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我们生在一个见火不救的城市

心有余而“利”不足，终究是病。

新加坡每年都有痛苦的那么几天，遮天蔽日的抑郁烟云，让所有新加坡的朋友呼吸之间，都能感受到马来西亚土地燃烧的味道，猝不及防，却周而复始，总能如期而至，不胜其烦，却无计可施。

百年不遇的亚马逊之火，点燃原始之光，照亮巴西政府眼中无助的贪婪。见火不救，有悖常理，但力所不及，只得在水深火热中，自谋生路。

亚马逊森林，被定位为“地球之肺”。风生火起，火借风势，绵延百里，连烧半月有余，火势不减。

按照中医的理论，肺火是指机体感受外邪或因七情内伤，影响了肺的正常生理功能后出现的以口干舌燥、咳嗽、咽痛等一系列热症为主要表现的证候。“上火”是中医学专用名词。如果出现咽喉干痛、干咳、两眼红赤、鼻腔热烘、口干舌痛以及烂嘴角、流鼻血、牙痛、大便干结等症状，中医认为就是“上火”的症状。“上火”有实火和虚火之分，肺火也有虚火和实火之分，肺热盛极化火则为实火，肺阴虚而生火则为虚火。

虚实之间，众所纷纭，终觉雾里看花。

只有在低头时，看见黑色的雨水。

巴西帕拉联邦大学的环境科学家维托尔·戈麦斯（Vitor Gomes）通过电子邮件告诉《华盛顿邮报》的记者：“大量的烟云到达圣保罗后，抬头看的天空都是一片漆黑。”

这十多天，亚马逊热带雨林遭遇有史以来最严重的火灾。烧了三周，白昼如地狱，但我们却一无所知。巴西亚马逊环境研究机构的安·安恩卡教授表示，这绝对不是一场自然发生的野火，森林火灾和开伐有很强的因果关系。

亚马逊热带雨林是地球上最大的雨林，被称为“地球之肺”。它以一己之力，贡献了地球大气层中20％的氧气，为减缓全球变暖起到了关键作用。然而，亚马孙热带雨林吸收碳排放的能力正在减弱。除了气候条件的变化、森林面积的减少和树木死亡率的提高，不断发生的火灾也进一步降低了它吸收温室气体的能力。

大火烧了三周，媒体噤声，老百姓不关注。当终于有了讨论度，追究责任时，却引发了巴西总统和各界的骂战。法国总统马克龙提出要把这次大火作为G7的讨论重点。巴西总统反驳：这是巴西的内政。

▲ 法国总统马克龙提议讨论亚马逊火灾

对环境的怨气，引起公愤。但对于救火，巴西政府似乎并不着急。能力不足？还是和利益相关？这由不得让我们想起马来西亚通过焚烧森林开垦土地，使得新加坡雾霾严重，甚至航班都受影响。

国与国，城与城之间的冲突，远比我们想象得复杂。当我们追究背后的责任，会发现这并不是单纯环保的问题。巴西因养殖业缺地，不得不采取开伐，经济、环境、人文......每个国家，每个城市的发展，都是一个由多方面构成的整体。但毫无疑问，亚马逊森林正在向我们传递求救信号。

城里人的眼神，聚焦于野外的荒烟。读不懂的城市，更看不清城市之外的扑朔迷离。人与自然，城市与乡村，蝼蚁与宇宙，总是在人们一遍遍的讨论中，似是而非地无果而终。

城市的底色，能否与城市之外的空间交相辉映？我们在与自然相依为命地链接与纠缠中，能否与城市相敬如宾？城市的治理，可否赋能于大自然的回馈？执政者治理的长期主义理念，能否稳中求胜，留希望于未来。

我们在讨论城市时，其实是在讨论整个人类。

刘  科

院士，南科大创新创业学院院长

国家千人计划联谊会副会长

以前，我们都在山里挖矿，现在我们可以在城里挖矿。中国工程院的陈勇院士，提出一个概念叫“城市矿山”。从山里挖来的金属，都成了大家手上的电子产品。产品是有周期性的，过期后，这些“矿”能够被回收利用，可以真正做到循环经济。我现在是一家环保公司的小股东，投资他们做垃圾发电，正在开展一种很干净的发电形式。像论坛提到的地沟油生产生物柴油，和垃圾发电都已经开始实行了。

