童”之誉（沈禹钟：《印人杂咏》）。其篆刻与书法，最大的特点是印从书出、下笔有由。下笔举刀之前，必在字源考索上下一番功夫，自言“六书”根底太相干，不考说文心未安。

招魂（附边款）1.9×1.3cm

      外公作品的署款，多把“尔雅”写作“尔疋”。“疋”字不少人以为“匹”字，因此称他为“疋叔”或“匹先生”，至今仍为艺坛笑谈。为此，友人曾专函询之。他解释如下：来函敬悉，承问疋之分别。此字即字典亦靠不住，非从篆文求之不可得也。兹另纸录呈。此弟之名字，研究甚清楚，自问不致误，非敢夸也。理应如是耳。疋音雅，正也。故与正字相近，又足也，故与足字相近。又音疏，疏字胥字从此偏旁。匹，数目字，四丈也。两信也，匹偶也，匹配也，匹夫匹妇也，马四匹谓之乘，马光影一匹长故曰匹，俗变作疋。雅，鸟名，今俗作鸦，兹将变化之次序列左……有趣的是，有数方印是以广州方言“耳瓦”入印，其中一方边款曰：“吾粤方言，尔雅与耳瓦同音，尔雅刻此，有瓦釜雷鸣感焉。”

     外公曾到日本游学，并长期生活在广东这个中西文化碰撞的窗口，因此对西方文化、文字亦有所研究，并大胆地加以吸收，融洽在方寸之间，如有一方常用印
“尔雅”，许多人以为只是取“爾”字内的四个“X”作装饰美，但他在《邓斋印媵》中注曰：“古尔字，象窗格形。” 又有一注：“似太西字母”。此确为古今中西结合的典范。

黄石山房（附边款）3.5×0.9cm

      至于《从军乐》中“风陈”的“陈”字是否笔误？恰好又有“卅功名尘与土”（见《邓尔雅篆刻集》第二十页）一印，“尘”字亦用“陈”。看来，对于这位文字学大家来说，应不至于出现这种常识性的错误。其实，外公对“”尘”“陈”是有一番深入考究的。在《洗砚池馆印句》中的“明窗陈人”印文中注曰：“陈古尘字，亦作塦，古阵字。古玺姓陈亦作塦，金文亦然。清湘上人号清湘陈人，兹仿之”。所见遗印，亦多有分别以此三种写法入印的。而在其诗作中，对 “陈” 字亦多引。如《陈子微陈嘱录近年寄怀诸作于横批，因题一律于后》，此“微陈”即“微尘”。

      至于“邓”字，乃外公本姓，故他对“邓”字之研究更深。在《洗砚池馆印句》中不仅考出了“邓”字的若干写法，而且在配字时根据自己的美学追求及受印者的对象，临移变化，从附图各印中的“邓”字，令人眼花缭乱，叹为观止。

       外公常言：篆刻“必以小学为根本者，先识字而配、而刀法，尤重在识”；“大抵印人皆小学、金石、书画诸艺旁究兼治，从无只工篆刻不及其他者，特为印名所掩耳”。篆刻、书法对于外公，除聊以帮补生计之外，更重要的是他学习、钻研小学训诂的手段。作为文字学家，追寻中国各族文字的源流、演变、考索，才是他的至高境界。他以毕生之精力，撰成《文字源流》，凡二十一册，以札记形式，每段三数百字，全书约四十万字，胜意纷呈，令人目不暇接。在近世书林印坛名家中，像先生那样深于交书之学者，罕有其匹。其手稿在外公去世后由舅氏捐给香港艺术馆，惜至今未能整理出版。

先生姓黄（附边款） 1.5×1.5cm

       邓尔雅的人物画

      舅氏曾翻出两幅画邓蓉镜公的肖像画，没有题字，也没有钤印和署款。那是按莲裳公的照片画的，复印了一份给我。很多人看了之后，用怀疑的目光问我：那真的是邓尔雅画的么？

      这幅《邓蓉镜肖像》引起人们的质疑是毫不奇怪的。因为在邓尔雅传世的作品中，以书法、篆刻为主，至于绘画，人们常见的，不外乎是三几幅山水、花卉之类题材的图画，若说人物，偶见钟馗三几幅。人物画则少之又少。因此但寻求答案，必须追溯历史。其实，外公进入公众视野，首先是画人物画的。早在一九零五年出版的第七期《时事画报》上，刊登了“本报美术同人表”，共二十四人，其中包括至今仍为人们熟悉的伍懿庄、冯润芝、葛璞、陈寿泉、陈树人、高剑父、何剑士、潘达微。而外公的名字也在首列其中：“邓溥，字季雨，人物、铅笔。”

      值得注意的是，在此表中标注画人物画的仅十人，而能“铅笔画”的仅有他和高剑父、潘达微三人。在当时，铅笔画等同于西洋画（铅笔画是西洋画入门的捷径，直到一九一六年上海美专出版的《铅笔画》广告仍称：“学西洋画必从铅笔画入手，如将铅笔画学好，不论何种西画均可迎刃而解，但所临铅笔画又须注重写生，盖所写之画稿虽一点一画，皆具真理”）。由此看来，外公在日本是吃过几晚“夜粥”的。

      不过，翻遍《时事画报》，外公在该刊署名“邓溥”发表的人物画，仅有《张文烈公遗像》一图（此前曾刊于邓实主编的《国粹学报》上，一九零七年二十三期） ，其余皆为诗文。为什么他作为“本报美术同人” 而在报上没有其他美术作品？仔细浏览，原来《时事画报》上有不少图画都没有署名的。这些无名的作品到底是出自何人之手？外公有没有匿名的作品？这已是永远无法解开之谜了。况且差不多与 《时事画报》 同一时期， 还有《滑稽魂》和《时谐画报》 ，已不存，无法追寻。

邓尔雅 篆书七言联 纵98cm 横19cm×2 香江博物馆藏 （选自岭南美术出版社《尔雅书画》）
南无宜示普门品 上乘同希自在天

      外公是否真的擅长人物画？记得母亲常说起，外公从小喜画公仔，说他很多时候以卖文为生，一写文章，喜欢配图。后来我才知道，这是我国学界“左图右史”的传统。从外公与容庚的通信中，知道他的确曾卖文为生，遗憾的是他没有留下任何剪报。我翻阅《香港华字日报》，有他不少文章，但该报从不配图，后来在《华星三日刊》等小报上，确如母亲所说，其中不少是配有图的，如谈篆刻的必配印章，还有一些以“八表”笔名发表的文章，还配上人物画的图像。但那些画的署款为手写体的英文字母“XBT”，是否他画的呢？开始百思不得其解，但当编完外公的篆刻集后，忽有所悟。

      一方面报上的图画与文章同在一个方框内，只署“八表”之名，这本身就意味着图文是同一作者。至于“X B T”，应为“八表”的签名式。从外公的篆刻作品看，由于他一生专注于研究文字学，因而在配字上疯狂地“玩”字。古字、异体字、少数民族字、外国文字入印的篆刻屡见不鲜；另一方面，同音字、象形字等也给他玩得出神入化。例如，“”爾”字，他干脆用四“X”代替(尔雅印），岑学侣的“学”字用两个“X”代替，侣字则去掉亻（岑学侣印）；又如“尔难”一印，用广州方言的“耳瓦”代之。在《华星三日刊》上的“X B T”署款，X无疑是“尔”的极简版，而“瓦”字则取象形，用两块瓦片（n n）下加一横线连在一起，变形为竖列，便成了“B”字；至于那个“T”，则釆用十九世纪末开始流行的韦氏拼音法（Wade—GilesSystem)，以邓字的拼音（Teng）取其第一个字母“T”，便是西方人名在前，姓在后的署名方式，变成“尔雅邓”的西文缩写。

      尽管这只是推理和猜测，但亦可以断定“X B T”是“尔雅画”的洋文缩写。其实，这种洋文式的签名，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西洋画和漫画中已非常流行。例如，家父黄般若的漫画中，署“”万”字时，往往以“5”字美化，署“千”时，也会以“M”这英文字母为近似音代之；张光宇的签名把“光宇”两个中文字拆解为五个类似字符，黄苗子则把“苗”字拆解为“廿”“田』作签字式。从事小学研究的外公居然也这样玩新潮，正体现了他的学问藏今古，智慧贯中西。《华星三日刊》上还刊有外公的人物画，如意笔写来的《锺馗》，如以陈洪绶笔法所绘的《屈原像》。

邓尔雅 篆书唐李嘉佑诗轴 纵105.5cm 横41.3cm   香港艺术馆藏 （选自岭南美术出版社《尔雅书画》）

雪满前庭月色闲，主人留客未能还。豫愁明日相思处，匹马千山与万山。

      回到关于《邓蓉镜肖像》是不是他绘的问题上，我之所以说肯定，一是他有不同风格的人物画作品，二是《邓蓉镜肖像》和一九零七年的《张文烈公遗像》同属摹写。只不过《肖像》是按照片所摹，一张只摹其形，另一张帽子、衣服纹理一一加工，显得特别工细。这当然不会是晚年所摹，而应该是在莲裳公去世之后不久所摹。只要有西洋铅笔画的功底，再加上其对父亲的孝心，对外公而言，应是轻而易举、游刃有余的事情。

编辑|何香

文章节选自  邓尔雅外孙黄大德：《世纪回眸 | 外公邓尔雅之谜》

（此文刊登在 中国书法关注2017.03 总3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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