所以当上海朋友给我发很多垃圾分类的段子时，其实我是支持的。因为只有做了垃圾分类，城市矿山等一系列工序才能发动起来，人们才能够可持续地把这种循环经济来做好，而这需要媒体去改变每个人的理念，培养公民意识。

我在纽约留学时，哪怕是来参加联合国大会的元首，也要遵守纽约的城市规则，堵车，照样堵车。在哥本哈根上班时，街上都是骑自行车的人，它的地铁站，火车站专门有停自行车的地方，我觉得很美。在日本，垃圾分类已经实行了很多年。你在日本搭扶手电梯，他们都会自觉站在右边，不影响左边的行走。很多关于环保、关于垃圾分类的知识，都可以通过媒体和教育去慢慢教给孩子。

但在中国，公民意识培养是缺失的。

▲ 哥本哈根人骑自行车上班

比如餐桌上的浪费，中国文化希望让大家去分享，但是假如全中国13亿人都这样浪费，影响是难以估量的。一方面用化肥消耗土地，消耗很多的能源，去产生污染，一方面这是巨大的浪费。我们应该教育公民，打包是很光荣的事，不是没有面子的事。这种社会文化、公民意识是要靠从小培养的，通过媒体去传播，慢慢形成一种健康向上的文化。

当然，这个意识和文化应该是所有人都该培养和具备的。市民尽一己之力做垃圾分类，企业争取再生能源的研究，而政府也应该对城市有个好的规划。政府、领导人的公民意识，体现在对自然、对环境的尊重。

▲ 日本垃圾分类令旅客叹为观止

再过50年、100年，交通仍然是城市发展的重要因素。为什么香港澳门发展起来了，珠海没有？因为珠海的港口过一段沙子就堆了，必须把大船清理，但香港、深圳，像盐田港，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就是这么个简单的自然规律。那对珠海的规划，就不应该强行逆向自然，而是另辟蹊径。

不强求，是对自然和环境最大的尊重。

这个社会的变好，并不是都需要5G、人工智能这些非常高的技术才能起作用的。人要先学会和城市相敬如宾。

韩云波

中国武侠文学学会副会长

西南大学中国侠文化研究中心主任

西南大学文学院教授

西南大学期刊社编审

大概在二十几岁的时候，我读金庸先生的《笑傲江湖》，读完特别感动。令狐冲那种无所畏惧、执着追求的精神让我顿时获得了精神力量。这种力量可以支撑着我不畏艰难。怎么说，假如不出差，我一年有360天都在办公室上班。所以我觉得侠是一种人格力量。它本身并无一个系统的理论体系，是通过行走天下来展现它的人格精神。

当年孙中山在创建民国的过程中，他就尝试去发动像洪门、天地会这样的社团。那时候，在社会动员还没有深入到社会的每一个毛细血管时，侠确实还是一种实体的存在。

但现在，“侠”更多是一种精神力量。在城市化的发展进程中，这种精神力量比在农业社会要更加深刻，更加凸显。

▲ 孙中山与同盟会

重庆是我长大的地方，耿直、豪爽的重庆个性，很难说对我没有影响。在重庆，心灵的压迫感不明显，所以老百姓的日子过得很快乐。这跟重庆过去那江湖文化的底色有点关系。虽然江湖文化从底层的角度看，是不守法治、打架、黑社会；但是当文化水平提高以后，江湖文化本身的凝聚力，会变成一种勇气，一种侠义，成就像红岩烈士这样的英雄。

▲ 《火锅英雄》展现的重庆市井和江湖气息

除去我土生土长的重庆，真正佩服还有湖南。当时去绍兴参观秋瑾被斩首那个地方，我感受特别强烈。秋瑾也好，谭嗣同也好，那一辈人，都是以“侠”自称。他们期望以死来唤起清末的国人。虽然他们的死没有在短时间内起作用，但从长远来看，他们的精神是在持续发挥作用。所以当年才有毛泽东的“会当击水三千里，自信人生二百年”，有周恩来的“梦想赤色的旗儿飞扬，却不用血来染他，天下哪有这类便宜事？”

而在中国当代，最能体现“侠”精神的城市，是深圳。深圳很年轻，没有包袱，有一种敢为天下先的精神。在古代，侠是一往无前的。哪怕在深山老林，也要练出一个道道来，然后去找人比武。侠是真正的理想主义者、真正的人文主义者。这种理想和人文，建立在侠的“敢想敢上”。像深圳这种城市，它敢为天下先，敢闯、敢干、敢试，这也就是侠的精神。

一个城市的发展，可能有体制、地理位置、大背景的因素。其中还有一个因素，就是市民精神。只要这种精神不堕落、不沉没，即使城市遇到挫折，还是会重新崛起。

陈  抗

经济学家

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中国项目主任

在新加坡，上世纪60年代建的地铁，会规划到2046年。温室效应、北极冰块的融化、海平面上升会带来的问题，都被考虑进去了。所以在当时，政府把很多道路垫高了，未雨绸缪。

我在新加坡生活了将近30年，在这里的工作和生活基本建起我人生的框架。在这个城市里，很重要的一点——发展很平稳，没有大起大落。这和新加坡的长期执政有很大的关系：一是城市国家，二是李光耀。

不像中国大陆，在小地方做好了，可以升到省里，升到中央去，新加坡太小了，没什么地方可去——那就一辈子好好服务这里吧。所以在新加坡，领导人都有比较长远的看法。规划是50年，就按照这个规划去执行50年。而不是说，换一批人，换一个做法。

▲ 新加坡

现在常说的千城一面，其实和领导人有无长远规划有很大关系。如果领导人只在这个城市待个两三年，换到下一个城市，又待两三年，没有长远的规划，就可能导致羊群效应，看别的城市什么做得好，我也来做。“眼看着你拆迁，眼看着你盖高楼，眼看着你调职”，这是大多市民的感受。这样下来，城市本身的传统文化、本身的特色，可能没办法沉淀下来。

如果领导人是这个城市土生土长的，会有感情和热情，去注重保留城市本身的特色。但如果是外来的领导人，需要一个较长的时间，去了解这个城市，认真规划。否则，就会出现千城一面。

▲ 《风中有朵雨做的云》展现的广州冼村拆迁

领导人得安心于各个岗位上把自己的工作做好。如果人心浮躁，打一枪，换一地，可能没办法做好。领导和整个城市的稳定和长远，对城市里每个人都很重要。这样的城市气质和状态，使得市民都有一个比较稳定的预期，去对个人发展进行规划和实现。

这种稳且远的新加坡精神，也是新加坡人的精神。当年被马来西亚赶出来时，李光耀说：“新加坡能不能生存下去，就靠我们了。”所以，新加坡人其实心里是憋着一股气的。每个人都希望让新加坡这个故事可以讲下去。这就是新加坡经验。

郭仁忠

中国工程院院士、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

中国地理信息工程专家

城市发展最大的问题，其实是空间问题。资金、人口、社会经济活动的聚集……一系列城市问题，都是物理空间带来的问题。但现在，我们逐渐进入了信息社会，有了第二空间——信息空间（赛博空间）。在信息空间里，是无限的，没有约束的。

信息空间的发展，会改变城市的系统管理，城市服务的云端化，让我们可以在信息空间做很多事情，比如支付、搜资料等等。信息的进步，会极大地改变社会的运转方式、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休闲方式……

有了第二空间的发展，城市管理会逐渐系统化，带来的是城市管理的高效、信息传递、沟通的流畅。

城市管理的趋同，可以促进城市的分化。

▲ 近年出现对千城一面的担忧

不同的城市由于它不同的地理位置、文化历史底色，自然形成不同的气质。像深圳，它的发展借鉴了很多香港经验。而大陆很多城市借鉴了新加坡经验。但这些经验来到新的城市后有点水土不服，所以要根据城市自身的文化、历史、地理位置和资源条件去进行适应性的提升和改造。比方说，大陆的城市不可能像美国那样，每户人家住一栋别墅，我们只能住高楼的公寓。这些都和中国的国情有关。

城市管理的方法论是具有共性的，这是趋同的一面；但每个城市都要结合自身历史文化背景、各种资源条件，去寻找一条发展道路，这就是城市的分化。

美国的硅谷、中国的深圳，是产品中心；澳门和拉斯维加斯是会展业、旅游业、休闲业的城市。没有一座城市做什么都强，就像人一样，不可能每方面都比别人强。所以，让城市找到自己，做到最好。 

趋同与分化并存，我认为是未来城市的方向。

不同角度，不同方面，终须磨合，才能构成城市的整体。

每个城市都是整个世界，每个人都是整个人类。

还是要关心四方，付诸行动。

撰文丨友话直说 & 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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